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的官窑瓷器

    民间有官窑瓷器吗？这是一个争辩了很久却好像永无准确答案的问题。每一个收藏家、专家，都会持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分析出来，也大都不无道理，用社会科学逻辑观，聊聊这个命题。

    早就听到文博界的前辈、行家和民间收藏者们断言官窑瓷器由皇家垄断；皇家的瓷器几乎没有瑕疵，若有瑕疵当即毁坏，是不能出窑厂的；老百姓是根本不能用官窑器的。凡此种种观念都因为不完全知道官窑制度使然。

　　仔细研读中国陶瓷方面的著作、论文，再经多年的实物及文史资料的考证反复研究，发现皇家垄断官窑瓷只是一个愿望和神话，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而且当利益相关时，连皇帝也会下令将官窑器出售，所以官窑瓷器完全有可能流入民间。

　 　官窑制度在明清两代逐渐形成。在唐朝后期的邢窑产品上，始见手写“官”字，可能是从烧成的瓷器中挑选出上好的器皿送进宫内。北宋虽有固定的官窑，其制度 如何，因缺乏史载而不明。而其时的定窑、汝窑、钧窑烧造的瓷器通常是先由官方(朝廷所派专员)挑选，其余的产品则由工匠上市销售。元代的官窑制度是怎样 的，至今还是个谜。

　 　明朝宣德皇帝和成化皇帝重视制器，不仅创制了五彩、霁蓝、霁红、娇黄、斗彩等新品种，而且能把青花釉里之红色烧得极其鲜艳，为明代瓷器史上的两个高峰。 真正意义上的官窑制度也在此时逐步形成，即在江西景德镇指定某些窑厂专为宫廷烧制御用瓷，而不准烧制商品瓷。这些规定其实仅为皇家的美好愿望，企图以独 特、独有的礼器、日用器、赏品向人们显示独有的皇家气派，即企图垄断天下最为精美的瓷器，其实是做不到的。明朝皇帝通常派太监督管窑务，而太监专制凶狠的 管理，严重地盘剥窑户窑工，其中一项做法为搭烧，即强令窑户搭烧官窑器，以完成皇家的差使。

　　

　 　搭烧就是使民窑烧制官窑器合法化，至少民窑可以在搭烧时多做出官方所索要器皿的数量，即为了保证烧制成功一件，需做三四个坯。由于搭烧，明代的景德镇就 出现了被称为“官古”的窑户，即专门仿古官窑器的窑户。其中名噪一时的为陆子顺，他于正统元年进献瓷器5万余件，英宗命“送光禄寺充用，赐钞偿其值。”陆 氏进献的瓷器可以充用，肯定其精美程度可比官窑。此例足以说明民间确实在造官窑瓷器。

　 　督陶官的营私舞弊也是使官窑器流向民间的一条途径。宣德时太监张善督陶，“贪黩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官窑瓷器多以分馈其同列，事闻，上命斩于都市，枭首以 徇。”张善犯有两大罪状，其一便是把官窑瓷器分赠同列，可知此为官窑瓷器走到民间的一条途径。本来督陶官以职务之便送几件瓷器给同僚是平常事，可是这个张 善做得太过分，再加之“酷虐下人”，引起了民愤，才两罪并罚而至处斩、枭首示众。其后的督陶官还会不会把官器送给同僚、亲友，应该还是禁而不止的，不过做 得隐晦、适当一些罢了。唐英在乾隆八年二月二日的奏章中说：“故厂造成供御之瓷，则有黄器及锥拱彩绘、五爪龙等件。此等器皿，非奉赏赐，凡在臣下不敢珍藏 擅用，以滋违制之戾。”

　　

　 　唐英为督陶官确实谨慎勤敬，不敢擅用和珍藏御用瓷器(专指黄器、珐琅彩瓷和绘有五爪龙之器)，那么，唐英的前后任怎样，则不得而知。然而在唐英辩白的背 后，却说明了皇帝知道督陶官有把御瓷外赠之事。再说黄器、锥拱彩绘、五爪龙以外的瓷器又怎样，其或有流传至民间，当无疑问。

　 　装箱、运输中的纰漏致使官窑瓷器品质降低、流向民间时或有之。乾隆六年五月，怡亲王谕字唐英：“烧造上色瓷器甚糙，釉不好，瓷器内亦有破的”。唐英上奏 作了言辞恳切的辩解。乾隆阅读奏疏后，作朱批：“不但去年，数年以来所烧者，远逊雍正年间所烧者，且汝从未奏销，旨到，可将雍正十、十一、十二、十三等年 所费几何，所得几何，乾隆元年至五年所费几何，所得几何，一一查明，造册奏闻备查，仍缮清单奏闻。”

　　唐英费了很大的 功夫才做成报销清单，结果却是“以所造瓷器釉水、花纹远逊从前，又破损过多，因分条核减，共银二千一百六十四两五钱五分三厘三丝五忽二微，奏令赔补。”说 实在的，这一处罚是很轻的，因为参与审核和奏议的和硕怡亲王、果毅公讷等都知道有些责任不该由唐英来负。唐英“实有鞭长莫及之势”，在出窑、挑选、装箱、 运输诸环节都可能出纰漏。这也是官窑器流向民间的一条途径。　

　 　更有甚者，乾隆皇帝曾下旨将不符宫廷御用器的作品在景德镇公开销售。用土窑烧造瓷器较难保证质量。康熙、雍正两朝选剩之件向无解交之例，随散贮厂署，听 人匠使用。唐英因要奉旨造清单奏销，于是要设法让乾隆皇帝知道落选之次色瓷与正选的上色瓷的比例：上色瓷十中难得四五；有时他又说次色脚货及破损等数几与 全美之件数等。大概上色瓷仅得三到四成，难得五成，次色瓷也是如此，其余的是破损变形者。唐英以黄器、五爪龙等为理由，欲将次色瓷全部运抵京城，交朝廷处 置。乾隆的朱批为“黄器如所请行，五爪龙者，外边常有，仍照原议行。”所谓黄器，指单色釉娇黄瓷器及外黄里粉彩之瓷。所谓“仍照原议行”，即可将次色瓷在 当地销售，包括绘有五爪龙图案的次色瓷。此例一开，官窑生产的次色瓷就合法地出现于市场，而且数量很大，还有可能夹杂着一些上色瓷。到光绪时，皇家干脆在 景德镇创建了销售瓷器的公司。这是一条官窑瓷器流向民间的合法途径。

　　

　　唐英是一位甚得窑工窑户爱戴的督陶官，可他也不得不感叹：“工匠之弊，又不胜防也。”工匠为了过日子、过好日子，就会想方设法占有自己所烧造的官窑瓷器，甚至占有最上等的器皿。这也是一条官窑瓷器流向民间的途径。

    皇家档案告诉我们，民间的官窑瓷器大约有这样 几种来源：

唐英 石像

是御窑厂次色瓷器的处理

    次色瓷器变价是清代御窑厂特有的一种瓷器处理办法。

    官窑中的次色瓷器，是与正品中的上色对应而言的。 变价就是将次色瓷器出卖以换取现银。瓷器作为手工业产品，在烧造过程中必然有正品、次品及破损之分。

    乾隆时期有个著名的督陶官叫唐英，他在乾隆八年（1743 年）二月二十日的奏折中曾说：“所造之器，出自窑火之中，不能保其件件全美，每岁每窑均有选落之件。”这 选落之件就是次色瓷器。

    官窑中的次色瓷器，在 雍正六年（1728年）之前是 散贮在御窑厂的库房里， 雍正七年（1729 年）至乾隆七年（1742 年）这段时间是 解送京城。 到了乾隆七年（1742 年）以后，就奉旨将次色瓷器在景德镇就地变价了。

    道光以前的黄釉瓷和祭祀用瓷，即便是次色，也是 不能变价的。 道光以后，所有次色瓷器都在景德镇变价处理了。

    所以，在民间见到的有些瑕疵但却印有清代皇家落款的官窑瓷器，大多应该是景德镇御窑厂变价处理的次色瓷器。

明弘治 浇黄釉描金弦纹牺耳尊

是皇宫库储瓷器的变卖

    宫中的瓷器为什么会变卖？这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缘由。

    据档案记载，在乾隆早期，曾将库储康、雍、乾三朝有款 瓷器中破损的或釉水不全的 14 万余件变卖。乾隆中期，又将康、雍、乾三朝无款瓷器 8000 余件变卖。

    乾隆还将 存量过多并无用项，或釉水浅薄，或花纹不全，或式样平常的11 万余件瓷器也拿出皇宫 变卖了。

    嘉庆皇帝倡行节俭，将皇宫六库存贮的物件全面清理，除了必须留用的，其余久贮库内并无用项以及用少存多者全部变卖。在嘉庆时期，共变卖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的瓷器多达 44 万余件。

    按理说，官窑瓷器只有破损或久存不用，才作变价处理，但是到溥仪退位后的小朝廷时 代，由于经费不敷，竟然也打起了变价的主意，只不过与老祖宗不同的是，这时变价的不是什么破损和平常之器，而是专门挑皇宫值钱的物件变卖，不但变卖清代御 窑的瓷器，还有明代的官窑瓷器，甚至还变卖了元代青花白地瓷葫芦瓶。让人惊愕的是，在当时还采用了投书竞买的方式。

清雍正 粉青釉茶壶

是皇帝赏赐出去的瓷器

    官窑瓷器是皇帝常常用来赏赐的物件，赏赐的对象既有王公大臣、封疆大吏，也有皇子公主、贵族命妇和身边的侍卫，此外还有蒙古王公和西藏喇嘛等。每次赏赐瓷器的数量多寡不一，少则一两件，多达数千件。

    清宫档案反映，皇帝赏赐瓷器的品种有很多，如 雍正时期既赏瓶、盘、碗，也赏珐琅彩等瓷器。乾隆时期赏赐的瓷器，除了瓶、尊、盘、碗外，还有小件的如鼻烟壶、瓷扳指、瓷带钩、瓷翎管等。

    晚清时期赏赐的瓶、罐等大件瓷器，也就是通常说的琢器，其品种较为固定，主要有 哥釉四方杏元双管瓶、钧釉四方杏元双管瓶、哥釉四方八卦瓶、霁红玉壶春瓶、青花起线玉堂春瓶、青花芭蕉栏杆玉壶春瓶、花厂官釉太极纸槌瓶、天青釉四方太平有象瓶。

    光绪朝还增加了 五彩百蝶玉堂春瓶、五彩红百蝠玉堂春瓶、天青釉描金皮球花玉堂春瓶、红云蝠太极纸槌瓶等。

    清代晚期赏赐用的碗、盘、盅、碟等小件瓷器，也就是通常说的圆器都有哪些？

    举个例子，在光绪八年（1882 年）赏赐用的圆器共有 14 种，分别为白地红云龙尺六大盘、五彩八吉祥串花尺二大盘、青双龙尺四大盘、五彩白地里外红百蝠尺六大盘、里外霁红七寸盘、里外霁青七寸盘、里外霁红五寸 碟、里外霁青五寸碟、里外霁红大碗、里外霁青大碗、五彩八吉祥中碗、青云鹤八卦中碗、里外霁青墩式中碗、红龙酒盅等。

    可见，清朝皇帝赏赐出去的瓷器是花样繁多的。

明宣德 青花缠枝花卉纹梅瓶

是洋人抢掠走的皇家瓷器

    晚清时期，清王朝国势衰败，西方列强先后两次攻入北京，第一次是 1860 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第二次是 1900 年八国联军的入侵。列强两次进京大肆抢掠，皇家瓷器自然也是在劫难逃。然而，遗憾的是历史文献中少有这方面的专门记载。

    以圆明园为例，咸丰十年（1860 年）英法联军对圆明园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和野蛮的焚烧，历朝精心制作的陶瓷器皿更不能幸免。对于圆明园在这场浩劫中究竟损毁了多少瓷器，100 多年来始终是个谜。

现在，根据景德镇官窑的进贡清单，对划拨到圆明园的御用瓷器数量作了个统计：

    乾隆时期督陶官进贡陈设在圆明园的瓷器有 1746 件，嘉庆时期进贡瓷器陈设在圆明园的有 2015 件，道光时期进贡瓷器陈设在圆明园的有 2452 件，咸丰时期进贡瓷器陈设在圆明园的有 152 件。

    所有这些瓷器，都随着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一并遭劫，或被砸碎再也见不到了，或被劫掠而流散到世界各地。

清康熙 斗彩万寿桃实纹碗

是从皇宫盗出的瓷器

    皇家大院表面来看戒备森严，但是家贼难防。尤其是清朝晚期，宫里偷盗之事屡有发生，作为存放瓷器的广储司瓷库也不安全。宫中太监杂役等家贼里外勾结，作案手段不一，或挖墙行窃，或揭瓦偷盗，或顺手牵羊。

清宫档案留下这样的记录：

    光绪三年（1877年），紫禁城内广储司瓷库的西墙被挖了一个窟窿，发现丢失瓷器 101 件；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广储司瓷库的西墙又被挖一大洞，盗走盘、碗、盅、碟及小瓶多达 1000 余件；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八国联军入京时，宫中瓷库又被盗，丢失了雍正年间制作的瓷器 40 多件，甚至连被人们称为库神的馗瓶也一起被盗；

    到光绪三十年（1904 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以至宣统朝，瓷库被盗事件更是屡屡发生。

    这样说来，不论是官窑中次色瓷器的处理，还是皇家库房所存瓷器的变卖，也不管是皇帝赏赐出去的瓷器，还是洋人抢掠、宫中偷盗的，这成千上万的清朝皇家瓷器终究是流落民间乃至世界各地了。

　　在明确了上述官窑瓷器流向民间的途径后，收藏家有可能持有连博物馆都没有的官窑瓷器，博物馆所藏官窑，收藏家完全有可能持有。

    民间有官窑瓷器吗？笔者的个人观点，是有，当然有，肯定有！下面从几个观点，来分析一下笔者个人的拙见，如有说得不对的，欢迎评论指正，共同进步。

    首先，我们得理清“民间”跟“官窑瓷器”两个概念。

    所谓民间这个概念，是相对于宫廷的，也就是说，普天之下，除了紫禁城（拿明清时期来举例子），都是民间。我们知道，从宋代开始的科举制度的 完善，已然给了民间一条非常阳光的向上通道，试问，有哪几个执宰不是出自民间？他们从民间来，最终也会往民间而去，不管他们曾经是多大的官，曾经多么的位 极人臣甚至操盘整个天下，都将殊途同归。这，就是最真实的民间。接着，我们再说官窑瓷器。所谓官窑瓷器，更是不需对其保留有多神秘莫测的态度，笔者的上一 篇文章，有粗浅地分享过个人对于官窑瓷器与民窑瓷器的区别的思考，这里就不再啰嗦。所谓官窑瓷器，无非就是皇家出资订做、派官员下地方督造、以皇家名义自 行开御窑厂等方式烧制出来的产品。比之民间窑口的制品，成本更高、出品率更低、对品质更讲究，说白了，其实一个词就能概括，无非就是一些比民间窑口生产的 瓷器更加的“精美”而已。真心没什么神秘的。理清这两个概念之后，进入正题，民间官窑瓷器的来源。

皇帝赏赐

    自古皇帝赏赐有功之臣是惯例，有功不赏，谁还跟你混啊。而赏赐，其实无非两种，简单说就是“升官”或“发财”，就这两条路而已。升官当然是相对来说比较需要 慎重考虑的一种做法，毕竟官爵是会有尽头的（最高尽头正是皇帝本人），而皇帝赏赐的人往往又都是身边的人（离得远自然有其他人代表皇帝去做赏赐），自然官 爵已然不低，再赏，可能只剩下皇位了。所以，自古以来，比较受帝皇青睐，也能让功臣普遍接受的做法，还是以赏物为主。

    从商周时期就有“赐金”的说法（当时其实是铜），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足，则逐渐的演变为赏赐一些高雅难得的器物，一来能体现出皇家的品 味，二来某些器物有寓意能起到训诫的作用，三来臣下也可引以为荣做陈设展览，四来在国家富足时期，说实话，能得到皇帝赏赐的“身边人”谁缺钱哦。

    并且，由于赏赐的器物逐步演变成为艺术品，所以有时候皇帝赏赐物件全凭心情，不一定非得有功，也许是君臣艺术眼光相仿、也许是偶有所感借物表意。如《千里江山图》就是徽宗赏赐给蔡京的，据记载应是有训诫之意。

    入宋以来，受益于宋代政治环境的宽松、经济环境的大发展，人民的生产力是直线上升，各类商品琳琅满目，由此我们中国的商品开始大规模地走向全世界。而外国人最稀罕的中国商品，就是瓷器、丝绸与茶叶，这一点恰恰证明了瓷器在中国的诸多商品里面的地位。

    然而，总的来说，宋元时期的记载资料相对不是很全面（宋史一改再改、元代短暂政局不稳），明清因为距今时间较短，是以各方面的资料就相对比较齐全，而又属清 宫登记最为详尽。从清宫的档案反映，皇帝赏赐的对象，都是身边的人，有王公大臣、皇子公主、蒙藏贵族、身边侍卫等等。数量有多有少，品类也并不单一（以瓷 器举例，多的时候有数千件之多）。

    甚至于，皇家还会制作某一些器物专门用于赏赐用途（如明代的佛像、清代的赏瓶、贲巴壶等等），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皇家赏赐器物的规模绝对不小。

皇家变卖

    这一点是毫不奇怪的，甚至这个可能占据了民间官窑器的绝大部分。我们知道，在古代，国家是分国库和内库的，简单说就是，国家税收入国库，是用于投入在国家的 公共事业上的，比如基建、赈灾、用兵等等。而皇帝的个人开支，则是用的内库的金钱，等于说是皇帝的个人小金库吧。当然，在封建专制时代，天下都是皇帝一个 人的，所以经常性的出现没有明显区分开的情况。但是不管如何，皇帝要动国库的钱，得经过大臣之手，还是比较不方便滴。而把官窑瓷器变现来充实自己的小金 库，是一个很不错的渠道（近侍帮皇帝出宫售卖产品的记载屡见不鲜）。

    另外，遇到一些物件磕碰、不够精美、久藏不用等器物，也会拿来变卖。（如清宫记载乾隆就曾将康雍乾三朝的部分瓷器变卖，总计超过二十万件之多）还有一些皇帝提倡节俭，自然会清理宫中一些“非必须品”变卖（如嘉靖道光）。

    或者，遇到国家穷困，或生存成困，那可就不分什么国库内库了，能卖就卖，专门挑精品值钱的卖。（如溥仪人尽皆知的疯狂变卖元明清精品）

监守自盗

    关于这一点，可以说是无所不在，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江湖。从景德镇制作开始，到运输至北京的途中，再到紫禁城内广储司瓷库，每一个环节，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其实这么一说，大抵看官们都能理解，不过还是简单举几个例子吧。

    如： 宣德时太监张善督陶，“贪黩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官窑瓷器多以分馈其同列，事闻，上命斩于都市，枭首以徇。”，意思就是张善这个督陶官实在不像话，又酷虐下 人，又以职务之便老是送官窑器给同僚，所以，斩了。从这一件事我们就知道，这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只是大家慢慢地就做得更加的隐蔽一些罢了。再如：清 宫记载，清光绪三年，紫禁城内广储司瓷库西墙被挖了一个洞，发现丢失瓷器101件。之后清光绪二十一年，二十六年，又有类似现象的发生。

    要知道，这还只是有记载的官方文件的一小部分而已，对于监守自盗流出的官窑瓷器来说，可谓如沧海之一粟。试想，在生产、运输、库存的过程中，可不仅仅是历史 留名的官员会参与其中，更多的是默默无闻的基层、老百姓，这一部分力量来完成监守自盗的伟大使命，才是灿烂而无法阻挡的。

    一如著名督陶官唐英在接受组织调查之后发出的由衷感慨“工匠之弊，又不胜防也。”

次品处理

    这个就更加容易理解了，说白了，就是烧制出来的，没有能够挑选入宫的器物当中的精品。部分相对来说水平较差的，会直接摔坏掩埋，没的辱没了官家的身份嘛（明 清时期官窑多数有落皇帝年号款）。而其中部分有一点小瑕疵的器物，有一些会运回宫廷，之后再变卖，有某些时期是直接在景德镇变卖处理。所以，我们偶尔会发 现一些有落款的官窑老件，上有些许瑕疵，或器型不够严谨、或釉彩些许黯淡等等，都有可能是这样子的产物。这一部分，当然也是民间持有的官窑瓷器当中的一大 部分。

 民烧官瓷

    官窑制度在明清两代才算是形成基本的定式，在明之前，一来由于史料的缺乏，二来从各种野史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来，就是没有形成一套统一官窑瓷器烧 制的官僚制度（区别大致可以理解为明清官窑是一个国企，元以前的官窑是承包国家工程的窑厂）。唐宋之际，通常是由官方指派官员下到地方窑口挑选，其余的藏 品则由工匠上市销售。元代的官窑制度目前史料缺失，至今为止，我们还看不到其文字性的详细记载。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明清时期的官窑制度当中，来合理 地推测出我们想要知道的一些事情。

    明清官窑，制度已经形成并完善，就是指派督陶官 到景德镇御窑厂（明称御器厂）为宫廷烧制御用瓷，而不准其窑工烧制任何的商品瓷，这当然只是理想中的一个规定。而规定之所以出现，我们知道，那就是因为有 “不符合规定”的事情在出现。这其实是社会运行的道理，很多的规定之所以出现，恰是因为这种合理性不被立法者所认可，这才有了这么多的规定。社会运行的很 多内在规则，是因其合理性而存在的，但凡这种存在，往往合理不需要规定（如：官方不需要立法规定大家要吃饭，大家饿了自然就会吃饭）。

    首先，皇家不会管到烧制具体的细节，只会说出自己要求的数量，在这种前提下，督陶官为了完成任务，自然就各方面都要综合清楚，宁愿多，不能少。是以，在材 料、工本这些方面，必然只能投入更多以期完成任务。加上在烧制成品瓷器的时候，又是无可避免地肯定会有消耗的（现代也如此），所以更要多烧；有时候，在赶 工时的前提下，督陶官还会强迫其他窑场搭烧官窑器，这又是很大一部分多出来的官窑瓷器了。而这多出来的瓷器，自然是不能送到宫里的（超额完成任务可不是什 么好事），就只能在当地消化了。就算是遇到一个极度臭硬的督陶官，要求全部都现场打成渣，恐怕也是难以实施的，毕竟，这对于百姓来说，可都是代表着白花花的银两啊！

    所以得出结论。连明清专制而独裁的政治环境，看当时的御窑厂瓷器 的烧制，仍是漏洞百出，遑论开明的唐宋时期，我们不说狭义官窑器这种概念，就说“类官窑”器吧，伴随着这些官方窑口的烧制，老百姓手里头也肯定不会没有， 也许可以比较形象地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官家吃肉，百姓喝汤”吧。

厚葬之风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祖先崇拜倾向，每一个民族在未完全开化的时期，都难免会对自然界一些力量巨大的现象产生害怕到崇敬到祭拜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在那个 年代，大家都信神。而我们中华大地上算是最早抛弃神学说的先进民族（周开始神已不知为何物），其实真正有对于神的崇拜，也仅在商（夏尚未有这方面的具体详 尽的考证），而商代的神，其实也是商人的先祖，这一点足以反映出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崇拜现象。

    没有了神，祖先还是要崇拜的，这涉及到一个人的品德问题（不忘本），特别是在儒家学说统治中国之后，忠孝成为一个君子最重要的品德，不孝何以言忠。这就导致了在以“举孝廉”为官员引进制度的古代，“孝”更为重要。

    唐之前，做官都是靠类似举孝廉的方式，即在职官员“举荐”一些“孝廉”型的人才来为国服务。宋始，才形成了以科举、考核的做官之道，然而忠孝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千年，就算不以“举孝廉”的方式举荐提拔官员，“孝”也已经形成对一个官员道德的基本要求。所以，孝是如此的重要，那又要怎样才能体现出自己的孝呢？父母生前当然要百依百顺，父母百年之后，就表现在厚葬了！

    其实，两晋之后的中国，严格意义上来说，已经不能算厚葬了。汉代及之前，活人陪葬、金银珠宝等各式各样的厚葬之风横行，所以在盗墓界有一句玩笑话，曰“汉代 把半个国家的gdp都埋到地下去了”。从曹操开始，提倡薄葬，不许要活人陪葬（以人为本，且敢为天下先，点赞），之后，从两晋开始流行以陶瓷器陪葬入土 （成本相对低且可以塑造成任意形状），如著名的唐三彩，就是陪葬品。

    虽说没有了活人陪葬，但是孝之一道已然深入人心，父母百年之后，子女还是希望能尽量多的陪葬一些器物以供阴间使用，这就出现了大量的陶瓷陪葬器皿。

    所以说，官窑瓷器，通过上述分析的种种渠道，在流入民间之后，有部分王公贵族、封侯拜相者，就算生前没有变卖家中的官窑器，死后也很大一部分会随之入土，之后，再拜盗墓者的心灵手巧而重见天日，这又是民间官窑器的一大来源。

天下动乱

    战争年代，其实就不用多说了。古代有断断续续的很长时间，军人从军是军饷极低的，加上为了鼓励攻城掠堡，往往会许诺入城之后纵军人抢掠几天，金银财富、丝绸瓷器、绝色美人在这个时候往往就会易手。

    而中国自古就除了首都之外还有陪都等几个发展程度不亚于首都的大型城市，且自宋以来，我们中国打了多少次仗，正统的朝代都换了几个，更别提一些地方政权 的更替了。每一次动乱，每一次的财富交替，每一个大城市的兴起与衰落，都会导致大量的官窑瓷器流入民间，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看近代，八国联军在我们中国 搬走了多少精品古董？这就是现在经常会有爱国的收藏家去海外拍卖回购我们中国古董艺术品的原因。而八国联军能搬走多少东西跨过大洋？能有家住北京城的老百 姓搬得多吗？这个永无确切官方答案的问题，其实在每一个收藏家的心中，相信都是会有比较一致的答案的。

    所以，每一次的动乱，又会有一批官窑瓷器在不知不觉中流入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