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上官云珠，寻找一滴水的死

▲ 左：韦然；中：上官云珠；右：姚姚

需要像花时，她便美艳、绽放；需要像草时，她便卑微、柔顺；需要像铁时，她便坚硬、凌厉——她是生存能力超强的女子，在新旧两个时代，都能挣得一席之地，并发出光来。然而当真正的暴风骤雨来临，她的消散与毁灭，却轻易得如一滴水。

《冷暖人生》播出《母亲上官云珠》、《上官云珠和她的女儿》——

韦然

韦然，今年65岁，上海人。他随母姓，母亲名叫韦亚君。她还有一个更为人所知的名字——上官云珠。 1978年12月，韦然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通知，参加母亲的平反追悼会。他吃惊地发现：追悼会上，因为找不出一张合适的照片，上影厂只能将上官云珠档案里的一寸照翻拍、放大作为遗像，遗像上面还带着钢印。 “我妈妈是个电影演员，没有一张照片可以挂在灵堂里。文革的时候怕被牵连，能烧的烧能撕的撕，全毁光了。那么我想追寻妈妈的踪迹，等于要从零开始。”

▲ 上官云珠追悼会现场

韦然是上官云珠和第三任丈夫程述尧所生的孩子，出生一年，父母就离婚了。韦然跟了爸爸，后来又被送到北京，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他对母亲的记忆，只有她偶尔来北京出差的探望，和自己寒暑假回上海的团聚。 “小时候妈妈到北京看我，我怕生不愿意见她，她就说‘我走了’，其实是躲在柜子门后面，像和我捉迷藏一样……有一年暑假，我、妈妈和姐姐洗了澡坐在阳台上乘凉，回忆我在幼儿园学过的歌谣：老黄牛肥又大，土改以后到我家……” 有关母亲的所有回忆，韦然都记得极为清楚，他说“因为那太少了，真的屈指可数”。而这所有的回忆又都是温暖、明亮的，“母亲在我面前永远是慈母”。韦然小名灯灯，不论对他还是上官云珠，这双方共同拥有的、少得可怜的回忆，都是彼此生命里微弱的灯火。 1968年11月23日，上官云珠在上海跳楼自杀，死前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母亲因何而死，那个人们口中的“大明星上官云珠”又是一个怎样的人？成年后的韦然开始了艰难的追寻。

张其坚

张其坚，79岁了，还在开车。他的眼神里永葆一份与沧桑世事不符的单纯。他是上官云珠的大儿子。 上官云珠1920年出生于无锡长泾镇，16岁嫁给了第一任丈夫——同乡富绅张大炎，第二年，张其坚出生。同年，七七事变，抗战全开。上官云珠的一个姐姐在日军轰炸中遇难，之后，举家逃难，终于在1938年落脚上海，住进平民聚集的庆福里。张大炎教书谋生，上官云珠则在何氏照相馆当开票员。

▲ 1939年上官云珠在何氏照相馆

庆福里如今还在，上海长乐路旁的一个弄堂，一排排两三层的老旧楼房，现在居住的，依旧是上海平民。对于母亲的回忆，张其坚要比韦然多一点： “妈妈要去照相馆上班，学自行车，一个白色的女车，在弄堂里骑过来骑过去，我爸爸在后面扶着后座。”“过了几年，妈妈经常带我去姚克家里玩。姚克家里有一个电动的小火车，铺上轨道就呜呜地开，我最喜欢玩那个小火车。”“1950年我又去上海读书了，正好那时候妈妈在和程述尧谈恋爱。我妈妈带我去约会，他在西藏路口等我们。我一看到他就很喜欢他，我叫他干爹。” 这三段回忆，恰好对应了上官云珠一生的三段婚姻。到照相馆上班第一天，容貌清丽的韦亚君就成了橱窗女郎。在充满欲望与机会的上海滩，这个连国语都不会说的“乡下女子”敏锐而又执着的找到了自己的前途——她迷上了演戏，进戏剧学校、演员培训班，从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到慢慢有了一点名气。 而相较于编剧界的才子姚克，不愿意她抛头露面的丈夫张大炎已经不能带给自己任何帮助了。1943年，已经有了艺名上官云珠的韦亚君与张大炎协议离婚，同年与姚克结婚。她也离开了庆福里，搬进了法租界的花园洋房。

▲ 上官云珠与张大炎的离婚协议

这张民国三十二年（1943）的离婚协议，张其坚一生妥善收藏，左上角的照片，则是父母的结婚照。张其坚说，父亲一生都爱着母亲，这张结婚照，张大炎直到临死前，还珍藏在病榻旁的抽屉里。 “他比妈妈大8岁，从小就看上她了，就想娶她，后来就终于娶到了她......这一行肯定是不稳定的，她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出去以后，我能看得住吗？所以不放心，他不放心并不是不爱她，而是怕失去她。”

姚姚

1950年，在上海著名的普希金雕像前面，上官云珠和女儿姚姚拍下了这张合影。那时，她们的日子还风平浪静。

▲ 上官云珠和姚姚

十八年后，1968年，在上官云珠被批斗、被审查最厉害的时候，她再次把女儿带到这座雕像面前，对她交代后事：如果我出了什么事，就去找你的爸爸。 这里的“爸爸”，指姚姚的生父姚克。1945年，姚姚出生仅一年，上官云珠发现姚克有了婚外情，断然与其离婚。其后，国共内战。然而在乱世当中，上官云珠的事业却和“旧中国”的电影一样，迎来了黄金时代。《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太太万岁》《乌鸦与麻雀》，不论是虚荣、算计的姨太太，还是悲苦无告的良家女子，上官云珠所饰角色脸上的复杂神色，最淋漓、也最微妙地呈现了女人的内心。 上官云珠一生育有两儿一女，只有姚姚这个女儿她一直带在身边。在母女早年的合影中，有浓得化不开的幸福与甜蜜，那是上官云珠最好的岁月。而那个小女孩，亦精致得像个洋娃娃，她锦衣玉食，学钢琴，在最高级的鞋店里拥有自己的脚模，她被严格地按照淑女来培养，然而在只有她和母亲的清冷屋子里，她的内心怎样生长，无人得知。 “我认为自己是全班全校最差的人，别人都看不起我。无论学习、思想，没有一样是好的，满身都是疮疤，抬不起头来。我想自己以后也不可能好到哪里去了。”这是姚姚中学时的日记，这个生活优渥的、总是笑得很灿烂的孩子，内心为什么如此忧郁和自卑？

▲ 早年的上官云珠和姚姚

少年的姚姚，经历的正是“新旧时代交替”的热腾腾的中国，她对这个世界的适应还是显得挣扎和磕磕绊绊。她在“资产阶级娇小姐”的骨血和时代所崇尚的进步、简朴之间彷徨；她在同学面前努力表现的快乐、合群，然而偶尔落寞的眼神又出卖了她。 1964年，20岁的姚姚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她参加话剧团，特别激昂用力地演革命者，然而同学们说：她演得就是不像。1966年，文革开始。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姚姚到母亲的电影厂贴了一张大字报，与其“划清界线”。从此不再回家。

韦家脾气

韦然还清楚地记得自己亲历的母亲唯一一次发火。 “我妈那天回来的很晚，饭桌上给她留的饭。姐姐可能把手表丢了，妈妈一边吃饭一边骂，姐姐回了几句嘴，妈妈站起来回身就给她一个耳光，大吼着打。我吓得跑到沙发背后去藏着，我妈妈打了她以后坐下继续吃饭，我姐姐拿着扇子，恭恭敬敬站在妈妈的身后给她扇。” 韦然猜测，姐姐挨母亲的打骂，这种事不会只发生一次。在母亲的故乡长泾镇，“韦家脾气”声名在外，韦亚君和她的兄弟姊妹们，个个脾气火爆。“我偶尔才能见到妈妈，但姐姐成天和妈妈在一起，妈妈有气不对她发，又能对谁呢？” 在后来的追访中，韦然了解到：在“解放前”的电影公司，母亲会送领带和巧克力给摄影师们，所有人都觉得，以她的名气，根本不必这样做了。而在“解放后”的上影厂，剧组成员下地方要自备洗漱用品，母亲会买很多洗漱用品，装好一个个网兜，送给最底层的美工、剧务们。“她还给大家做袜子。江南的冬天很冷，我妈妈自己缝，所以黄宗英的文章里特别写到‘上官袜’，大家管这个袜子叫‘上官袜’。”

▲ 上官云珠（右）在农村体验生活

无论在哪个年代，上官云珠的低调、圆融、善交际、会做人都是众口一词的，而她骨子里火爆的“韦家脾气”，只能在最亲近的人面前显露。并且，在外面越压抑，在家中越爆发。 韦然曾听叔叔说，父母在闹离婚时，母亲曾当着这个小叔子的面甩过父亲程述尧的耳光；张其坚也亲眼目睹：母亲曾拿着碗口粗的晾衣杆，从楼上贯向“干爹”，吓得程述尧狼狈而逃。 1950年，上官云珠带着姚姚嫁给兰心大戏院经理程述尧，1951年韦然出生，程述尧曾对奶妈说：“你不单要宝贝灯灯，也要宝贝姚姚。”姚姚幼年没有父爱，她一生都管程述尧叫“爸爸”，与同母异父的灯灯也一生情同亲姐弟。

▲ 1975年，程述尧（左）、姚姚（中）和韦然（右）

然而程述尧的善良与宽厚并没有为他保住婚姻。1952年，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他被“群众举报”贪污了一笔演出款项，被撤职审查。虽然所有人都说程述尧是个难得的好丈夫、好父亲，包括程述尧本人也在苦苦哀求，上官云珠还是毅然决然地与他离婚了。 “我妈妈一生为演戏而生，跟张大炎离婚是为了演戏，跟我父亲离婚也是为了演戏，为什么？因为父亲在运动里中枪落马了，如果她不表明态度的话，她就翻不了身了。” 新政权下，演员队伍被重新洗牌。最当红的是延安来的，其次是“国统区”来的，最差的就是“日伪区”的那些“电影明星”们。上官云珠在刚成立的上影厂里，是位居末流的“四级演员”，这个身高一米五、长相柔美的江南女子，在自身的命运危机面前，变得无比强硬。

上官云珠曾说：“我再也不演什么交际花、交际草了。”在“新社会”里，人们都应像初生的婴儿一样纯洁，上官云珠最擅长的，那些有着复杂、风尘面容的“旧女性”已不见容于世，她脱去旗袍，换上列宁装，拼命的下工厂、部队、农村慰问演出，累出了肺病。她漫长的隐忍、深刻的自我批判，她的一个个装满洗漱用品送人的网兜和“上官袜”终于换来了转机，在1955年拍摄的电影《南岛风云》中，她主演了那个时代最“正面”的角色，一个女游击队员。

▲ 上官云珠被接见后回到剧组

这张照片上，人们热烈地围着上官云珠，抓着她的手，因为这双手，刚刚被领袖握过。大家说是“分享喜悦”，但其实更是要“沾点福气”。对于这段历史，似乎有着统一的表述：1956年1月10日，上官云珠手拿着陈毅市长亲手书写的“上官云珠同志，请您来一趟”的字条，走进了中苏友好大厦，受到了到上海视察工作的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 这次接见，扭转了上官云珠的命运。1957年反右，以她的出身和在“三反”运动中的所累的“污点”，内定为右派几乎在所难免，然而她平安无事。非但如此，她还迎来了电影生涯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枯木逢春》《早春二月》《舞台姐妹》。1962年，中国模仿苏联，推出了自己的“22大影星”，上官云珠位列其中。

上官云珠的最后岁月

1965年，上官云珠罹患乳腺癌，后转移到脑，她的脑功能受损，一度丧失了读写能力。动过脑部大手术，顽强的生命力还是让她在慢慢恢复了。已经在哈尔滨工作的张其坚回上海看望母亲，那时，文革已经开始。 “我发现门一关，只有我们俩时，妈妈说话就平稳一点；门一开，有外人时，她就发呆一点。这些人很凶！生病之前她是高级的待遇，怎么一开了脑袋，世界就变了？”癌细胞侵蚀了上官云珠的脑神经，但她敏锐的生存本能却丝毫无损。在再次突变的大时代面前，她称病、装傻，战战兢兢，但求自保。然而这一次，没有人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了。 “我从楼上下来，她不敢露面，躲在窗帘的后面。我走两步回过头来看，看着她拉开土黄色的窗帘，拉开一个角在看我，目送我离去。回去以后不久，我也挨斗了。” 那是张其坚和母亲的诀别。1969年夏天，当他得知母亲的死讯时，上官云珠已经死去半年多了。儿时的保姆曾对张其坚说，那时，上官云珠的同事和邻居已经有人跳楼了，上官云珠还对她说：我不能走这条路，我不能害子女。然而，这个清醒的母亲还是决然离去了。

▲ 上官云珠一生的三个孩子：张其坚（后），姚姚（前排左），韦然（前排中）

1968年9月，中央文革特别成立的“上官云珠调查组”进驻上影厂，对她的批斗审查骤然升级。大字报从厂门口一直贴到家门口，她的房门不能关闭，因为随时会有人来抄家——红卫兵、工人、居委会，甚至社会闲散人员，每个人都可以翻箱倒柜，拿走自己相中的东西，临走，再对她肆意打骂。

天气已入深秋，上官云珠拖着残破的躯体，来到上海音乐学院，找到好久未见的姚姚，把她带到普希金雕像下面。因为姚克在1949年后“逃往国外”，对于这样的“海外关系”，在“新中国”的政治环境下，母女二人始终避之不及，但这一次，上官云珠明确地告诉女儿：如果我死了，就去找你的生父。

1968年11月23日凌晨3点，在曾经目送长子离去的窗口，上官云珠纵身跃下。韦然后来了解到如下细节：母亲掉落在进城农民的菜筐里，当时并未身亡，还能说出自己在几楼几号。在送去医院之后，医生拒绝救治，人很快死掉了。上官云珠和众多死去的“反革命分子”集体火化，没有留下骨灰。而那一筐带血的青菜，用水清洗，在黎明的时候被卖掉了。

尾声

1975年，姚姚在上海遭遇车祸身亡，年仅31岁。她没有看到文革的结束。 2000年，韦然和张其坚在上海郊区，将母亲和姚姚合葬为一个衣冠冢。里面有三样东西——上官云珠的花镜，姚姚的学生证，母女二人共同戴过的一方头巾。

▲ 张其坚（左），韦然（中）将母亲和姚姚的遗物下葬

韦然说，直到1998年，母亲去世三十周年，47岁的自己才真正认真思考母亲这个人，思考这个时代。不论是对于母亲，还是对于这个时代，所有的人都是在盲人摸象，用自己的所见、所感来描绘一切。 “这么多年了，她为什么而死？那么多人为什么而死？没有人给一个交代。她只是一滴水，那个年代成千上万的受难者中的一滴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