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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结束了数百年来诸侯割据的局面，基本实现了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农耕民族大统一，而此时的北方游牧民族也在进行着激烈的战争与融合，但游牧民族实现大统一却已到了1500年之后的蒙元时期。 先秦时期的中国北方曾被众多人口少则几千、多则几万的氏族部落和部族联盟割据，这些黄白人种混杂的部落间互相掳掠、战事频繁。他们以巍巍大兴安岭为界，独自发展演化为中北亚草原的匈奴和东北亚的东胡两个大系。随着历史的推进，匈奴及其分支羯族、沙陀突厥，东胡演化而来的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民族都曾在榆次大地驰骋。经过历史风雨的洗礼和涤荡，他们一部分在历史中湮灭、一部分融合入汉族、一部分西迁后仍保持了本民族的特征和习俗，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 
诞生于今内蒙古河套及阴山山脉中段大青山一带的匈奴部落，全民皆兵擅长游击，他们扬鞭放牧、挥刀杀戮，奉行“战俘成为参战者的奴隶、劫掠的财物归参战者所有”的生存法则。在今内蒙和蒙古国出土的匈奴墓穴中，既有符合黄种人特征的匈奴人遗骸，也有符合白种人特征的匈奴遗骸。据此推测，古代匈奴的情况就如同今天的哈萨克族，是由很多部落组成，有完全的黄种人，也有皮肤白皙、黄发绿睛的白种人，还有黄白过渡性人种，这可能与游牧民族在战争中互相掳掠人口导致的人种基因混杂有关。据《晋书》记载，被认为是匈奴一支的羯族人高鼻深目，与汉人截然不同，有可能是被征服后作为奴隶归入了匈奴的中亚人。 匈奴最早的来源尚有争议，在匈奴民族自己的传说中，匈奴王族世系出自夏桀之子淳维，而首位记载于史书的匈奴首领是第一位有“单于”称号的首领头曼，从始祖淳维至头曼的一千多年里，匈奴人一直处于分散的状态，期间的历史已无法考证。 史学家司马迁认为匈奴的始祖是大禹的后代。据说，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儿子獯粥（可能与淳维是同一人）与夏桀的妾私通，被发现后逃到了西伯利亚，成为匈奴的先祖。如果这种说法属实，那么匈奴的核心统治部落也属于炎黄子孙，是华夏民族的一个分支。也有现代史学家认为：商朝时的鬼方、周朝时的犬戎可能都与匈奴祖先有关，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大部分与华夏民族融合，也有一部分西迁后与中北亚游牧民族融合成了后世所谓的匈奴。 战国初期，统治榆次长达200余年的赵国，攻灭了白狄、林胡、楼烦之后，把中原王朝的疆域再次向西北推进。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匈奴被赶出河套以及河西走廊地区，头曼单于被迫北迁。秦末，头曼单于趁中原内乱，再次吞并了河套以南地区。杀父夺位后的冒顿单于，大肆扩张匈奴领地，向东大败东胡，向西迫使月氏人西迁，向南吞并了楼烦，匈奴控制了包括今蒙古国、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中亚北部、中国东北等广大地域。 匈奴骑士征服其他游牧部落称霸北方草原，对中原王朝形成了巨大威胁，他们如脱缰的野马，开始大肆侵犯中原。匈奴与汉朝为争夺生存空间而展开的战争，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以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为代表的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间延续1800余年的冲突与融合也由此展开。位于太原（晋中）盆地的榆次，因毗邻北方军事重镇晋阳，随之成为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中原王朝时的重要战场。 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后，把七个异姓诸侯王分封各地，建立了七个封国。与名将韩信同名的韩王信（战国时期韩襄王庶孙）被封于晋阳，以太原郡所辖的榆次等三十一县为韩国，后韩王信又被改派到代地，建都马邑（今朔州）。 公元前201年，匈奴攻打代国都城马邑，面对匈奴人的强劲攻势，韩王信投降。匈奴越过了句注山（雁门山），直逼晋阳城，榆次被匈奴占领。公元前200年，刘邦亲率三十二万大军北伐韩王信和匈奴，收复了榆次。然而，由于轻率冒进，在平城白登山（今大同马铺山）被匈奴四十万精兵包围，险遭丧命。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命卫青、霍去病各率骑兵5万，兵分两路分别出定襄和代郡，深入漠北，歼灭匈奴主力7万余人，漠北之战使汉朝与匈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质的扭转，此时匈奴人已无法再对汉朝构成威胁。 统一中国是秦始皇嬴政的首创，但这种统一只是表面的，真正用文化思想统一中国，形成民族融合向心力的人物，非汉武帝莫属。汉武帝时期的汉朝疆域超越了秦始皇时代，汉朝持续四百年，成为亚欧大陆东部的主宰，是汉人形成最重要的时期。夏商周时期脱胎于中华土著之一的华夏人，不断吸收融合周边游牧民族，混合了多民族基因的所有汉朝子民都以汉朝为荣，此时他们已演变成为汉人。汉朝影响深远，此后的中原王朝总是以汉人为主体民族，即使汉朝灭亡后，原来汉朝统治范围内的人也自称汉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汉人并不是从血统上来区分的，而是从文化认同上区分的。 汉朝的统治在古代榆次人心中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今榆次城区曾有一座始建于战国的榆次城，这座城周长二十一里（相当于8.7公里），外形轮廓近似长方形，它的城垣北至今石太铁路南侧一线，东、南至隋以后的榆次县城（即不包括郭城南关的榆次县主城）东、南城墙一线，西至今郭家堡乡政府到液压件厂之间。这座战国故城直至秦汉时，一直作为榆次的县域中心。开创“文景之治”的刘恒（汉文帝）称帝前曾为代王，管辖了与代国都城晋阳毗邻的榆次十五年，他的治理及随后的“文景之治”，造就了当时榆次城的繁荣。西汉王朝对榆次的治理，给榆次人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经历西晋末年五胡乱华之后，这座古城的筑城历史及文化几乎被胡人的愚昧野蛮统治彻底抹去的情况下，仍被后世称为“汉故城”，它在榆次古人心目中的地位是隋代缩建的榆次城（今榆次老城）无法比拟的。
东汉军队多次击败强大的匈奴，却没有取得毕其功于一役的战绩。山西北部的匈奴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后，南匈奴积极与汉和亲，并声称愿为东汉戍边。光武帝接受南匈奴的归附请求，两次将并、幽二州数郡边民东徙、南迁，把南匈奴移居汉朝境内的沿边八郡，其中包括山西雁北、忻县等地，这为后来匈奴入居太原盆地，进而祸害榆次埋下了伏笔。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让汉王朝再次滑入乱世。归附东汉近二百年的反叛南匈奴与黄巾军联合，攻破太原、河东等郡，渗入太原盆地及环周边地区。公元200年，曹操统一北方后，为巩固北部边陲和解决劳动力缺乏，把三万余南匈奴分五部安置于“晋阳汾涧之滨”的汾阳、祁县、隰县、忻县、汶水，成为“并州之胡”。 公元279年，西晋实现统一后，晋武帝封27个皇宗室为王，立二十七国。汉魏以来的太原郡改置为太原国，下辖晋阳、榆次等十二县。经历黄巾之乱和三国纷争之后，北方人口损失巨大，至西晋时榆次人口较东汉的3201户再减少四分之一，较西汉则减少了四分之三。而大批匈奴人则从塞外进入山西，差不多每一郡都有匈奴杂居，北部诸郡，甚至“胡多于汉”。西晋统治初期，胡人大都不敢公开反对晋朝的统治，直到匈奴人刘渊和羯族人石勒出现，胡人的铁骑横扫了整个黄河流域，榆次也深受其害。 西晋在短暂的太平之后又一次进入乱世，公元291年到公元306年，先后有八个西晋宗室诸王，加入争夺权力的混战，延续长达16年之久，史称“八王之乱”。西晋八王招募胡人参战，为“五胡乱华”创造了机会，匈奴、鲜卑、羯、羌、氐等胡人起兵侵扰中原，先后建立了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政权。期间，榆次先后被匈奴、羯、鲜卑和氐创立的汉赵、后赵、前燕、前秦、西燕、后燕等政权占据。 汉魏以来，入居山西的匈奴不下十几种，每种自有部落，不相混杂。匈奴人与汉人杂处，逐渐适应了农业定居生活，接受汉文化也日深，都改用汉姓，并采用汉语。大多匈奴人租种地主家的田地，有些地主役使匈奴佃户多至数千人。少数匈奴贵族的文化已达到西晋士族的水平，但社会地位却比西晋的下级士族还低，没有进仕的希望。当时山西的匈奴贵族有刘、呼延、卜、兰、乔等五大姓，其中刘姓是匈奴最贵的一姓。匈奴人刘渊（今忻州人）是匈奴首领冒顿单于后裔，可追溯为汉朝王室外甥，拥有传统的声威，号召力很大，他所统领的匈奴人不下三万户。八王之乱和黄河流域遭受的天灾，使得西晋百姓无法生存，西晋王朝的统治基础几乎崩溃。于是，失意的匈奴贵族和被奴役的匈奴群众结合起来，开始起兵反晋。西晋永兴元年（304），刘渊把现成的匈奴五部数十万人迅速变成军事组织，以汉朝皇室宗亲刘姓子孙的身份，以复兴汉室为借口，在左国城(今离石)自称汉王，建立汉国，成为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政权。308年，刘渊正式称帝，迁都平阳(今临汾)，改国号为“赵”，史称“后汉”“汉赵”“前赵”。 305年，西晋并州刺史司马腾出兵讨伐刘渊失败。306年，刘琨接任并州刺史，时逢并州各县发生饥荒，当刘琨来到晋阳时，“府寺焚毁、僵尸蔽地、荆棘成林、豺狼满道”景象极其悲惨。并州府地尚且如此，当时的榆次城也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并州的晋阳、榆次及周边地区二万户民众随原并州刺史司马腾流亡冀州（河北），为求生他们大多加入了共同对付胡人的“乞活军”。 310年，刘渊之子刘聪称帝，攻破洛阳俘虏了晋怀帝。此时的中原士族大多南下江南，唯有并州刺史刘琨继续留在晋阳、榆次一带与匈奴汉赵政权对垒。312年，汉赵大军进攻军事重镇晋阳，在榆次陈侃一带的武观城展开激战，榆次被匈奴占领，汉人纷纷远离城邑躲避战乱，匈奴人随即涌入了榆次城，此后北方的西晋势力基本上被汉赵政权彻底肃清。 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刘渊，为维护匈奴统治，采取了胡人和汉人分开，各自生活的“胡汉分治”政策，在中央及地方按照汉族的习惯设置官职，管理汉民族；同时也保留了匈奴社会的军事、部落组织——单于台，专门管理胡人，把军权牢牢掌握在匈奴人手中。胡汉分治表面上实现了胡汉“和平”相处，减少了汉人的抵抗，但胡、汉地位非常不平等，胡人常常联合起来欺压排挤汉人，胡人破城屠杀汉人事件频发。 面对匈奴的民族压迫，处于汉赵政权统治下的榆次地方豪强和流民首领，纷纷在地势险要、便于防守的东部丘陵山区修建坞堡壁垒。大量由城墙围筑的坞壁，成为汉族民众聚族而居、抗击外族掳掠的据点，坞堡壁垒取代了原来的乡里村落。榆次城东丘陵地带至今仍有高壁、小壁、杨壁、峪壁等以“壁”为名的村落，这些村落可能曾是十六国北朝时，榆次汉人栖身的坞壁所在地。
位于南合流冷姑崖一带的中都城，在140余年后的北魏时期曾作为中都县治，后被泛滥的潇河洪水摧毁。据推测，这座中都城可能也是匈奴汉赵政权统治时期，由逃离榆次城的汉人修筑的坞壁演变而来的。 316年，刘聪攻占长安，汉赵政权占领了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但实际所能控制的地方有限，此时入塞匈奴十九种之一的羯族人开始称霸北方。据说，羯族人原是匈奴贵族的奴隶军队，他们高鼻深目多须，散居在上党郡，与汉人杂居，受汉族地主奴役。羯人汉化较低，不识文字，用汉姓却仍用本族名，建立北方羯族政权的上党郡武乡（今榆社）人石勒就是其中之一。 后赵政权几乎全盘接受了前赵的胡汉分治政策，更让羯族人享有了“劫掠汉人可不受任何刑罚”的特权，同时禁止汉人称其为“胡人”，而要称“国人”，违者斩。石勒的侄子石虎夺取政权后，成为十六国时期最残暴的君王，后赵境内的汉人，遭遇了更加严重的民族压迫。羯族军队出征，所到之处烧杀掳掠的对象就是当时的汉人百姓，甚至直接把汉族女子充当军粮饲养起来供食用。经东汉、魏、晋、汉赵四个朝代后，因各种原因迁到中原地区的胡人数量已相当惊人，至后赵（羯赵）时，已多达600万，而汉人却由1200万降到不足400万。据《晋书》记载：“北地沧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北方土地大量荒芜，野兽成群出没，残留的汉人为免于屠杀，纷纷筑堡并组成“乞活军”反抗胡人的统治。
冉闵是个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有人认为他是汉人的英雄，也有人认为他是种族屠杀的刽子手。虽然冉闵率领的乞活军没把胡人彻底赶出中原，但冉闵领导的抗胡斗争，让胡人见识了汉人血腥报复的可怕。冉魏之后，胡人不得不收敛了肆无忌惮的抢掠和毫无人性的压迫，开始寻求与汉人合作。 后赵灭亡后，后赵境内大乱，各地纷纷自立，冉魏实际控制的区域有限。当时的并州刺史张平据有并州坞壁多达三百余座，他同时对几个国家朝贡，曾先后向前燕、前秦和东晋称臣，在各国之间保持中立，割据并州达八年。据说，冉魏时期，并州官署所在地曾迁至台壁，即今庄子乡张坪村，台壁被废弃后，人们称之为“废台”，传说庄子乡张坪村的村名就是由“张平”演变而来。358年，张平率并州壁垒一百三十八座投降了鲜卑政权前燕，鲜卑人开始在榆次这片土地上登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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