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把我放在哪里,我就落在哪里》 撰文/杨瑜婷 1939年一个秋寒的傍晚,北平城内一座四合院的花园里,一个15岁的少女,看着一只伏在地上将死的蝴蝶,觉得“生命是如此之短促,如此之脆弱”。有感之下她写了这样四句诗:几度惊飞欲起难,晚风翻怯舞衣单。三秋一觉庄生梦,满地新霜月乍寒。 这个少女,就是后来被称为“诗词的女儿”“中国最后一位穿裙子的‘士’”的古典诗词大家叶嘉莹。 若从现在往回追溯,叶嘉莹15岁笔下那份孤寂、清冷和美感,似乎成了她一生的注脚。 苦厄与丰盈 叶嘉莹的诗很美,但与这种美极不相对的,是她命运多舛、苦厄交杂的一生。顺着她的人生轨迹细数,不难发现,命运似乎在其人生的各个节点“以痛吻之”:年少丧母,历经战乱;离乡背井,丈夫入狱;寄人篱下,苦撑家计;及至半百,痛失爱女…… 如她自己所说:“一世多艰,寸心如水,也曾局囿深杯里。” 面对这些难关,是诗词给了她无限的力量,正如《掬水月在手》的导演陈传兴所说的那样:“她所遭遇的这些苦,已经通过诗歌,转化成一种五彩斑斓的、非常女性的美,就像电影中旗袍锦缎的那一幕一样。” 1941年,叶嘉莹的母亲忧思成疾,身染重病,去天津租界动手术,但终于还是因为手术感染,溘然长逝于从天津回北京的火车上。在母亲离开后,叶嘉莹将悲痛与后悔写进八首《哭母诗》:噩耗传来心乍惊,泪枯无语暗吞声。早知一别成千古,悔不当初伴母行。 叶嘉莹在大女儿的婚礼上 学生与老师 教书,是伴随叶嘉莹一生的事业;老师,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身份,她自己也说:“古人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觉得我就是。” 很多人说她可能天生就是教书的,这话不假,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书时,她讲的课也很受欢迎,“本来这班课只有十六七个学生,我去讲就变成六七十个了。” 漂泊与回归 叶嘉莹一生漂泊,辗转国内外多地,从大陆到台湾,从台湾到美国、加拿大,又从国外再回到祖国。无论在何地,只要有诗,她就满足,她就废寝忘食。“关起门来读书写作,成为习惯了。” 1954年,叶嘉莹进入台湾大学执教,利用暑假编写了《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在那个没有复印机、打字机的年代,她顶着酷暑,每天挤公共汽车去查书,找善本,一个图书馆、一个图书馆地跑,一个字一个字地抄。 后来,她被邀请去哈佛大学当客座教授。回忆起当年在哈佛大学研究王国维诗词的情况,她用“乐以忘忧”来形容:“哈佛大学的图书馆五点关门,大家都要被赶出去。经海陶玮教授的帮忙,我得到特别的允许,可以一个人留在图书馆,爱工作到什么时候就工作到什么时候。早中晚三个三明治,用一个烧水壶烧水喝,每天工作到半夜。我虽然没有什么成就,但是对于读书、研究,我真的做到了孔子说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制图:马泽宇 几年后,经历过丧女之痛的她突然顿悟:把一切建在小家小我之上,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她要有一个更广大的理想。她决定回国教书,为祖国的教育尽一份力量,“将古代诗人们的心魂、志意这些宝贵的东西传给下一代。” 从此,漂泊半生的叶嘉莹开始一步步完成自己回归,并最终将根落在了南开大学。 强者与弱德 在央视公开课的现场,白岩松问了叶嘉莹这样一个问题:您在我们很多人眼里是一个强者,因为一路走得不容易,那您为什么要提倡“弱德之美”? 所谓的“弱德之美”,是叶嘉莹对词体的美感特质提出的一种本质性说法,它所具含的乃是在强大的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属于隐曲之姿态的一种美。凡是被传统词评家所称述为“低徊要眇”“沉郁顿挫”“幽约怨悱”的好词,其美感之品质原来都是属于一种“弱德之美”。 去与留 为了推广诗词教育,叶嘉莹多次为南开“裸捐”,总金额已达3600万元。这是她个人的毕生积蓄,其中包括她变卖了天津和北京的两处房产所得。 对于这件事,她并不愿意多谈,对于那些过分关注这件事的人,她也直言:“我觉得这些人很无聊,这些人眼里只有钱,他不懂学问。我本来要跟你讲学问,但看样子你对于学问是没有兴趣的。” 这是“去”。 如今的叶先生,已近百岁,仍然思绪敏捷,谈吐清晰,说到正在做和接下来要做的事,她说:“我正在整理我的吟诵录音。我觉得中国旧诗的生命,是和它的声音结合在一起的。很多现代人诗作得不好,是因为他不会吟诵。我现在最后要完成的工作,就是把吟诵完成,把我们中国传统的吟诵留给后人。” 至于会有怎样的效果,她看得很开,“我留下的这一点海上的遗音,现在的人不接受也没关系,也许将来有一个人会听到,会感动。” 这是“留”。 部分图片和资料出自: 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 一条《96岁叶嘉莹传记片问世: 命运把我放在哪里,我就落在哪里,就在哪里开花》 资料参考: 叶嘉莹《从漂泊到归来》 《央视新闻公开课》《面对面》 时代人物《叶嘉莹 中国最后一位女先生》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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