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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系列的题目改成《曹操的权力之路》，所以，别的问题就不涉及了。 和刘备、孙权关系特别密切的内容，本篇就都不写了。 （七）南征的成败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的曹操很忙。 去年北方的局势终于大体平靖，按说这本该是休养生息的一年，但是变故开始于正月里曹操一个看似十分谦抑的举动：司徒赵温征辟曹操的儿子曹丕为自己的掾属，按说这个举动从任何角度看都符合流程，但曹操坚持认为，司徒府的工作人员，应该出身清贵才华优异，曹丕根本不够这个资格。 于是，曹操给汉献帝上表：“温辟臣子弟，选举故不以实”，就罢免了赵温。 赵家世代忠良，赵温本人更是追随汉献帝颠沛流离历尽磨难的老臣，竟因为这个理由被免职，属实荒唐。更有政治敏感的人无疑能意识到，曹操的目的，不是罢免某一个司徒，而是要让司徒这个职务消失。 东汉以来，以司徒、太尉、司空为三公，曹操虽然早已经大权独揽，但职务仅是司空，排名在司徒之后。本年六月，曹操恢复了西汉的丞相制度，从此有了后世大家最熟悉的那个称呼“曹丞相”，他所拥有的巨大军政权力，本来是战时机制下临时赋予的，现在却完全制度化了。 八月，孔融被推上了刑场。曹操为何要杀死孔融，《三国志》多有忌讳，《后汉书》倒是搜罗了许多孔融何如戏侮曹操的段子，但还是《资治通鉴》敏锐注意到其中最关键的一条信息，孔融认为“宜准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击败袁绍之后，曹操积极把富庶的河北改造成自己的地盘，并把邺城建设成另一个行政中心。孔融这话的意思是，曹操不可以这么做，实在想要一块自己的封地，到千里之外去找吧。这个论述才真正犯了曹操之忌。 应该说，对处死这样一位“海内英俊皆信服之”的名士，曹操还是不无忌惮，曹操挑了一个自己远离现场的时候杀死的孔融。一个月之前，曹操已经统率着一支他生平指挥过的规模最大的军队，南征荆州。 荆州地区是南北争衡的焦点，襄阳城由于地位至关重要，更被誉为“天下之腰膂”。 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三国鼎立的局势，使得这一点变得清晰起来。换言之，从黄巾之乱一直到赤壁之战前，人们并不持这种观点，荆州和上游的益州、下游的扬州一样，都常常被视为“中国”、“华夏”的边缘。尽管东汉以来这三个州发展很快，但一来思维定势很难改变；二来南方确实仍然比不足以和北方分庭抗礼。所以这些年来的中原纷争中，时不时能感到荆州的存在，但它又确实置身事外。 具体说，荆州内部的发展水平，也很不均衡。 荆州七郡（有时会在分割出一个章陵郡那就是八郡）中：南阳郡地理位置最北，人口最多，它可以拿出来单独评价，以天下标准而言也是最发达的地区；稍南则是江夏郡和南郡，属于次发达地区；南方的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四郡，虽然地域辽阔人口增长也相当迅速，但毕竟开发还不很充分。 天下一乱，最发达南阳郡立刻就被卷了进去，先后被孙坚、袁术、张绣等人实际控制。而随着官渡之战时张绣的抉择，南阳早已经归属于曹操了。 所以刘表的地盘，实际上是以南郡和江夏郡为重心的，因为江夏郡是对抗东方孙氏集团的前线，所以从经济、文化等角度看，又以南郡更为重要。 次发达地区的大家族，有次发达地区的心态。 第一，他们并不热衷介入中原纷争，知道在那种残酷的搏杀中，自己掌控的这点资源根本禁不起消耗；第二，他们也并不追求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因为北方一旦出现一个强大的政权，那会招来泰山压顶般地征伐。 他们很多人的心态实质是，期待北方早日恢复稳定统一，之后这个新强权是匡扶汉室也好，改朝换代也罢，这并不重要，他们都会很快向这位胜利者俯首称臣。 对于这些家族来说，中原大乱时期，刘表就堪称是一个完美的荆州牧。 刘表有高贵的血统，美好的声誉，不错的行政才能，甚至还有一副漂亮皮囊，却没有多少雄心壮志。这些特点，令刘表足以维持荆州地区的平靖，却没有北上争雄的野心，或至少没有那个行动力。所以荆州的实力家族，如蒯、蔡、庞、黄等等，都对刘表非常支持。刘表时期，实际上是他们和刘表共同主导着荆州的秩序。 史称， “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不管刘表怎么被英雄人物讥讽为“守户之犬”，相比充斥着战乱、饥荒、屠杀的北方，这十多年来，荆州的生活宛如天堂。 而到了建安十三年，这一切注定要结束了。 曹操这样着急南下，除了渴望早日一统天下外，可能还有两个原因： 第一，建安八年开始，孙权不断向江夏郡发动猛攻，伴着建安十三年的春江潮水，东吴的水军终于攻破了防线，斩杀了江夏太守黄祖。 第二，刘表病危，继承人危机为征服荆州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如果再有拖延，荆州也许就会落入孙权之手。虽然曹操这时对孙权还缺乏了解，但凭着对孙权的父亲孙坚、兄长孙策的印象，他不能不顾虑这可能是只凶暴的猛虎。如果让孙权同时控制荆、扬二州，那局面就会大不相同。 所以曹操必须抢在孙权之前拿下荆州。 一开始，局面甚至比曹操设想的更加顺利。曹操方面最优秀的谋臣荀彧拟定的作战方略是：“可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也就是奇袭荆州。但这个计划根本没有用上：曹军七月南征，刘表八月病故，九月曹操推进到新野，刘表的儿子刘琮决定投降的情报，就送到曹操手中，替刘表看守荆州北门的刘备得到这个消息甚至比曹操更晚，他只能仓皇逃窜。 曹操视刘备为劲敌，害怕他获得江陵的军资储备，不顾自己已经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亲率五千精骑追击，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终于在当阳的长坂追上了刘备。有十余万百姓追随刘备，拖慢了他的行军速度。应该特别提出的是：刘备在新野本有数千兵马，后来又听从诸葛亮的建议把游民征发进军队，此时麾下应当不下万人，所以刘备兵力实较曹军为多，而正因为行军缓慢，精力也保持得比较充沛。但曹操决机乘胜，气势盈溢，打得刘备再一次抛下妻子，带着几十骑逃亡。 荆州大族那么积极地促成刘琮向曹操投降，自然是因为这最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这意味着战争结束，然后曹操自然会回到北方，不管任命谁做荆州刺史，他们地方上的特权地位并不受到影响。尤其是，不如此的话，荆州要么被刘备拖入战争深渊，要么就要落入孙权之手：孙权的父亲孙坚曾在荆州任职，先逼死了荆州刺史王睿，又杀害了南阳太守张咨，手段残忍凶暴之极，孙家在荆州可谓臭名昭著。 而“投降曹操可耻”这种价值观当然是后世发明的，此时曹操奉王命以讨不庭的旗号，看起来相当有说服力，归顺曹操道德上只会加分不会减分。 不管怎么说，曹操对刘琮的不战而降喜出望外，他上表汉献帝为刘琮乞求官爵时，堆砌了大量高级的形容词来赞美刘琮：
至于曹操把真实想法宣之于口，说刘琮“若豚犬耳”，那是后来的事了。 此时，曹操正期待刘琮的选择发挥示范效应。也确实如他所愿，益州的刘璋很快派遣使者来向曹操祝贺致敬。那么，江东的孙权就算不做出同样的选择，也应该在曹丞相的天威震慑之下，敛众固守罢？ 建安十三年的曹操，本没有计划一举解决江东的问题。既然荆州已经平定，那自然是曹丞相不战而胜，和平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 直到凛冬已至，仍然没有谁会想到，就在今年，会爆发中国古代史上最著名的那次战争。 （八）最后一级台阶 建安十三年底的赤壁之战，是一场笼罩在迷雾中的战争。可以肯定的只是，孙权手下最有战略眼光的鲁肃认识到，要想对抗曹操必须建立孙刘联盟；未必同意鲁肃的观点，但轻剽好战的周瑜则认为当下是击败曹操的最好时机。周瑜的军队溯流而上，刘备也同时出击，最终迫使曹操不得不败走北还。[1] 曹操此生再也无缘长江以南。 实际上，以曹操控制地盘的疆域之广人口之多，他如果全力以赴，本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但问题是，曹操已经志不在此了。 赤壁之战那年曹操就已经五十四岁，以当时的标准而言，无疑是个老人了。对曹操来说，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摆正自己位子的问题。 一来，经过赤壁一战，所有承认曹操代表汉献帝权威的地方势力，都已经归顺，而如刘备、孙权这样和曹操坚决对抗到底的，当然只会强调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换言之，汉献帝这张牌，对曹操的意义已经不大了。 二来，随着曹操的权势越来越大，各种谣言也开始流传。 相比而言，消灭刘备与孙权并不是那么重要，或者说，只需要贬低他们的重要性就可以在宣传上取得和消灭他们一样的效果。比如著名的《述志令》中，曹操提到建安十三年的南征时说：“孤复定之，遂平天下。”俨然认为赤壁的失败并不存在，天下已经平定；而当强调自己绝不可以放弃兵权的时候，曹操又指出：“江湖未静。”换言之，刘备和孙权都不过是被放逐到天下之外的“江湖中人”。 建安十五年，曹操发布了两道著名的“令”。 一道是所谓“求贤令”，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主张，认为一个人哪怕品性恶劣，但只要有解决具体问题，完成实际工作的能力，一样可以提拔任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对世家大族的一种挑衅。道德标准本来就很大程度是按照他们的需求设计的，他们当然更容易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譬如说，父母去世要守丧三年，对于袁绍这样的家族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但一个贫寒人家的子弟，为了生计很可能只好不孝了。所以对唯才是举的强调，关注焦点倒未必在德和才哪个更重要的问题，而是企图打破士族对选官途径的垄断，赢得寒门人士的支持。 一道即《述志令》，或称《让县自明本志令》，曹操拒绝了朝廷加封他四县三万户的好意，并强调自己绝没有“不逊之志”，但同时又宣称，要自己放弃兵权那是痴心妄想。 《述志令》行文，既雄健朴实又张扬飞动，那句“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霸气无双不消说了；声称自己死后，要让妻妾改嫁，去向新丈夫传播自己的志向，这个创意坦白得惊人，但可笑天真中又仿佛自有一种诚挚；而说明自己紧抓兵权的理由时，不掩饰我就是要为子孙考虑，还撂下一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更足以看得劝曹操这样做的人胆战心惊。 此令一出，就注定成为文学史上的千古名篇。但曹操声明自己绝无篡汉之心是否可信，却聚讼纷纭。有人认为，一篇如此敢肆无忌惮说大实话的文章，说的自然都是实话；但也有人指出：高明的谎言，正要夹杂在大实话之中。 更进一步说，即使曹操写作《述志令》时是真诚的，后来形势的演变也很可能会造成他改变心态。人本来就是会变的，曹操说自己年轻是的志向不过是做一个郡守，后来他自比齐桓、晋文，也就是做一个“勤而抚之，以役王命”的霸主，甚至他的两个年长的儿子曹丕、曹彰的字就是子桓、子文；再后来，曹操就更喜欢自比周公了，那是完全执掌超纲，因而被流言毁谤，最终却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忠臣的人物。即使坚信曹操说的都是谎言，不同的谎言，也透露出不同的心境。 追随曹操争战多年的谋臣武将，无疑有很大一批希望曹操能改朝换代：因为这样他们就是新王朝的开国功臣，而不仅是曹操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霸府”里的工作人员；而不断指责曹操想要篡位的各色人等，也可能使曹操觉得，既然注定要担这个恶名，那么不如就把这件事做了吧。 当权臣这件事，也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且稍一后退，那就是倾覆之灾。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曹操完全平定了关中，有了足够的理由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权力。当然也就是有人适时提出，应该加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基本上，加九锡公认是篡位前必不可少的铺垫步骤。 曹操可能预计到，此事会遭遇巨大的阻力，但曹操没想到的是，阻力首先来自自己多年来最亲近信赖的人。 那就是荀彧。 早在初平二年（公元191年），二十九岁的荀彧离开袁绍，来辅佐三十七岁的曹操。尽管比曹操年轻八岁，但荀彧在各方面都比曹操显得更加稳健成熟思虑周详，如不要急于到处出击而要建设好兖州“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如“迎奉天子”，如官渡决战几乎精疲力竭的时候也绝不可后退一步……几乎每个可以影响到曹操生死成败的关头，都是荀彧帮助曹操做出正确的决策。 颍川荀氏是天下士人倾慕的大族，有了荀彧的辅佐，曹操阵营对名士的吸引力就大为增加，而荀彧又绝无世家大族眼高于顶目无下尘的毛病，他又为曹操引荐了戏志才、郭嘉这样出身不太高，缺陷明显又确实才华横溢的人才。从朝廷到地方，哪里都有荀彧举荐的官员，而且绝大多数表现出色。 自己的族侄荀攸来到曹操身边后，荀彧把原来自己的参谋工作交给了他，转而“居中持重”，军国之事都由荀彧调度筹划，曹操亲自统兵在前线作战，全靠荀彧挑起后勤的重担。 长期以来，曹操的作为确实不妨理解为兴复汉室，所以为曹操效力和实现汉朝的伟大复兴也不妨同一件事。事到如今，荀彧必须做出选择，而荀彧选择做大汉忠臣。 荀彧反对曹操加九锡，以荀彧的影响力，他的立场，必然会影响一大批官员的态度。 曹操因此“心不能平”，这一年征伐孙权的时候，要求荀彧和自己一起出征，实际上也就是不信任荀彧在坐镇中央了。荀彧也非常自觉，到寿春时就“以忧薨”，另一种说法是，曹操赐个荀彧一个盒子，荀彧打开来一看是空的，也就自杀了。 《三国志》记录了荀彧之死后，紧接着说：“明年，太祖遂为魏公矣。” 这之后，曹操的法定权力不断扩大，总之一切迹象都表明，一个新的王朝建立只是时间问题。同时，曹操不但需要与刘备和孙权作战，自己的地盘上，从许都到邺城，反对曹操的政治事件接连不断。《三国演义》把曹操描述得很早就是一副汉贼面目，使人奇怪这些汉朝忠臣为什么能隐忍这么多年才终于发作，实际上是曹操加九锡之后，他终将篡汉这一点才昭然若揭，汉与曹的矛盾也才终于激化。而曹操则变得情绪极不稳定，因此也远比他青年时代更加猜忌多疑，结果是诛杀了一批完全没有打算反对他的人士。 最典型的例子是崔琰。崔琰一直是曹操非常尊敬的人，曹操称魏王之后，一个崔琰推荐的人狂拍曹操马屁，因此引起了很大的反弹，崔琰看了那篇马屁文章后，说了一句：
曹操听说后大为愤怒：因为“耳”这个语气词有点不过如此的意思，生儿子不会“生男耳”，生女儿才说“生女耳”，因此“事佳耳”仿佛是事情并不那么佳的意思。而“会当有变时”又似乎意有所指，是说曹操终究会自己当皇帝吗？这是此时曹操最不愿意有人提起的话题。 于是曹操赐崔琰自杀。和孔融、荀彧那样确实反对曹操称帝的人物不同，崔琰只是态度不大严肃而已。这件事无疑使曹操身边所有人都人心惶惶，陈寿记录说：“琰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曹操为人“酷虐变诈”到变态的地步，后世相关段子极多，很可能就是因为他这段时间的表现而被记录和创作出来的。实则曹操一生，性情并非一成不变，但和曹操有交集又死在曹操之后的人物，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时段的曹操。 曹操最终没有篡位。他究竟有没有过自己当皇帝的打算呢？很可能他自己也不能决断。只不过事已至此，改朝换代势在必行，实际上甚至曹操的想法，都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1]关于赤壁之战的众多说法，见《赤壁不需要真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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