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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图书 十佳苗歌  数千年来，中国大地上生存过数百个大大小小的民族，在民族战争和抗争中，有的被淘汰，有的被同化。而苗族从远古走来，大浪淘沙，沧海桑田，虽历经劫难，仍没有被湮灭和同化。 究其原因，一是有其生存方式和民族文化作基础； 二是有其吃苦耐劳、适应性强、敢于拼搏、不怕牺牲、屡败屡战、永不服输的民族品格作支柱。  过去，由于苗族长期受战乱压迫，因此就有了“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的抗争史。 苗族不论迁到哪里，都传承着这种民族品格，不断繁衍绵延。  唐宋以来苗族陆续来到桂西高原的广西隆林，在上千年的社会活动中也表现出了这种坚韧不拔的民族品格。综观隆林境内五个民族的历史，苗族反抗斗争的次数最多，斗争激烈程度最大牺牲也是最惨烈。 民国初期，广西省民政厅官员，考察西隆苗冲后说： “所谓好乱之苗人，未尝不是安分，而数千年之闭塞与压迫，实造成彼辈之销沉之意气，而绳以物极必反之理，于感情十分激荡之时，此种人之铤而走险，未尝固又越乎人情也。” 苗族饱经战乱，他们无不渴望平等、自由、民主，一般情况下他们安分守己，不会主动挑衅其他民族和其他势力，当受到外来威胁和不公正待遇时，他们才奋起抗争。 苗族在隆林的历史进程中，掀起了大大小小几十次反抗斗争，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些反抗斗争，充分显示了苗族人民不愿当牛作马，谋求生存发展的决心，再现了敢于拼搏、勇于献身的民族精神。 同时，每次大的反抗斗争都沉重地打击了当权者，迫使他们暂时向苗族人民做一些要协让步，为苗族人民争取到了生存发展的权利；每一次较大的斗争都得到其他民族人民的支持和参与，形成各族人民团结战斗的优良传统。  清朝嘉庆二年（1797年），在西隆爆发了龙登连领导的各族农民大起义。 西隆人民长期受到统治阶级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是苗族、彝族和俫人，在土司制度时期，受到惨无人道的统治。 据《西隆州志》记载：“由于土官作恶，霸乡村据为己有”，“世代充科累闾阎民不堪，强霸占任意鸠夺粮为己业”，“扰害捐民，甚至夺其民子女，生杀任情，民受其鱼肉”。 改土归流后，增设流官，人民的处境并没有多大改变。由于流官和土官的非人道的政治压迫和超经济剥削，激起了广大农民，尤其是苗民对统治阶级的深切仇恨，矛盾稍一激化，农民就起来反抗。 但由于敌人力量集中而且强大，农民力量分散而且缺乏训练，加上叛徒出卖，根据地没有及时巩固，缺乏正确的政治指导方向，团结不紧密，西隆轰轰烈烈的各族农民大起义虽然被血腥镇压了。 但是这次起义显示了各族人民最初团结战斗的力量和意志，沉重打击了统治者，推动了西隆社会的进步，迫使清政府采取一些妥协政策。  在太平天国、张秀眉起义等多起农民革命影响之下，清代成丰、光绪年间，西隆苗区爆发了几次反抗恶势力的斗争。 清代咸丰九年（1859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天京内订”之后离开天京（今南京），回师广西，其部队西征时有一支部队途经西隆，向民众宣传太平天国革命纲领，号召农民组织武装，并活动到云南省广南县，组织黑沙土人（即壮族）武装，得到广大穷苦民众的拥护，特别激发了苦难深重的苗民的革命热情。 苗民对太平天国“耕者有其田”，“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主张，寄予厚望。 当时，西隆有个外来汉人叫潘五桂，在咔吗（今德峨镇八科村咔坝，苗语叫“Kaj Miab”）建家立业，成为咔吗当地的大富豪。但他为富不仁，常常欺压周边的苗、彝群众，广大民众对潘家怨恨极深。 潘五桂为保护家产，镇压民众，到广南重金请胡练团，带兵丁数百人前来周边镇守，气焰器张，有恃无恐。此举更加激怒了民众，长期受到土司、流官、地主压迫剥削的广大苗、彝群众，犹如干柴遇烈火，又一次联合起来，在苗族李亚仲的领导下，揭竿而起，与胡练团的兵丁针锋相对。 “苗众怒，齐来围攻，为期约一旬，杀死胡练头而陷咔吗，杀伤甚众。咔吗附近之客人（指汉人），亦驱杀殆尽。”（《广西西隆县苗冲纪闻》第79页)潘五桂全家被杀死，咔吗附近昔日跟随潘五桂作恶的汉人，有的被杀掉，大部分被赶跑。  苗、彝群众旗开得胜，乘胜之威，攻打大管。（今德峨镇新街村大箐屯）因大管由官军郑选林驻守，早有防备，苗民未能攻下，转攻新街、马场、上管班（者帮沟）、下管班（者帮屯）等地。接着又攻打蛇场、卡贵、平阳、克长等处，一路上苗民纷纷加入，势如破竹。 队伍到达克长时，下三亭的苗族头人伍大和马亚立即组织苗民响应，一起攻打五里管一带，节节取胜 这次反抗斗争，横扫了那些历来歧视苗、彝民族的富人豪强的威风，教训了一些作恶者，暂时收回了数十年来自己开垦的田园房舍，略为改善了生存环境。然而“世外桃源”“安乐生活”之类的形容，则言过其实。历史证明，后来苗、彝人民遭到了十倍百倍的报复。 这场冲突表面上演绎为民族斗争的形式，实质上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交错，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推行大民族主义，歧视、欺压少数民族的结果，受害的是各族人民的无辜群众。在反抗斗争的过程中，苗、彝民因长期受歧视、欺压之苦得以宣泄，难免做出一些过激行为。这场战火使众多汉族平民百姓通入荒野、山洞，有部分死于非命，有部分逃离西隆到贵州、云南另谋生计。 光绪十三年（1887年），西林宫保府岑毓英之弟岑毓宝、岑毓琦仗势欺人，无故诬陷苗民罗而教，说罗曾经率众到那场仔寨的那团，抢劫岑氏表姑家，并借口说，常有苗人到那劳大河、普陀一带拦路抢劫财物，然后气势汹汹地纠集民团数百人进驻西隆，会同知州石某、泗城知县邓某攻打苗族，践踏苗族家园，乱杀无辜苗民。 此举顿时激起了苗民的极大愤慨，于是苗族首领李亚仲之子李俊和丁三、王汪、王石保、罗筛、罗米等人，率众反抗。 李俊、丁三率领苗民首先攻陷民团营地猴场，杀敌百余人，烧房百余座，大灭岑氏威风，取得暂时胜利。不久岑氏民团大肆报复，从背后偷袭，打下戛保，一路携掠到长发场上，一部分苗民向岑氏势力妥协，岑氏民团趁机杀了苗族首领和骨干多人，苗族群众方觉上当，愤恨至极，重新投入更大规模的反抗斗争。 岑氏兄弟俩的民团征剿了半年，被打得晕头转向，损兵折将，没有占多少便宜。官府无法稳定局势，又不敢追究岑氏地主的责任，就耍政治花招，将参与这次镇压苗民的泗城知县邓某撤职，以镇安知县陈某代之，让苗民息怒，麻痹苗民斗志。 狡诈的知县陈某按官府的意思，对苗民软硬兼施，用计诱杀了李俊、丁三两位领袖，斩首示众，又屠杀了许多苗族群众，苗族反抗斗争受到重创，转入低潮。 上述四起苗民抗恶除害斗争，是单纯的、零星的，影响力有限，但是，同样显示了苗族人民团结一致，不向邪恶势力低头、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  民国五年至八年（1916-1919年），在猪场乡那绍爆发了苗族人民反对种大烟、抗捐抗税的武装斗争，历史上称为“陶宝起义”。 民国初年，旧军阀混战，政府加重了对苗族人民的经济剥削。起义前夕，西隆地租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叫对分租，第二种叫三一租，第三种叫定额地租。佃户租种地主的田地，都须按以上三种形式的一种交租。每逢过年过节，政府官员、地主、头人、豪绅家中有红白喜事，佃户还要送礼。他们到佃户家中，佃户要宰鸡杀鸭，大酒大肉款待，否则会被退佃或赶出寨外。他们经常对苗族人民征收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 当时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统治广西，暗许一些地方种植鸦片。猪场乡团总牟老罗（牟延芳，汉族地主）与阿稿彝族族长杨廷祯勾结，筹划种鸦片，以谋取暴利。他们规定按大烟产量的50%收缴烟税，其余50%由他们低价收购，并且强迫群众将地面作物全部砍掉改种鸦片。这种恶劣行径，激起了苗族人民的愤慨（猪场乡80%以上是苗族），成为起义的导火索。 当时苗族的两个头人，那绍的古文学（古光臣之父）和乌梅的杨正祥（杨福荫之父），因一个贵州商人之死矛盾激化。他们两个是苗冲的重要人物，从光绪中期到民国初年，相互争雄，谁也不甘示弱。 民国四年（1915年）春，有个贵州商人在古家辖地那绍被害，杨正祥借机向县府告密说：古家窝匪藏奸。知县石辉山不问青红皂白，罚古文学光洋700元，并撤去其团总职务。后任知县蒋乃勤（玉林人）趁机委任其同乡牟延芳接任古文学团总之职。  牟延芳到职后，强占田地，勒索百姓，玩弄苗女，强迫苗民种鸦片。古文学之子古光臣，一方面愤怒于父亲无故被撤职和罚款，另一方面恨新任团总牟延芳鱼肉自己的同胞，于是和陶宝、马包等人在那绍饮血结盟，秘密商议起义斗争。 陶宝起义是隆林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苗民起义，给各族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斗争持续了四年之久，义军人数达到两万多，烽火遍及西隆、西林和云南省广南等地，几度攻陷县城，官府四易县长。 义军大范围的迁回作战，多次打败前来镇压的官军，所到之处，杀死贪官污吏，免除苛捐杂税，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和苗冲的地主势力，深受各族民众支持拥护。但是这次起义始终没有一个坚强的政党领导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和统一的合力，没有一个拧成一股绳，团结牢固，军队纪律严明，相对集中统一指挥，强化部队训练，加强情报工作，开展思想教育严防敌人和内部叛变投敌等等工作。各支义军战时能协同作战，战后各自为营，最后被有组织且武器精良的桂系军阀镇压了。 陶宝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这次起义充分显示了苗族人民不可欺辱、不畏强权暴政、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起义军在长时间、大范围内狠狠地教训了统治者，迫使他们对苗族人民做出一些妥协让步，使苗族人民得到了一些生存权利，稍为改变了现状。 同时，在这次起义中各族人民团结战斗的经验，和陶宝误杀彝民的教训警示着后人，要珍惜民族团结，要警防敌人的阴谋诡计。  杨刚奶，女，德化乡龙洞人（今德峨镇德峨村龙洞丫口）。 1929年百色起义的革命风暴波及西隆、西林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子女也闻风而动，有些就地响应，有些离家求学，到外面去观风听信，西林县西平乡的罗英，西隆德化乡的杨刚奶、罗荣昌、杨高济、王登武等，就是这样的一批壮族、苗族青年，他们接触新思想，激发了革命热情。 有一年，从云南过来了两个商人模样的人（未公开姓名和身份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到猪场、德化乡一带活动，他们发现了“保兵”这地方有位妇女，个子高大，性格刚强，做事果断，有正义感。 她已经嫁到德化乡德峨村（今德峨村）龙洞上寨，但经常回娘家走亲。她婚后生了个儿子叫阿刚，按苗族的称谓习惯，人们称她为“杨刚奶”（“奶”苗语“Nais”，为“妈妈”的称谓。“杨刚奶”意为杨阿刚的妈妈）。中共地下工作者把目光聚集到她身上，动员她参加革命。经地下工作者的引导，杨刚奶同意加入革命队伍，为受苦受难的苗冲人民贡献力量。 杨刚奶生性勤快灵巧，会纺麻织布，懂用草药治病。地下工作者研究了一套活动策略，借助苗族巫术和草医等民间风俗，让她伪装“巫婆”，走村串寨行医治病，利用宗教形式宣传革命，发动群众。  经段时间的运作，不久就在他们的周围聚集了300多名群众，大部分是苗族，也有少数壮、汉、彝族群众参加。起义条件逐步成熟，杨刚奶对群众说：“只有打，我们才能活下去！只有反官府，抗捐税，我们才有出路！” 虽经历轰轰烈烈的起义与牺牲，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起义军因群龙无首而被血腥镇压失败。 这次起义前后历时六年，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桂系军政府，激励了苗族人民的革命斗志，在苗族抗暴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杨刚奶是苗族的女中豪杰，她的英雄业绩在隆林人民中广为传颂，苗族人民称她为“神仙”，是美好的象征。 九妹说： 文字来源：熊胜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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