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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来北京那会儿，我家住在钱粮胡同东口的鸿顺煤铺，这是一家有着近二百年的老字号，1838年清道光年间就有了鸿顺煤铺，那会儿北京只有两家煤铺。据民俗学家常人春先生在《旧都百行》中考证，当时北京最大的煤铺只有两家，一个是内城东四牌楼钱粮胡同的鸿顺煤铺，另外一个是外城观音寺的大德生煤铺。造成这种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北京没有通火车，能够把西山的煤运进城里的唯一办法只能是驼运。 直到1910年，老北京的煤铺发展到了十几家。几年后又建成了环城铁路，而且与京张铁路接轨运营，京西的煤炭不再用骆驼拉运，而是改用火车直接运到北京，并在安定门、东直门、齐化门外的铁路旁陆陆续续建起了煤栈，据查先后有同兴德、广盛隆、德丰源等三十多家煤栈开业。煤栈将整车皮的煤炭卸下，然后再批发给各个煤铺零售。到1949年解放时，北京的煤铺已经从七十多家发展到了四百多家。 鸿顺煤铺有三扇临街的铺面大门，不过只开了中间的一扇，大门上写着“鸿图永立无疆月，顺意随生有道财”的对联，两边的大门紧闭着。铺面房里有一间东房，一间正房和一间西房，东四各住一户人家，三家共用外面四五米的过道，过道两侧都是各家存放的破旧物品。我家住的是正房，房门的上面有个佛龛，十几年从来没有碰过，只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搬凳子看了看，摆着一只大香炉，供奉一尊菩萨的画像。 我家东面就是煤铺的加工厂，小时候经常去煤铺里玩耍，原来是手工摇煤球，后来逐渐用机器来压煤球，机器压的不结实，用脚一踢就碎。后来听煤铺掌柜的说，黄土放多了不好烧，黄土放少了压不瓷实。后来师傅们改造蜂窝煤，在地上挖个大坑，大坑半旯架块木板，把蜂窝煤的模子嵌在木板里，然后拿块木板去刮煤沫子，等模子里的煤沫子满了，上面再压块铁板往下砸，直到砸瓷实了，用脚一蹬就把蜂窝煤从上面顶出了模子。后来改为了半人工的机器“砸”，每天煤铺里传出的都是咣当咣当砸蜂窝煤的声音。 五十年代初刚来北京那会儿，家里只有一个小火炉取暖，屋里很冷，家里穷买不起棉褥子，冬天为了取暖，床单下面铺的是稻草帘子。那会儿晚上外面很冷，又不能出门去玩，而屋里面也不暖和，所以吃了晚饭就让我躺下钻被窝里睡觉。因为我睡在床铺最里面靠着西墙，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要用手掀起床单拽出一两根稻草玩，时间长了，里面就总是塌下一块，没有几天妈妈就要重新续一些稻草。 稻草睡得时间长了，就会变得非常潮湿，每过一段时间妈妈就要把稻草搬出去晒晒。那会儿我家虽然住的是鸿顺煤铺的正房，但房间也就十几平米，西边是一张大木床，南边是几扇大窗户，窗户分上下两层，下层是死个搪儿的，上层是活的可以支开。正对着房门紧挨着木床的是爸爸的书桌，书桌东边是个大木箱，木箱上面是爸爸的几只破皮箱。一进门的左面是小火炉，房屋当中摆放着一张八仙桌，这也是我家吃饭和我画画的桌子。 记得那一年冬天，有一天太阳暖洋洋的，妈妈决定把稻草都搬出去晒晒。那会儿我家对门是卫生局的墙根儿，马路牙子很宽，而且正好有根电线杆，电线杆斜拉着一根加固的钢筋，之间正好有两米左右的距离，我们就在之间拉了一个绳子，专门晾晒衣物。那天我帮着妈妈把稻草帘子摆在马路牙子上，妈妈让我拿出个小凳子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看着，到中午吃放的时候，妈妈叫我去吃饭，就这么一会儿功夫，草帘子就让人抱走了一捆。 这个时候就听见外面有人叫我吗吗：刘太太快出来，你家的草帘子让人抱走了呀！我和妈妈赶忙放下饭碗往外跑，就看到外面沥沥啦啦的稻草洒了一路，看方向是往西边跑了，这个时候在我家西屋住的姥姥也跑出来了，妈妈托付姥姥照看一下我，就顺着稻草遗撒的方向追了下去，不一会儿的功夫，妈妈气喘吁吁的回来了，说都追到西口了，也没有看到拿稻草的人影子。 夏天的时候，妈妈就把那些草帘子打起了捆儿，用破铺衬包了起来塞到爸爸的书桌下面。那会儿夏天的降温主要是蒲扇和凉席，那时胡同里几乎没有车辆通行，一到晚上吃饭以后，就把凉席拿出来铺在胡同的马路上，一个个横七竖八的躺在凉席上乘凉，一面摇着蒲扇，一面听着大人讲故事。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就放盆凉水，把毛巾打湿了披在肩膀上。有时听故事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到了半夜再被妈妈抱进屋里睡觉。 那会儿的凉席都是草席，把一根一根草用细绳编织在一起，两边用布条锁上边。草席一般都是一米来宽，是不能折叠的，只能卷起来立在家里的角落里。草席时间长了最容易破的地方是布边，由于线扎上的只是草根头儿，慢慢地就分开了。晚上躺在席子上自己玩的时候，就专门寻找开裂的地方，有意识地去加快它破损的速度。
那会儿家里只有房中间有个灯泡，有时候还经常停电，所以常备的照明是蜡烛。我记得那年我已经快上学了，妈妈每天去街道上班，我每天跟姑姑去东四七条她的画室玩，傍晚姑姑再把我送回来。有一天早晨妈妈去街道工作，让我一个人在家等姑姑，那天不知道弄什么，我点了一根蜡烛在玩，突然听见门口姑姑叫我，我赶快吹灭了蜡烛就跑出去了。
那天姑姑下午有事，不到中午就送我回家了，刚刚走到钱粮胡同东口，就看到我家门口一堆人正在往外搬东西，我们急忙过去问怎么了，他们说我家着火了，我赶快穿过人群跑进屋里，只见屋里地上都是水，爸爸的书桌也熏黑了，妈妈看见我回来劈头就问我是不是玩蜡烛了，看到妈妈生气了，我哇的一声就哭了，我一边哭着一边说我把蜡烛吹灭了才走的。
后来才知道是我吹蜡烛的时候，火星跑到了书桌下面的稻草里面，开始只是冒烟，屋里的烟跑到外面，借壁的姥姥赶快跑去把我妈妈叫回来了，妈妈把门打开的瞬间火苗子才窜起来，妈妈也顾不了那些，拿起脸盆就往水缸里舀水，一盆水泼下去火苗就扑灭了。这个时候大家才七手八脚的帮忙把箱子里的东西搬出去。
说起着火，住在钱粮胡同的时候，还真见识了一次真正的大火。记得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那年冬天我生日那天，下午我去茅房大院上茅房，那个茅房是东西走向的，屋顶很高，屋顶上有一溜天窗，蹲坑是在南侧，我们正好能够看到北侧的天窗，那天突然看到天窗和墙上反射的红光，不知道谁喊了一句：“着火了！”我们呼啦就跑出去了。
我们一大帮人跑到大街上，就看到宏仁堂北边旯的服装厂火光冲天。据查：大火准确时间：1964年11月11日下午5时零5分，位于东四北大街的北京童装厂第一车间（制作棉服车间）因漏电失火，烧死6人，烧伤3人，烧毁房屋16间、缝纫机52台、半成品服装1909件。事发后，北京市有关领导及时赶赴现场，指挥扑救并处理善后。
如今的鸿顺煤铺已经变身为一家寿司餐厅，名叫“然寿司”。老板叫鄂然，是北京人，在2002年之前，他在北京当时最专业的日餐厅干过几年，后来觉得自己这辈子可能也干不了别的了，于是就把攒下来的钱变成了学费，交给了东京一家叫做“服部”的餐饮学校，在那里学习了4年。回到北京后，开始在一些日式料理做厨师，后来在这个有着二百年历史，仅仅三十多平米的煤铺铺面房里，开了北京最小的寿司店，据说只能容纳八个人，每人套餐价一千五百块，酒水还不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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