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吐蕃权臣录：文能兴邦，武能叛国的政治常青树——韦氏家族》系列的第3篇。
前2篇分别是：
如果您没看过前两篇，建议您从头开始看，这几篇前后联系比较紧密。
赞普才是吐蕃政治的核心（祖孙三法王唐卡）
前两篇总是在讲权臣，似乎吐蕃赞普存在感寥寥，其实政治的轴心始终都是吐蕃王室，没有任何一件事里或缺了王族的身影。
就拿赤德祖赞来说，他执政之期从705年延续至755年，在位时间长达51年，是历任赞普中在位时间最长的(705年至712年为没庐·赤玛伦摄政)。
在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执政期中，王室与大臣间的关系十分微妙和复杂，他除了同时任命三人共为大相、拉外戚入核心之外，对权臣世家的打击也从不手软。
敦煌藏文写卷《大事记年》记载，获罪谴的大论2人，遭放逐的大臣8人，获罪谴1人，被撤职和被控的各1人，被查抄家族财产的2人。
也就是说，在有记载的40年中，遭受制裁的大臣达十余人之多。这在整个吐蕃历史上，也属比较为罕见。
可见赤德祖赞不光只捶韦氏，对别的贵族下手也不轻。
除了君臣、尚论的关系复杂紧绷外，吐蕃社会还发生了另一个重要变化，佛教势力首度出现成长。
松赞干布将佛教引入吐蕃没错，但佛教力量的成长，却不是发生在他生前。
松赞时期的佛教弱到没威胁，佛本两教因之相安无事。
之后两代赞普在5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与佛教有关的任何记载，当时恰逢噶尔家族弄权的岁月，有学者推测禄东赞父子都是本教徒，但也能是因为弱到没有记载的必要性。
直到赤祖德赞时期，吐蕃佛教才有了冒头的迹象。藏文史料中记载，他命大臣分别从天竺和唐朝请回佛经翻译，并建五座佛堂存放。
另外，金城公主也可能是一个因素。
虽然金城公主是否为佛教徒尚不清楚，但汉地佛教以她为媒介传入则极有可能。
据记载，约在八世纪二三十年代，一部分西域佛国于阗的僧人逃入吐蕃，由金城公主担任施主迎请到拉萨地区，安置于7座寺院内。
七座寺院方能容纳，显然于阗僧人的数量不是一个两个。
这种举动已超出卖公主个面子的程度，类似于国家行为。
赤祖德赞甚至可能颁布了供奉佛法的律条，“在先祖赤德祖赞时建造了查玛嘎秋寺，并奉行了佛法。”
很多人迷信从量到质的社会发展理论，但质变之前通常需要一个催化的媒介。
对于吐蕃佛教来说，赤德祖赞显然就是催化媒介。
既然如此，有两个问题便不得不思考一下：
1、为何赤德祖赞亲自操刀？
2、为何赞普倡导佛教，而手下大臣普遍反对，并在其死后立即发起禁佛运动？
在第一个问题上，西藏教法史料“赤德祖赞目睹刻在铜牌上的松赞干布遗训后，突然意识到自己负有弘佛使命”的解释，显然不足为凭，属于典型的从结果推导原因。
与此相似的，还有松赞干布去世后50年，佛教未能发展的原因。（在我五世后，名号有“德”之王弘兴）
很显然，这两个疑问不能从宗教角度解读，而是要放在更宏大的社会背景里分析。
结合当时君臣关系紧绷，有没有可能是赤德祖赞在构建了“尚”、“论”、吐谷浑小王的制衡三角型后，依旧在谋求一种政体之外的支撑力量。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赤德祖赞对佛教弘扬，维护王室权威的成分，显然要大于信仰的成份。
或者换句话说，佛教被吐蕃赞普当做政治工具来使用！
那么把这个结论向上推，松赞干布引佛教入吐蕃，会否也出于同样的目的？
当然，这种假设完全基于政治角度的考量，基本排除了赞普个人喜好的因素。
因为个人喜好这种变量，即可能是100%，也可能是0%，实在无从揣测。
但反过来说，赞普作为一个身系国家的特殊人类，个人喜欢能存在的空间实在有限。
任何时代的君主，但凡想有点作为，最重要的品质，恰恰是能忍！
那些由着性子恣意妄为的货，多数都混成了哀宗、思帝。
再有一点，随着吐蕃对外扩张的成功，大量廉价外部资源涌入（战争掠夺收益），社会物质水平提升，精神领域的供应却处于停滞。
我们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吐蕃当时状态可能是经济基础跑到了上层建筑前面，而固有的信仰体系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
二者间的失衡，可能导致吐蕃社会需要一种全新的精神产品供应，赞普的弘佛举动，便这种背景下展开。
另外， 吐蕃本土周边的占领区，不论是泥婆罗（尼泊尔），还是吐谷浑、甘南、川西都是传统的佛教信仰版图。
吐蕃作为一个外来的占领者，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在与占领区的佛教接触后，以此为手段巩固其统治，而这种在占领区使用的政治工具，反作用于本土，导致了赤德祖赞弘佛举动？
要知道，在占领区以血火方式推动信仰改变的成本极高，尤其是吐蕃原生信仰体系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可能高到难以承受的地步。
从吐蕃占领河西走廊后，特意保留汉传佛教的案例上看，吐蕃政治家有足够的智慧处理此类敏感问题。
当然使用柔和的政治手腕的原因，也可能为了保留河陇这头财政奶牛。
历史已经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在成熟政治家眼里，意识形态就是个屁！
大昭寺
赤德祖赞所希望的柔性支撑，在国内的反映可一点都不柔性。
据《巴协》记载，赤德祖赞修5座作为“存放经书的佛堂”时，“尚和论诸大臣因忙于修建佛堂，不得不停止嬉戏舞乐，由是很不高兴，议论道：“这位赞普喜敬佛法，其貌不扬，莫非是个婆罗门？”
而到739年，吐蕃瘟疫流行，金城公主染病去世，同年赞普之子拉本王子也“猝然薨逝。”
两位王室成员相继去世，成了反佛的导火索，受公主庇护的于阗僧侣被驱逐出境。
赤德祖赞并未因受挫折而退缩，他派出了两路求法使者，分别去天竺和唐朝求法。
可两拨使者尚未返回，赤德祖赞便暴毙而亡，他死因顿时成了两派大臣博弈的焦点。
关于赤德祖赞的死因，藏文史料有截然不同的两个记载：
《拔协》记载为“于羊卓巴园从马上掉下来摔死了”，也就是在羊卓雍措附近骑马，意外跌落而死。
但在史料等级更高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和《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上，却明明白白记载着，“时，末·东则布、朗·迈色正任大相，忽生叛逆之心。由是，父子赤德祖赞被害宾天，……末氏、朗氏叛乱劣迹确乎属实，遂将彼等治罪。”
那哪一种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呢？
这还得从赤德祖赞死后，吐蕃政局的反映来分析。
赤德祖赞去世后，13岁的赤松德赞继位，外戚（尚）玛祥仲巴杰和恩兰·达札路恭，马上以“赞普短寿是因推行佛法之故”，发动了对崇佛大臣的打击，时任大相末·东则布、朗·迈色被抄家灭门。（“迁出末氏、朗氏之奴户，令二人偿命，清点获罪谴之财产。”—敦煌文献）
其实，赤德祖赞年庚51岁，是吐蕃王朝第二长寿的赞普，根本算不得寿短。
可见政治家的规则是“没有理由，就创造一个！”
作为反佛运动的推动者，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上自然不会对兴佛大臣说什么好话。
有一点需要注意，两个被抄家的大臣是赤祖德赞晚年任命的大相，但在外戚势力的打击下，全无还手之力。
可见吐蕃在经历了噶尔、韦氏两个权臣家族后，“尚”（外戚）逐渐取代“论”（贵族）成了政治核心力量。
回到去世记载的差异上，《贤者喜宴》、《拔协》应该是兴佛大臣被治罪的真实背景，而《纪功碑》、敦煌文献则描述了治罪的具体方式。
玛祥仲巴杰随即推出了一系列“排佛小法”，而此时坐在王座上13岁少年，再次没了存在感。
《西藏王臣记》上写道:“王(指赤松德赞)虽喜佛法，但以玛样仲巴杰及达扎路恭等权臣威势极大，莫能敌也”。
后世写就的教法史料里，多将赤松德赞描述为幼年便倾慕佛法，这种说法多半是从结果推导原因。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赤德祖赞全力抑制大相弄权，而作为平衡器使用的“尚”，在其死后对王权出现了反噬。
而作为一个大权旁落六七年之久的新任赞普来说，赤松德赞其实根本没有其他选择。
在赤松德赞积蓄力量的阶段，有两个人成了最强臂助，其一为拔·塞囊；另一个是桂·赤桑雅拉。
拔·塞囊是吐蕃历史上最著名的兴佛大臣，也是藏史史料《拔协》传说中作者。他即便不是吐蕃最早接受佛教信仰之人，也至少是最早的之一。
拔·塞囊其实是韦氏家族的成员，韦和拔应该是藏文翻译和写法差异导致。
但当时“禁佛小法”早已颁布，赞普也得暂避锋芒，便以暗度陈仓之计，任命他为芒域(今吉隆)之卡伦(地方官)。
拔·塞囊借远赴边疆之机，直接跑到了天竺，在那烂陀拜入了寂护（静命）门下。
等他返回拉萨向赞普要求迎请寂护入朝，赤松德赞无奈的说:“玛祥仲巴杰怀疑你，要将你流放呢！你暂且到地方上隐藏起来吧。”
不在权利核心的拔·塞囊无力扭转局面，另一个关键人物站了出来。
桂·赤桑雅拉也是外戚成员，但他在两教之争中态度温和，最重要的是，他首要的效忠对象是王权。
桂·赤桑雅拉与赞普合谋，将玛祥仲巴杰活埋于陵墓之中，理由是20岁的赞普手臂发麻。再次印证了需要理由，便创造理由的真理。
除掉了玛祥仲巴杰，赤松德赞在大相桂氏的支持下，废除了禁佛法令。
避居外地的拔·塞囊也被召回，受命迎请寂护入藏，而此时以恩兰·达扎路恭为代表的一部分反佛贵族，正在唐蕃前线作战（带兵打入长安的便是他）。
可见赤松德赞的兴佛举措，是利用了敌弱我强的时间窗口，在外戚内部重臣的协助下，实施的一次“政变”。
寂护到达拉萨是西藏佛教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但很快反佛大臣便实施了反击。
短短4个月后，吐蕃发生了雷击红山、水冲旁塘、瘟疫、年荒等自然灾害，寂护被迫返回天竺。
763年吐蕃是否灾祸横行，我们无从得知，但根据敦煌藏文写卷《大事记年》记载，这一年恰好是达扎路恭、尚·野息等人带兵返回之年。
两方力量是不是又一次发生了逆转呢？
767年拔·塞囊再度奔赴天竺，这次他请来的不仅是寂护，还有莲花生。
剩下的事情就被大家熟知了，天竺佛教一手软、一手硬，寂护负责讲道理，莲师负责治不服。
随后吐蕃爆发佛本之辩，并以赞普颁布禁本令告终，吐蕃完成从排佛到逐本的轮替。
但辩论显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恩兰·达扎路恭便因拒绝改变，遭鞭打后贬逐北方。
779年桑耶寺建成，寂护为七位吐蕃贵族剃度，吐蕃有了第一批本土僧伽，史称“七试人”。
随后佛教开始迅速发展，建寺、译经成了一时风尚，汉印两地的高僧都被请入吐蕃讲法。以王妃没庐氏为首的30余名贵族妇女，师从汉僧摩诃衍受戒，成了吐蕃第一批尼僧。
等寂护圆寂后，拔·塞囊接任为桑耶寺堪布，由于其国寺的崇高地位，已获赐益希旺波法名的他，成了吐蕃的教主（佛教宗师）。
桑耶寺
梳理了吐蕃佛教从孱弱到复兴的发展历程，我们回头来看拔·塞囊或者韦氏家族在此过程中的作用。
虽然拔·塞囊被后世史料浓墨重彩的描写，但他显然不能决定是否弘佛、弘到什么程度、如何处理佛本之争，他的作用仅止于宣传、鼓动，说难听点就是个跑腿的。
如果按照公司构架，吐蕃佛教的董事长是赤松德赞，寂护、莲师是董事会成员，拔·塞囊最多也就是个CEO（首席执行官）。
但从韦氏家族的角度上说，拔·塞囊的作用就重要得多了。
705年—728年的24年间，韦氏出了三任大相，掌控朝政长达22年。但这个刚刚冒头的权臣世家，旋即遭受了赤德祖赞的暴击，时任大相韦·悉诺逻恭禄被咔嚓了。
其后整整30年，韦氏都游离政治核心之外，虽然757年韦氏家族又出了一任大相，但此时“尚”强“论”弱的格局已成。
拔·塞囊所做的，恰好是开拓蓝海，抢先进入了待开发的市场。
要知道在“七试人”里，还有一位韦氏家族的成员韦·贝央，续拔·塞囊之后为第三任桑耶寺堪布。
两位家族成员相继担任吐蕃教主，可看出韦氏在佛教领域的权重，反过来说，韦氏在吐蕃政坛的权重也由此增加。
如果从家族利益的角度上说，韦氏是两手抓两手都硬的双线操作，不放弃世俗的同时，在信仰领域也实现了突破。
多头下注，才是一个政治常青树该有的操作模式，显然韦氏深谙此道。
走通了弘佛之道，似乎依旧未能让韦氏成员的“表现欲”充分释放，之后他们又参与了灭佛，灭佛前还顺手谋杀了一任赞普。
请看下一篇《吐蕃权臣录：灭佛路上的韦氏家族》
参考书目：
《吐蕃史稿》_才让；
《吐蕃政教关系史》_石硕；
《吐蕃大相禄东赞考》_李方桂；
《蕃唐噶尔（论氏）世家》_苏晋仁；
《吐蕃王朝早期的韦氏家族》_周松；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_王尧，陈践；
《吐蕃名臣薛禄东赞及其子孙》_刘宝银；
《吐蕃统一政权韦氏家族探究》_刘志国；《吐蕃大论琼布_邦赛色则考述》_扎西当知；
《韦·悉诺逻恭禄获罪遣:吐蕃贵族论与尚的政治博弈》_黄辛建；
《吐蕃王朝噶尔家族辅政至专权角色动态演变之内因探析》_田海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