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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八佰》这部电影和管导演一条微博，把已经作古的孙元良推到风口浪尖。笔者曾翻阅过相关资料，发现其大多数所谓的污点都来自时任88师军械处主任葛天写的《我所知道的孙元良》，这里有必要再次介绍一下这篇回忆材料的写作背景。这篇材料写成于1963年，葛天是战俘仍在改造当中，由于身份和时代的特殊性，很难有客观性可言，而且当中有不少前后矛盾的描述。 笔者曾就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写过分析孙元良是否逃跑的文章，但又有人说孙元良在北伐当中如何如何。笔者只能去翻北伐的史料，结果发现，孙元良在北伐中被骂比在南京保卫时被骂还要冤。我觉得有必要先把北伐南昌战役的经过略微描述。  一、南昌战役经过 北伐的左翼军是以程潜为军长的第六军，他是地方势力，蒋介石对他不放心，把自己的第一军第一师交给他指挥，实际上是监视和牵制第六军行动。而孙元良当时正是第一师第一团的团长，王柏龄是第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1926年8月初王柏龄辞去师长职务，由王俊代理。蒋介石指示王柏龄以副军长身份指挥军队。王柏龄其实很不把程潜当回事，不太愿意听他指挥。估计程潜也给蒋介石打了小报告，9月中旬攻南昌之前，蒋介石还发了一个电报痛骂了王柏龄一顿，称：“闻之心痛”。  程潜带着部队，遇到了几场硬仗，虽然伤亡比较大，但仍是攻无不克。到9月20日左右，三路北伐大军相继占领了萍乡、袁州、新余、修水、铜鼓、赣州、高安、奉新等20多个重要城镇，南昌已经处在北伐军包围当中。不过此时孙传芳的主力部队受损不大，仍然在南昌北面的九江，南面的丰城、樟树一带。 按照蒋介石原来的计划，程潜部应该去截断九江到南昌的铁路（南浔铁路），阻止敌军南下增援。因为他之前已经默认了让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当江西省政府主席，攻打省城的任务当然要由朱去完成。但程潜自然也不愿放弃这个功劳，而且恰恰侦查到南昌城内只有不到600名守军。于是直接去攻南昌城，并且让第一师去攻打与南昌城对岸的牛行车站。  9月19日，程潜的第六军2个师攻打南昌城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但王柏龄留下一部分队伍攻打的牛行车站，自己带着一队人也去南昌城了（有的书说他进了妓院）。牛行车站有敌军2个师，第一师久攻不下。程潜只能抽回一个师一起攻打牛行，也打不下。21日，孙传芳得知南昌失守以后，调集大军从南北两个方向进攻南昌。在南昌以南30公里的朱培德第三军却见死不救。程潜只能下令撤退，他带领的19师在撤出南昌时被包围，只能剃须化妆独自逃离。王柏龄和第一军党代表缪斌下落不明。 二、逃跑还是奉命撤退？ 第一师退到奉新后，代师长王俊打算退到罗坊、上富一带与第六军集结。他于9月27日午后11时下了一道命令，让孙元良的第一团接替第二团的警戒任务。其中关键两条是： 1、师及第六军兵力集结未完备以前，如遇敌人大部队袭击时，则步步拒止之，以迟滞敌人之前进；2、师及第六军兵力集结完毕后，如遇敌大部队袭击时，则应于情况，撤回罗坊本阵地，切勿与敌决战； 29日，在牛鼻街侦查的军官回来报告孙元良：“敌之先后部队有三四百人已抵石鼻街，后头恐有大部队跟至。”孙元良判断，罗坊离奉新六七十里，出发最晚的二团是28日早晨六点，经过一天一夜行军也应该早就到了罗坊了。警戒任务既然已经完成，就没必要等跟敌军接触以后再撤离，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亡，于是下令往罗坊方向撤退。  让整件事情出现争议的是，事后发现侦查报告有误，前来奉新的只有三四百人别动队，并没有大部队。代师长王俊怕这次南昌战败蒋介石追究责任，正好把这个锅甩给了孙元良，说他未奉命令就撤退。 蒋介石10月1日得知南昌败讯，2日接到孙元良不守奉新的报告，并得知的嫡系部队副军长和党代表不知所踪。这让大为光火，3日就召集第一师官兵训话，要以“不遵命令，弃城辱职”之罪，枪毙孙元良。 这时候第一师参谋李良荣看不下去了，他曾是孙元良的同学和下属，对孙元良的品行有一定的了解，他到第一团了解具体情况，写了一份名为《为孙元良一白》的报告给蒋介石。将事情来龙去脉讲清楚了，并且把王俊下给孙元良的命令也抄录在报告当中，证明代师长王俊是下过撤退命令的。  如果明确知道追上来的只有三四百人那，可以用贪生怕死，望风而逃这样的词来形容孙元良。但这毕竟是上帝视角，万一真有大部队追上来，那一团人岂不是白白牺牲。当时第一师各部伤亡都很严重，士气低落，即便只是三四百人追上来恐怕也是一场恶战。军长跑了、副军长和党代表失踪了，代师长又先行撤退了，团长自然也稳不住。人都有私念，当时警戒任务已经完成，撤退完全在情理之中。并且撤退之后，并没给整个部队造成实质上的伤害。 至于南昌的失守，跟孙元良并没有太大关系。首先是指挥上的失误，孤军深入；其次是朱培德见死不救。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在报告中指出：“九月十九日占领南昌，二十三日败退，六军损失及半，原因是：1、程欲先得南昌，不欲敌势先入，又不知调度，致为敌所乘；2、朱忌程，不予助；3、前敌不统一”其实看到这里，南昌得而复失，谁的责任最大，大家应该都清楚了。  李良荣 当然，有人会说李良荣跟孙元良是同学、同事，自然出来帮他说话。大家如果有耐心，可以看看李良荣的原文是否有道理。再者李良荣在报告中直指代师长王俊甩锅，得罪人先不说，如果诬告师长，他自身不怕受到惩罚吗？ 如果觉得李良荣不够客观，那再来看看局外人的见闻。我党潜伏在国民党的高级间谍郭汝瑰回忆（此人的作品在坊间都用客观来评价）： 最使我们震惊的是，校长为了整饬军纪、实行革命连坐法，不得不明令枪毙擅自放弃奉新城的第一师团长、黄埔第一期学生孙元良。还发了告黄埔同学书。我们留在后方的同学，当时竟认为蒋校长大义凛然，执法如山，真是孔明挥泪斩马谡的重演。事后才知道蒋校长一面下令通告全军枪毙孙元良；一面却给路费让孙元良化装逃跑。以后还送他进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还听到一师的同学说，第一师代师长王俊确有叫孙元良遇优势之敌进攻，相机撤退的命令。后见责任重大，又不敢承担责任，就把责任一概推给孙元良。当时全师黄埔生不服，曾联名写报告给蒋校长为孙元良辩冤。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三、蒋介石为什么会放走孙元良？ 蒋介石为啥要给钱让孙元良逃跑，是偏袒吗？我认为不是。事情闹成这个局面，他发现怪错人了，但此前又在公众面前放了话要枪毙孙元良，没勇气承认自己错了，只好让他跑。事实上，蒋介石有许多没弄清楚情况，一时冲动就直接下令枪毙下属的先例，比如：  张发奎回忆，淞沪会战国军从上海撤离时，张发奎命令上海市警察局长蔡劲军带军留守南市，遭到拒绝。张发奎把这一情况告知蒋介石，蒋回复：“毙了他”。蔡是黄埔一期生，当过蒋的侍从，张发奎没敢动他。最后，蔡劲军写了一份报告给蒋介石，这件事不了了之。 陈诚日记中提到，淞沪会战期间，师长罗霖未接到命令，擅自溃退。陈诚打电话告知蒋介石，蒋不问原因，回复：“应就地枪决”。陈诚解释说，该部确因伤亡过大，光连长就伤亡42人，最好先交军法会审。最终罗霖逃过一死。 常德保卫战，余程万带领8000人守城，打到还有200人，援军一直未到，他只能突围。蒋介石听说后，还没弄清状况，直接跟林蔚说要枪毙他，第二天在军官培训班上又公开说要枪毙余程万。但最后常德市民联名上书，许多将领又替他求情，最终才免一死。  最惨的是58师师长廖奇龄。1941年9月17日，第二次湘北会战开始。廖请假去吉安结婚，顺便回了一趟老家祁阳省亲。10月蒋介石以“临阵脱逃”手谕枪毙廖。没人替他求情，结果廖被枪毙以后发现是被冤枉。最终只能把他列为抗日阵亡将官，给其家人发放抚恤金。 以上几位都是黄埔生，在人事安排上，蒋介石可能会偏爱黄埔生。但一旦违反命令后，他都是不分青红皂白直接下令军法从事。当时校长如果勇敢一点，承认自己错了，收回说过的话，就没有后面的争议了。只是他还在用上海滩混黑帮那套来管理军人。 结语 许多人喜欢用非黑即白的观点去看待历史人物，认为这个人是坏人，那他就是从头坏到脚，一生没干过一件好事。其实在那个年代的军官，谁没打过败仗，谁没干过坏事，把他们掰开揉碎了摆在放大镜底下看，还能找不出几个污点？孙元良虽然称不上英雄，但肯定没有目前网上说得那么不堪。大家都不愿去研究史料，只想看别人编好的段子，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主观分析判断。需要知道的是，别人给你看的东西，只是他愿意给你看的，而不是事实的全部。  我举个例子，这篇文章是网上黑孙元良比较有名的一篇，被广泛转载引用。其中旁征博引，不少史料是跟李良荣那份帮孙元良辩白的报告来自一个地方。很显然，代师长王俊下过撤退命令这个史料该作者是知道的。但是为了佐证他的观点，他并不引用这份材料，而是自己编造了一句没有出处的话：“但孙元良却拒不执行命令，一闻敌讯，便继续西撤。”一减一增，就能让同一个人出现截然不同的两种形象，这便是文法上的奥妙了。 所以，历史的真相绝对不在别人口中，而要靠自己去挖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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