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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江三角洲》一书中，黄宗智认为在从1350年至1978年的六个多世纪里，长江三角洲的农业经济始终体现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农业总产出在边际劳动报酬极低 的条件下增长 ，亦即劳动过密化；而在1978年之后该地区则体现出没有增长的发展，即农民收入大幅增加，虽然耕地的亩产量并没有增长。从1350年至1850年长三角地区发达的过密型增长的小家庭农场经济抑制了雇佣农场经济的发展。从1850年开始进入中国的国际资本主义加剧了长三角小农经济的商品化程度却没有改变其过密型增长的倾向。1949年之后强大的国家权力促进了长三角农业的资本化，但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和集体生产制度抵消了其对劳动过密化的影响。直到1970年代末之后，农业劳动力使用的过密化才随着工业化进程尤其是乡村工业的普及而减退，农村劳动力的报酬也几百年来第一次冲破了生存线而稳定于相对较高水平。 自明初的“棉花革命”起长江三角洲的桑棉和粮食作物脱离了自产自销的前商品时代而变得高度商品化（黄宗智 2014：38，45）。如在19世纪30年代，长江三角洲每年大约输出四千万匹棉布到全国各地，而为了完成这一输出量，长三角的每家农户每年需工作117天（黄宗智 2014：40）。然而与斯密和马克思的理论预测相反，农村的商品化强化而非削弱了长江三角洲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场经济（黄宗智 2014：38）。根据满铁的统计资料，20世纪30年代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实际上不存在华北平原那样的经营式农业（即通常雇用3个或更多人手维持的农场）（黄宗智 2014：51）。究其原因，长三角地区小型家庭农场（包括自耕农和佃农）通过将妇女、儿童、老人等过去未曾利用的零成本辅助劳动力吸收进农业和家庭手工业（黄宗智 2014：66），挤垮了出于习俗等原因 仅依仗高成本男性劳动力 的雇佣农场（黄宗智 2014：55）。与此同时，持续的人口增长带来的耕地不足，使家庭小农场为了追求更高的单位耕地面积总收入而选择种植和加工棉桑等经济作物，尽管这样做单位日净收入可能低于种稻（黄宗智 2014：67～74）。于是，在明清二季的大部分时间里，在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增长的同时（黄宗智 2014：66），农民的边际劳动报酬却在糊口的水平徘徊不前（黄宗智 2014：74），体现出没有发展的增长（黄宗智 2014：66）。 19世纪中叶国际资本主义的进入进一步增加了长三角农业的商品化。小农家庭内部植棉、棉纺、棉织的三位一体被打破，棉花、棉纱和棉布的交易主导了长三角的商品贸易（黄宗智 2014：104～105），而中国的生丝出口则从19世纪30年代的九千关担左右跃增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十四万关担以上（黄宗智 2014：105）。然而国际资本主义的到来并没有促进长三角农业生产中单位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由于农村存在大量的低机会成本的劳动力，国际化和商品化带来的更大的生产需求被增加的劳动力投入而不是资本投入满足（黄宗智 2014：110）。如满铁对头总庙的调查显示，尽管可以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400%的铁轮机在1920年代就可买到，全村在1930年代却一台铁轮机都没有，而是依赖老式的木制脚踏机（黄宗智 2014：110）。伴随帝国主义而起的中国本土商人主要是从商品交换中获利，而不是从对商品生产的投资中获利（黄宗智 2014：116）。更有甚者，中国商人对小家庭农场高利赊销新技术，如肥料、改良种或机灌（黄宗智 2014：112），加剧了对农民的剥削（黄宗智 2014：114）。总之在帝国主义入侵后长三角的农村基本依旧沿着传统的低生产率—低收入—过密化的道路前进（黄宗智 2014：117）。长三角的农业增长依旧是没有发展的增长。 1949年后旧的以分散、自立的小农农场经济为基础的政治经济体制被巨大的、以集体化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党政国家体制取代（黄宗智 2014：143）。从1952年到1979年，松江县的主要农作物（水稻、小麦、棉花、油菜籽）单位面积产量都取得了接近或超过100%的增长（黄宗智 2014：193）。集体化——即由若干家庭组成的生产队取代旧有家庭农场成为消费单位和生产单位（黄宗智 2014：171）——对松江农业的增长功不可没。比如，集体化组织形式的动员使妇女成为全劳动力，与“赤脚医生”带来的人口死亡率下降一起促进了农业劳动力来源的增加（黄宗智 2014：200）；再比如，集体化使得基层水利的建设以及现代农业的投入（拖拉机、化肥、电力排灌等）成为可能（黄宗智 2014：199）。然而集体主义农业就像之前几百年的商品化一样，在带来产量可观进步的同时并没有带来农民单位工作日报酬的增加（黄宗智 2014：202）。在集体化的多数年份，公分值实际上在一元上下摆动，也就是说劳动报酬没有真正的发展（黄宗智 2014：205）。集体化被人口增长所伴随，资本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几乎全被劳动密集化所抵消（黄宗智 2014：206）。 长三角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待至20世纪八十年代小城镇工业和村办企业的蓬勃兴起，使大量村民从过于拥挤的农业转入工业（黄宗智 2014：210）。松江的主要农作物产量在1979年达到顶峰，在八十年代基本都处于下跌（黄宗智 2014：206～207）。然而在产量停滞甚至下跌的同时，松江农村人民的农业收入却取得了增长，如1983年许步山桥的公分值大幅度上升，突破了20年以来的一元价值，达到了1.27元（黄宗智 2014：204，209）。其原因很简单：尽管农业总产值略有下滑，但由于那年每家可以送一个人到大队工厂，分享农业总产值的人数少得更快，于是农业人口的人均收入增加了（黄宗智 2014：209～210）。与此同时，大量半农半工的村庄出现，如在1985年华阳桥种籽场208人中的172人就业于农业外的工作（黄宗智 2014：247）。农业中单位劳动力收入的增加和农业外乡村工业就业带来的收入，使得农民也开始有能力消费城市工业的产品，并且不断提高婚宴等“排场”的标准（黄宗智 2014：272）。的劳动力使用的过密化的减退，使长三角地区的农民数百年来第一次相当幅度地高于维持生存线（黄宗智 2014：272）。 引用书刊目录 黄宗智（2014）：《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法律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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