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后黎朝（六）；黎圣宗2⑧编撰史地文籍黎圣宗对于越南本国史相当重视，据后黎朝史官范公著所说，这是由于圣宗抱着“拓土开疆，创法定制”的需要，所以“尤能留意史籍”。其中较重要的有圣宗于1479年（洪德十年）下令史官吴士连编纂的《大越史记全书》（十五卷），这次编纂的内容始于传疑时代里的鸿庞氏，至黎太祖为止，到后黎朝的中晚期，该书再获其他史官的增补编订。 此外，黎圣宗政府还有其他历史著作，如申仁忠、杜润等奉命撰修《天南余暇集》，一百卷，叙述圣宗时的重要事件和刑律；圣宗又编《亲征记事》一书，记录了亲征占城、老挝及各芒族部落的事迹。 在地理典籍方面，黎圣宗以前，越南未有较完善的本国地图。圣宗下令，各地官员踏勘治所内的山川险要地带，并将古今事迹，绘图详述，然后呈送户部，是为当时的全国舆图。 ⑨增强军备黎圣宗为大展拳脚，因而整顿武备。曾下令国内各地区的军事长官，要勤于向部队教习战阵，训练士卒，保持战斗能力。明史也记载道当期黎圣宗“灏雄桀，自负国富兵强，辄坐大”。 圣宗又整顿军队架构，设五府军，分别为中军府、南军府、北军府、东军府、西军府。每府有六卫，每卫有五或六所，每所军队人数约为四百人。五府之军，合共约六七万人。黎圣宗又颁令练习水阵的军令三十一条、象阵军令三十二条（或作二十二条）、马阵军令二十七条、步阵军令四十二条。 为提拔军事人才，圣宗规定武试三年一次，将士中试者获赏，落弟者受罚，使人人积极从事武备。 （3）对外举动①对明关系黎圣宗被拥立为帝后，便寻求中国明朝认同其国君地位。1461年（光顺二年），圣宗以“安南国故王黎濬弟”的身份，遣使到北京要求册封。[19]明廷乃于1462年（光顺三年），派钱溥、王豫为正、副使节，封圣宗为“安南国王”，保持了中越两国间的宗藩关系。 但在黎圣宗时期，因边界纠纷而与明朝出现外交风波。1468年（光顺九年），越方“聚兵千余，立栅挑堑，占据广西凭祥县地方”。对此，明廷命边疆官吏加紧边防，“计议长策，严督所属，整兵防御”。此后又发生边民犯事的问题。1471年（洪德二年），中国广东官员向明廷报告：“有交人（指越南人）驾使双桅大船，越过海面，偷捞珠池，劫掠客货。”明廷乃向黎圣宗政府要求“禁国人勿越境为寇”。黎圣宗回复自己已“差人方询境内，拘集海壖官吏，里老究问”，但未能查获结果，唯有希望明廷“俯赐恩怜”。 1472年（洪德三年），广西的上冻岗陇委、龙州等地，被越方民众霸占土地，须由明廷派员到广西边境处理土地纠纷，“履勘明白，设二界址，永为边守”。但黎圣宗不满“广西会勘官何多”，认为“我尺山寸河岂宜抛弃”，又派员与明朝官员交涉，叮嘱应采取强硬态度，“勿许渐侵，如他不从，尚可差官北使，详其曲直”。 1474年（洪德五年），越方在云南边境“以军民啸取窃掠为词，辄调夷兵万众越境，攻扰边寨，惊散居民”。对此，明廷采两手准备，一方面下令云南、广东、广西等地官员加强边备，“各守境土，以备不虞”，另一方面透过外交途径，向黎圣宗声明“不许辄调夷兵，越境侵扰，惊疑良民”。 此后，中国边境仍有越方意图入侵的警报。1480年（洪德十一年），云南官员向明廷报称“今复闻（后黎朝）练兵，欲攻八百(八百媳妇)。内侵之患，不可不虑”。明廷为此向黎圣宗政府交涉，黎圣宗反驳自己并不知道八百是在何处，“八百地之所在且不知，况欲往征之？”明廷只好下令云南治下的车里、元江、木邦（今属缅甸）、广南、孟艮（今属缅甸）等地土司官员互为保障。1483年（洪德十四年），云南临安府建水州又发生中越民众冲突，“累相争讼”。明廷对黎圣宗政府多次骚扰边境，加以得悉占城被圣宗所灭，相当不满，曾向越方使节提出严正指责：“朝廷（指明廷）一旦赫然震怒，天兵压境，如永乐故事，得无悔乎？”经此指责，黎圣宗政府才“自是有所畏”，中越间的边境磨擦乃告一段落。 ②攻破占城黎圣宗在位的早期，便与南邻占城国（即占婆国）发生磨擦。占城亦为中国明朝朝贡国，因而要求明人参与交涉越占纷争。据中国史籍《明实录》记载，明天顺八年，（1464年，光顺五年），占城王槃罗茶全遣使入明，投诉“安南国（指后黎朝）侵扰本国，求索白象等物”，并“乞照永乐年间，遣使安抚，置立界牌碑石，以免侵犯，杜绝仇衅”。明廷希望越占两国保持和平，答复占城使节“谨守礼法，保固境土，以御外侮，勿轻构祸”。但未能平息越占之间的争斗。1467年（光顺八年）农历三月，占城遣使到黎氏朝廷，黎圣宗乘机命人向占城使节，可否按照“事大之礼”向后黎朝朝贡，以索取犀、象、宝货等物，但占人不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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