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官云珠（1920年—1968年），原名韦均荦（音同洛），江苏江阴人。电影代表作有《太太万岁》《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南岛风云》《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1962年，被文化部评为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1968年11月23日凌晨，跳楼自杀，终年48岁。 罗兰·巴特说，公共历史是一种不可经验的虚构，真实存在的只是无数小历史的鸣响和嘈杂的和声。 这或许是贾樟柯拍《海上传奇》时的信念。他用了3年时间，采访了100多个人，最终选择了18个，剪接成一组参差的上海故事，关于资本家、工人、政客、艺术家，关于革命、解放、“文革”、浦东新区。 韦然被叫到兰心大戏院的时候，没做任何准备。舞台上轨道都铺好了，他坐在一把折叠椅上，开始回答镜头外的提问。一个多小时后，贾樟柯走出来，说这一段一定用。  韦然，生于1951年，原名程彭，乳名灯灯，上官云珠与程述尧之子，退休前任职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图文1963年在上海过暑假时，韦然与妈妈、姐姐合影。 “他知道兰心大戏院之于我妈妈的意义。”韦然对《环球人物》记者说。1950年2月，演员上官云珠在兰心大戏院排练话剧《红旗歌》时，结识了剧院经理程述尧。不久二人结婚，婚礼就在兰心三楼的排练厅举行。一年后，韦然出生，因为演员吴茵送过一对床头台灯，就起了“灯灯”的乳名。 今年是上官云珠诞辰100年，也是妈妈离开他的第五十二个年头。 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电影明星之一，上官云珠去世时，家中没有一张照片。韦然对妈妈足迹的追寻，就这样从零开始。他需要在那些截然相反的轶闻与揣测中、在“无数小历史的鸣响和嘈杂的和声”中，一点点拼凑关于妈妈、关于家族的历史，尽管这段历史里包含着最令他难过的时光，每一次讲述，“都一样地痛苦”。 脱胎换骨 爸妈离婚时，韦然只有1岁多。 家里曾经的温馨，都是后来听说的。那时，他家住在复兴西路147号一幢公寓的三楼，家里有三个保姆，还养着一条德国猎犬。上官云珠与第二任丈夫姚克的女儿姚姚那年8岁，和程述尧要好得如同亲父女。 程述尧在北京的四合院里长大，滑冰、骑车、打拳、跳踢踏舞，什么时髦玩什么，考入燕京大学后，也是学校里的文艺骨干，曾和黄宗江、孙道临、于是之等人一起演话剧。 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他被人举报，贪污了3年前的一笔演出款项。过惯了大少爷日子的程述尧，说不清过手的账目，又厌烦没完没了的审查，于是一口应承下来，凑了690余元交给剧院，这样一来，反倒坐实了罪行，被解除了经理职务，留在剧院管制劳动一年。 当时的上官云珠，正艰难地进行着从旧上海女明星到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蜕变。她褪去精致的旗袍，换上简易的列宁装，成为《青春电影》的封面女郎；她拼命地下工厂、农村、部队，参加各种慰问演出，甚至累出了肺病。此时此刻，她不能容忍丈夫戴着“贪污犯”这顶帽子，向程述尧提出了离婚。 家就这样散了。灯灯跟了爸爸，姚姚跟了妈妈。不久，上官云珠开始和上影导演贺路同居，程述尧解除处罚后，调到了衡山电影院，后经人介绍，与吴嫣结婚。 吴嫣的前传是上海滩著名的交际花，二十出头嫁给了周佛海的机要秘书孙曜东，在各界名流间周旋，是孟小冬、蓝妮、福芝芳的小姐妹，张伯驹亲授的弟子。上海解放前夕，曾协助潘汉年做地下工作。 对这一次婚姻，北京老家的长辈们无法接受，“爷爷就专程到上海，接我回北京，那时我还不满4岁”。  上官云珠家，北京建国西路641号（高安路口），摄于2005年。 在北京，韦然住在一个独门独户的四合院里，接受的是传统教育，站要站直，坐要坐好，饭桌上手肘不能撑开，吃菜时要一筷子夹起来。平日里，他临帖写大字，看曾祖父圈点过的《古文观止》。在大学教书的叔叔放暑假回家，会让他和表哥每天背一首唐诗，早上布置，晚上坐在院中乘凉时检查作业。  1956年，韦然与父亲在北京家中橡皮树前。 有一次，奶奶带他去东安市场，回家路上碰到了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小姑姑和一帮同学，说要去看《南岛风云》。“这是我看的妈妈的第一部电影。”韦然说，“看到妈妈被日本鬼子追赶，扑倒在地，我抓着两边人的手，大叫着跳了起来。” 正是这部电影，让上官云珠在新中国影史上星光大放。第一次出演“党的女儿”，她“一方面感到万分高兴，另一方面又抵制不住内心的惶恐”。1955年春节刚过，她便跟着剧组到了海南岛，跟着乡亲们下田、放牛、插秧，回到上海，一张白脸晒得通红，整个人干瘦憔悴。 她是以脱胎换骨的形象出现在影片中的，柳叶弯眉变成了两道浓眉，轻摇漫步变成了风火疾行，特写镜头里一脸坚毅。演员黄宗英看完电影，大为感慨：“上官，你是旧社会过来的演员里，第一个在银幕上主演兵的。上官，只要努力，咱们是可以演好工农兵的啊。” “从世俗带过来”的好 同为40年代初期“下海”的女演员，受过教育、思想“左倾”的黄宗英，起初不大看得起从底层挣扎出来的上官云珠。 在散文《星》里，黄宗英描述了上官云珠早年的一次“亮相”。那是拍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时，上官云珠第一次到昆仑公司报到，“穿一身剪裁考究的乔其纱镶细边的长旗袍、绣花鞋，梳得乌黑光亮的发髻上簪几朵雪白的茉莉；她轻拂一把精镌的杭檀香扇，扎过眼的耳垂上，嵌着小小的红宝石”。导演郑君里吓了一跳，上官一笑：“不正派，是吗？你们不就是让我来演这样的角色吗？”  上官云珠的银幕角色，从左至右依次为：《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接收夫人”何文艳、《万家灯火》中的贤妻良母若兰、《南岛风云》中的女战士符若华。 “她，俗到极致反倒颇为不俗了。”黄宗英写道。 作家阿城说，民国电影演员的好，比如阮玲玉、石挥、赵丹、上官云珠的好，都是“从世俗带过来的”。 1938年，18岁的上官云珠跟着丈夫张大炎、抱着一岁多的儿子，躲避战乱，来到上海。为了生活，她在一家照相馆做开票员。照相馆里常有明星出入，勾起了她的幻想。那时，她还叫韦均荦，讲一口苏州方言。为了实现“明星梦”，她考入华光戏剧学校，苦练国语。 1941年，她拍了第一部电影《玫瑰飘零》，“上官云珠”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演员表上。那两年，她演的多是跑龙套的小角色，合作过的导演背后说她“不灵”，不是做演员的料。 丈夫也不快，他需要一个安分守己的家庭主妇，而不是一个抛头露面的明星老婆。冲突的结果以离婚收场，上官云珠坚持，一定要吃拍戏这碗饭。 不久，她与第二任丈夫姚克结婚。留洋回来的文人姚克，搞翻译，写小说，也创作剧本。在他的引荐下，上官云珠加入了天风、苦干等职业剧团。剧团到外地跑码头，常遇宪兵、警察、地痞们纠缠，每次都是上官云珠出面，虚与委蛇，巧妙周旋，让戏能一天天演下去。 1945年，上官云珠随南艺剧团远赴华北、东北巡回演出，在内战的缝隙中四处奔波。等她回到上海，发现丈夫已与另一位女士恋得火热。 黄宗英描写的那次浮夸“亮相”，发生在1947年。那一年，上官云珠27岁，有3部新片上映，她是《天堂春梦》里满身俗气但不失朴实的龚妻，是《一江春水向东流》里妖冶骄横的“接收夫人”何文艳，是《太太万岁》里作风浮浪又深藏痛苦的交际花施咪咪。这一年，她加入了左翼电影阵地昆仑影业公司，步入蔡楚生、郑君里、白杨、赵丹、黄宗英等进步影人之列。 在“出名要趁早”的年代，上官云珠的“高光时刻”来得太晚，因此格外努力。在1948年的片单中，她是《万家灯火》里的贤妻良母，是《希望在人间》里的知识分子，是《丽人行》中的纱厂女工，也是《群魔》里的妓女小白菜，手夹香烟，双眼迷离，令人想起阮玲玉的《神女》。到了1949年拍摄《乌鸦与麻雀》时，她演了一个中学教员的妻子，在公用厨房一身短打，与邻居有说有笑，打成一片，外出时西式大衣一穿，腋下夹着小羊皮皮包，又是一派摩登知识型上海太太的风华。 从被批评“不灵”到能演绎千人千面，上官云珠走了近10年，没有根基、没有背景，也不是洋学生，只能靠自己。进入新中国，自称“大俗人”的她还是只能靠自己，以演技傍身，抓住一切机会在新的银幕上亮相，“做一个不被观众抛弃的演员”。 “妈妈几次家庭变故都是为了演戏，最早和张大炎分手，儿子不要，是为了演戏，后来跟我爸分手，儿子不要，也是为了演戏。”韦然说，“她这一辈子不要命地要演戏，大概也是为什么能演得好的原因之一。” 陨落 韦然再回到上海，已是1961年的春节。之前的5年里，上官云珠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去布拉格参加了国际电影节。程述尧则在衡山电影院做着小职员，老婆受“潘扬案件”牵连关在提篮桥监狱，释放后还要去农场干活。 以后几年假期，韦然经常住在妈妈家。他们常常在晚饭后去散步。“有时候摘几根柳条编顶帽子戴上，追来追去很高兴。回来洗完澡，妈妈把我抱在怀里，姐姐坐在旁边，三个人在阳台上回忆我上托儿所时背的歌谣：老黄牛肥又大，土改以后到我家。” 1962年春夏之交，全国大小电影院里，几乎同时挂上了刚刚评选出来的“二十二大电影明星”的大幅照片，上官云珠也在其中。她始终没有“大牌”的架子，对每个人都很好。剧组成员下地方拍戏，她自己掏钱，买许多牙刷毛巾，装好一个个网兜，送给美工和剧务们。南方农村阴水寒天，她就缝制一种细布绒里的薄丝棉袜送人，大家开玩笑地命名为“上官袜”。 1964年，上官云珠在谢晋的《舞台姐妹》中，出演“越剧皇后”商水花，多数时候一动不动，默默无语，仅靠眼神与神态，展现一个受尽玩弄、人老珠黄的伶人。上吊前那一场戏，她坐在镜子前化妆，像一尊行将就木的雕塑，脸上是绝望、凄怆与仇恨。 银幕之外，她的艺术生命也在走向终点。1966年2月，她被确诊为乳腺癌，做完手术，病变组织又转移到大脑，醒来后几乎不认得任何人。一个月后，她给小儿子写信，说已经认得300个字。 那年夏天，上官云珠在建国西路的公寓里，一到四层楼道的墙壁上，全是她的大字报，工厂、学校、街道的抄家队一拨拨地来。一开始，她还能在家养病，后来只能拖着绵软的身体到厂里接受训问，回家还要写交代材料。她最后的岁月，亲人、爱人和三个孩子都没在身边，留下的只有众说纷纭的传闻野史。 1968年11月23日凌晨，上官云珠从自家窗口跳了下去。她落在楼下小菜场的一个大菜筐里，当时还有意识，向围上来的人说家里的门牌号码，等到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到医院，已经没救了。 1969年1月，在山西插队的韦然接到姐姐姚姚的来信，让他回上海一趟。他坐了两天两夜火车，几乎站到了上海。姐姐一见他，抱住他就哭了。 后事是姚姚的男友帮忙处理的。一周后，韦然把姐姐送上开往安徽溧阳农场的汽车，自己买票回了山西。 相比上官云珠的决绝，程述尧始终逆来顺受地面对一切打击。被打倒后，他做过拿着手电、带观众进场的领票员，还做过“跑片”，每天骑着摩托车，到各个影院送拷贝。逢到休息天，他就在家看书喝茶，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自娱自乐。有时从肉摊上搞到一些猪内脏，吴嫣就想办法做成一锅“全家福”。还有一次，他们用羊板油来炼黄油，抹在面包上，吃得很香。 “每天晚上睡觉前，我爸会很开心地说一声——这么一天又过去了，平安无事去睡觉。” 幸存者 1975年，韦然回到上海，在街道里弄挖防空洞。他和姐姐约定好，以后要一起面对困难，相依为命。 半年后，他被分配到上海感光胶片厂，姚姚的工作也有了着落，即将到浙江歌舞团开始新生活。离开上海的前一天，她骑着自行车出门，路过南京西路时，雨衣被一辆卡车的钩子挂住，人被卷入车轮下，当场殒命。 1977年，程述尧从徐汇剧场调到了日晖电影院。“那是一个正在重建的电影院，工地上弄来一辆破旧的公交车，每天晚上，我爸就住在车上，值夜班看守工地。”韦然下了班，就骑车跑到工地，和爸爸聊一会儿。雨季的工地一片泥泞，夜幕中只有车厢窗口透出一点灯光，“像一湾渔火在角落里闪烁”。 姐姐死后，韦然就生出了离开上海的心思，改名换姓，几经周折，终于回到了北京。 1993年，程述尧去世，两年后，吴嫣的生命也走到终点。韦然把他们的骨灰送到了苏州上方山公墓安葬。墓地是老两口自己选的，墓碑上的照片也是生前拍好的，女在左，男居右。墓园的师傅告诉他，照片排列的顺序，是两个老人当场剪刀石头布定下的。他后来为父亲写了一本传记，书名“带雨云埋一半山”，出自辛弃疾的《鹧鸪天·送别》，还为吴嫣写了一个小传，附在书后。 1998年，上官云珠逝世30周年，韦然写了第一篇关于妈妈的文章。4年后，他回到上海。导演吴贻弓想拍一部关于上官云珠的电影，那几年，他们一起走访了很多健在的老影人，看上官云珠住过的各处房子，“怕之后被拆掉，还带着剧组先拍下来”。 后来吴贻弓患了癌症，电影没拍成，那些老房子倒是一直保存完好，“这一点上海比北京强，有一些街区、建筑是永远不改的”。韦然有时路过母亲和姐姐当年住过的地方，会停下来为那些房子照一张相。 作家陈丹燕有一本书就叫《永不拓宽的街道》。她写了上海的18条街道，“淮海中路”那一篇，写的是韦然。 在写作关于姚姚故事的《上海的红颜遗事》时，陈丹燕和韦然进行过很多次长谈。韦然对她说，我活下来，就是为了把他们的故事说出来。“要是我这样普通的人不做这样的努力，普通人的历史就会被永远淹没。”至于个人在回忆中的痛苦和煎熬，他说，“我可以承受”。 “幸存者的责任，就是与忘却做天长日久的斗争，他们和纪念碑一样，永无轻松的可能。”陈丹燕写道。 2001年，韦然在上海青浦福寿园为上官云珠做了一个衣冠冢。在她周围，都是生前的同事好友，金焰、沈浮、张瑞芳、魏鹤龄、桑弧、谢晋、顾也鲁……他去祭扫时，常常发现妈妈的墓前放着一枝花。 墓碑是他设计的，请人照上官云珠的照片做了一座浮雕，下面只写了生卒年，没有文字。碑顶不是平整的，打了一层毛茬，像一块被割断的石头。 “就好像她的人生，”韦然说，“是一块断碑，没有看到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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