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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建军 李巍 吕修涛 王岳钧 《中国稻米》2020年26卷第6期P1-P10
DOI：10.3969/j.issn.1006-8082.2020.05.001中国稻渔综合种养产业的发展现状与若干思考目录 中国稻渔综合种养产业的发展现状与若干思考 唐建军1 李巍2 吕修涛3 王岳钧4 丁雪燕5 蒋军6 汤亚斌7 李坚明8 张金保9 杜军10 游宇11 李晓东12 李斌13 成永旭14 窦志15 高辉15* 陈欣1* （1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杭州 310058；2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北京 100125；3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北京 100125；4 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杭州 310020；5 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杭州 310007；6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合肥 230001；7湖北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武汉 430070；8广西壮族自治区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南宁530022；9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南昌 330046；10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成都 611731；11福建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福州 350002；12沈阳农业大学，沈阳110866；13宁夏回族自治区水产技术推广站，银川 750004；14上海海洋大学，上海 201306；15扬州大学农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第一作者：chandt@zju.edu.cn；*通讯作者: gaohui@yzu.edu.cn；chen-tang@zju.edu.cn）摘 要：稻田养鱼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由传统稻鱼系统发展起来的稻渔综合种养近十几年来在全国各稻作区迅速发展，形成了“稻-鱼”“稻-龟鳖”“稻-虾”“稻-蟹”“稻-鳅”“稻-螺”等多种模式，稻渔综合种养关键技术体系逐渐建成，显示出稳粮、增收和环境友好的效应，推动了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未来稻渔综合种养研究和推广将继续聚焦在稳定水稻产量、保持土壤和环境质量、模式区域布局以及新的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关键词：稻渔综合种养；模式；关键技术；水稻产量；土壤质量；经济效益 稻渔综合种养系统是人类利用稻田浅水环境将水稻和水生生物种养在同一稻田空间而形成的独特稻作系统[1]，描述的对象是一种以稻为主的（rice-based）农业生态系统及所涉及的“种植”（水稻、莲藕、茭白等湿生作物的栽培）和“养殖”（包括田鲤鱼、龟、鳖、虾、蟹、鳅、螺等水生动物养殖）两业耦合共育的综合技术体系，与“稻田养鱼”并不是等同的概念，后者只是一种在稻田浅水环境下养殖鱼类获取水产品的水产养殖技术[2]。稻田养鱼在我国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3]。随着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实践的需求，稻田养鱼的形式和内涵不断演化发展，由以养殖田鲤鱼（Cyprinus carpio）为主的稻田养鱼系统逐渐发展到养殖多样化水产动物（虾、蟹、鳖、鳅、螺等）的稻渔综合种养系统。尤其是2010年以来，稻渔综合种养产业的发展得到国家政策、技术推广、科学研究多方面的强有力支持，产业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产业发展呈现出跨领域交融（不再仅仅是水产部门的关注）、多学科协作（水稻栽培和农业生态甚至市场营销、乡村振兴及农业机械等融入产业）、产业化凸显（经营主体不再仅仅是一家一户的农民，而更多的是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及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等特征，且势头迅猛、发展稳健。2011年，原农业部渔业局将发展稻田综合种养列入了《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2012—2013年，原农业部科技教育司每年安排专项经费用于“稻田综合种养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由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主持的“稻田综合种养技术集成与示范”获得2011—2013年度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一等奖。2015年“稻鱼共生”载入由8个部委联合发布的《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2016年至2018年连续3年“中央一号文件”和相关规划均明确表示支持发展稻田综合种养产业；2016年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等联合有关单位发起在杭州成立了“中国稻渔综合种养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并内设专家委员会，成功打造了“政、产、学、研、推、用”六位一体的稻渔综合种养产业体系；2017年，原农业部部署了国家级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区创建工作；2017年9月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在浙江杭州召开“全国稻田综合种养现场观摩交流会”，强调稻渔综合种养对稳粮增收的意义。先后有多项科研课题获得立项用于支持稻渔综合种养理论与技术的研究。在多家单位共同参与完成的理论和技术研究基础上，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行业标准“稻渔综合种养技术规范 第1部分通则”（SC/T 1135.1-2017），提出了稳定水稻产量的稻渔空间布局中沟坑所占面积比例的最高上限及实现环保零压力的水产目标产量高限，系列分标准“稻-鱼（平原型、山区型、梯田型）”“稻-蟹（中华绒螯蟹）”“稻-虾（克氏原螯虾、青虾）”“稻-鳖”“稻-鳅”等目前正按计划制定，为稻渔综合种养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技支持。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组编的稻渔综合种养新模式新技术系列丛书（包括肖放、陈欣、成永旭等主编的《稻渔综合种养技术模式与案例》等8册）先后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4]。由骆世明教授主编、陈欣等编写的《Agroecological Rice Production in China: Restoring Biological Interactions》（Method 6：Rice-fish coculture system）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出版[5]。稻渔综合种养产业推动了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在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助力产业扶贫攻坚、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健康中国和美丽中国，以及在融合推动国家“一带一路”发展大战略、加强对东盟国家稻渔系统的技术转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引发稻作界和水产养殖界等科技人员对稻渔共生产业发展现状、关键技术有效性、生产制约因素和产业发展瓶颈及未来趋势的高度关注与共鸣。一直以来，业界内外多以“稻田养鱼”来称呼“稻渔综合种养”，或两个概念混用，但两者的科学内涵颇有不同。我国的稻田养鱼历史悠久，是世界上最早开展稻田养鱼的国家。汉代时，在陕西和四川等地已普遍流行稻田养鱼，迄今已有2 000多年历史。浙江永嘉、青田等县的稻田养鱼历史也可追溯到1 200年前[6]。在过去的60多年中, 我国稻渔综合种养从零散分布的传统模式发展到目前的规模化、规范化、产业化模式，其间共经历了5个重要的历史阶段。（1）1949年至1959年：第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稻鱼系统在1949年前主要零散分布于山区稻田。新中国成立后得到政府的重视而受到大力的推广，至1959年，稻田养鱼面积已达67万hm2。该时期的稻鱼系统仍然采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管理方式，稻、鱼单产均处于较低的水平。（2）1960年至1978年：走向低谷。该时期中国农业以粮为纲，其他副业受限。在生产条件和政策的双重影响下，农民对稻田养鱼的热情几乎消失殆尽。全国稻田养鱼面积骤降后维持在较小的规模。（3）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末：稻田养鱼再次快速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提高了农民稻田养鱼的积极性。优良水稻品种和较低毒性农药的推广使得恢复种养结合成为可能。这段时期的产业发展具有3个重要的特征：注重经济效益，以市场为导向，增加了水产品品种的多样性；加大科研力度，大幅提升了水产品单位面积产量；从西南、中南和华东地区向东北、华北和西北等高纬度地区推广。（4）2000年至2010年：稻田养鱼更注重多领域跨学科的新技术应用，探索“水稻栽培、水产养殖、产品加工、销售服务”一体化的管理模式，初步形成规模化、规范化和集约化的稻渔综合种养体系[7]。许多新兴模式，如“稻-鳖”“稻-虾”“稻-鳅”和“稻-蟹”等的技术体系日益完善，增强了稻渔系统的市场竞争力[7-8]。为了推进稻渔综合种养的发展，原农业部于2010年前后开始实施“稻田综合种养技术示范”项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多个稻渔综合种养典型模式的示范点。（5）2010年以后：中国及全世界的稻渔综合种养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产业实现了初步阶段的跨领域交融、多学科协作、产业化提升等特征，并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如由此前主要是水产部门全力推进转入到种植、资源生态甚至食品安全和农经及农业文化旅游等部门共同参与。共同攻关的学科也由原来的水生生物学、水产养殖学，转变为作物、水产、生态、资源、环境、机械、信息、农经、食品、品牌营销以及乡村振兴等专业的加入。越来越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资本转入稻渔综合种养产业，经营者的年龄逐渐以40岁左右为主体，经营者的学历以高中和大中专毕业生为主体，生产过程全程监控、农产品等级化销售、无人机管理等高科技不断引入，成为引领农业走向高科技阶段的勇敢尝试。近20年来，初级阶段的集约化、规模化、规范化的稻渔综合种养在全国南北稻作区不断发展，逐步形成“稻-鱼”“稻-龟鳖”“稻-虾”“稻-蟹”“稻-鳅”“稻-螺”6大类和25种典型模式。2010—2020年，全国每年稻渔综合种养稻田面积稳定增长，2018年突破200万hm2，渔产品产量突破230万t[9]。该模式是我国山丘区梯田地带开展稻渔综合种养的主要应用模式，在全国大多数省份均有分布。2018年，稻鱼种养面积排名前5的省份依次为四川、湖南、云南、贵州、广西，5省种养面积占全国稻鱼种养总面积的80.65%；稻鱼种养鱼产量排名依次为四川、湖南、云南、贵州、江西，5省产量占全国稻鱼种养鱼总产量的93.21%。稻鱼种养模式稳粮增收，以浙江省丽水地区为例，水稻以单季稻为主，部分还蓄有再生稻，放养鱼的品种为瓯江彩鲤（田鱼），单季稻产量可达8.25 t/hm2、鱼1.125 t/hm2，净利润可达45 000元/hm2以上。据2018年的数据，稻鳖种养面积排名前5的省份依次是安徽、湖北、湖南、四川、浙江，5省种养面积占全国稻鳖种养总面积的91.79%；稻鳖种养中鳖的产量排名依次为安徽、湖北、四川、江西、内蒙古，5省产量占全国稻鳖种养鳖总产量的96.58%。稻鳖种养模式效益显著，以浙江省为例，其典型模式德清稻鳖种养水稻产量8.25 t/hm2、商品鳖750 kg/hm2以上，实现“一亩田、百斤鱼、千斤稻、万元钱”。稻蟹种养在温度相对冷凉的东北地区及宁夏黄河灌区发展较快，尤其是以辽宁省盘锦市为主要代表，形成了“水稻大垄双行、早放精养、种养结合、稻蟹双赢”的“盘山模式”，并辐射带动了我国北方地区稻蟹种养新技术的发展。2018年，稻蟹种养面积排名前5的省份依次为辽宁、吉林、江苏、天津、黑龙江，5省种养面积占全国稻蟹种养总面积的88.08%；蟹产量排名依次为辽宁、江苏、吉林、山东、天津，5省产量占全国稻蟹种养蟹总产量的89.88%。稻蟹种养模式效益显著，以辽宁省盘锦市稻田养殖成蟹为例，平均产成蟹300 kg/hm2，净增效益9 000~12 000万/hm2；稻田养蟹模式平均产蟹1 000 kg/hm2，净增效益15 000元/hm2左右。稻虾种养（主要是水稻、小龙虾搭配，有共作和轮作等模式）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目前是我国应用面积最大、总产量最高的稻渔综合种养模式。2018年，稻虾种养面积排名前5的省份依次是湖北（占全国稻虾养殖总面积的48.96%，下同）、湖南（18.68%）、安徽（13.98%）、江苏（7.07%）、江西（5.57%）；稻虾种养虾产量排名依次为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江西，5省产量占全国稻虾种养虾总产量的96.28%。稻虾种养模式经济效益和化肥农药减量效应均显著，以湖北省稻虾种养模式为例，2018年小龙虾平均产量约1.80 t/hm2，与同等条件下水稻单作对比，化肥、农药施用量平均减少30%以上；平均效益约45 000元/hm2。稻鳅种养模式全国各稻作区都有分布。2018年稻鳅种养面积排名前5的省份依次是四川、辽宁、湖北、吉林、云南，5省种养面积占全国稻鳅种养总面积的85.57%；稻鳅种养泥鳅的产量排名依次为四川、辽宁、云南、湖北、安徽，5省产量占全国稻鳅种养模式泥鳅总产量的89.89%。稻鳅种养模式经济效益和化肥农药减量效应均显著，以湖北省为例，2018年全省稻鳅种养模式泥鳅平均产量1.65 t/hm2，与同等条件下水稻单作对比，单位面积化肥、农药用量平均减少40%以上；平均效益约37 500元/hm2。稻螺模式在南方稻作区都有分布，近年来大面积形成明显产业的主要分布在广西柳州、梧州和玉林一带。稻螺产业的发展与当地名产“螺蛳粉”的发展有关。目前，广西每年稻螺面积大约在4 000 hm2左右，田螺产量10.50 t/hm2，增收112 500元/hm2。《2019中国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发展报告》[10]指出，稻渔综合种养产业通过探索，已因地制宜形成了稻虾、稻鱼（主要为鲤鲫鱼）、稻蟹、稻鳅、稻鳖等一批区域特色明显、综合效益显著的主导种养模式。从五大主要种养模式实施的面积分布来看，稻虾面积约占全国稻渔综合种养总面积的一半（49.67%），其次为稻鱼（42.10%），稻蟹、稻鳅、稻鳖及其他模式的占比相对较小，分别为4.97%、1.57%、1.00%和0.69%。从水产品产量来看，稻虾产量占全国稻渔综合种养总产量的62.31%，其余依次为稻鱼29.42%、稻鳅2.96%、稻蟹1.83%、稻鳖0.77%和其他2.71%。与传统稻田养鱼相比，新兴发展起来的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发展呈现如下趋势性特征[10]：稻渔综合种养以新型经营主体（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为主，打破了传统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初步解决了机械化难、品牌发展难、综合效益不高等问题，生产的规模效益显著提升。传统的稻田养鱼以田鲤鱼为主，近年来随着稻渔综合种养模式的不断创新，蟹、虾、鳖、泥鳅、黄鳝等名特优养殖品种成为稻田养殖的主养品种。一批适应稻渔综合种养的水稻新品种也在筛选利用与开发中。传统的稻田养鱼只注重生产环节。近年来，稻渔综合种养采用了“种、养、加、销”一体化的现代管理模式。稻田中水稻和水生经济动物生产朝着绿色、有机方向不断发展，稻田产品的品牌效应提升，进一步提高了稻田综合种养的效益。随着稻田养鱼模式的创新以及规模化、产业化深入，一些新工程、工艺、技术方面都取得了创新成果，田间工程、养殖技术正在逐渐规范化，各地制定了一大批地方标准或生产技术规范。各地积极培育优质渔米品牌，引导扶持经营主体打造了一批知名品牌，把稻渔综合种养的“绿色、生态、优质、安全”理念融合到产品设计和品牌包装、营销中，扩大了稻渔综合种养优质稻米、水产品的知名度，有效提升了产业品牌价值。
2 稻渔综合种养的效应 水稻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也是我国口粮消费的主体。但在种粮比较效益低下的社会现实面前，农民种粮积极性严重受挫。而大量调查和研究表明，稻渔综合种养在稳定水稻产量、降低化肥农药的用量和增加稻田产出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稻田中水产生物的引入，往往会对水稻生产空间有一定程度的挤占。这种水稻生长空间的减少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水稻的产量，一直是人们特别关心的问题。多数人会直觉地认为，稻田里养了水产生物，占用了空间，推测会导致水稻减产。然而，目前大多数的研究发现, 与单种水稻比较, 稻渔种养田块中水稻产量不明显降低甚至有增加的趋向。谢坚等[11]以稻鱼系统为例，进行了6年的定位观测和田间实验，当稻渔综合种养系统田鱼目标产量不高于1.50 t/hm2时，水稻仍能保持稳产；稻渔综合种养系统的水稻产量稳定性（不同年度之间的变化）显著优于水稻单作区块，在病虫害暴发年份或者干旱年份，稻渔综合种养系统的水稻稳产性更好。丁伟华[12]对全国5种主要模式示范试验区进行产量测定发现，5种稻渔综合种养系统中的水稻平均产量与水稻单种平均产量无显著差异，而稻蟹模式、稻鳖模式的水稻产量水平甚至高于单种水稻的产量，表明适度合理的稻渔种养不会降低水稻的产量，而且稳定性更高。胡亮亮[13]采取田间成对随机抽样调查和成对典型农户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全国13个省（市）稻渔综合种养5大模式进行田间测产发现，与水稻单作相比，除了“稻-鱼”和“稻-鳅”模式水稻产量与水稻单作差异不显著外，其他稻渔模式的水稻产量均有所增加，其中，“稻-鱼”模式水稻增产4.44%，“稻-虾”模式增产2.57%，“稻-蟹”模式增产6.27%。农户调查结果表明，稻渔模式水稻产量显著高于水稻单作。REN等[14]对近20年来国际上发表的“稻-鱼”系统与水稻产量相关论文进行了整合分析，结果表明，与水稻单作系统比较，在不同情况下（如不同水产生物类型）稻渔综合种养系统对水稻产量均产生显著的正效应。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稻渔综合种养可显著减少农药和肥料的使用量，甚至完全不使用农药或化肥。BERG和TAM[15]对越南120个农户的调查表明，稻鱼系统农药的使用比水稻单作系统降低43.8%。XIE等[11]通过野外调查和田间试验发现，在相同水稻产量下，与水稻单作相比，稻鱼系统农药使用降低68.00%、氮肥使用减少24.00%。胡亮亮[13]对分布于中国稻作区的5大稻渔生态种养模式的研究表明，不同稻渔模式农药投入都低于水稻单作，其中，稻鱼系统的农药使用量仅为单作稻田的60.24%，稻鳅系统仅为65.58%、稻虾系统仅为65.98%、稻蟹仅为53.98%、稻鳖仅为54.46%；与水稻单作相比，稻渔种养系统也显著减少了化肥用量，其中稻鱼减少了30.85%、稻鳅减少了24.83%、稻虾减少了23.22%、稻蟹减少了23.93%、稻鳖减少了32.27%。养殖动物对稻田环境的一些“闲置资源”（如藻类、浮游生物、杂草、昆虫等）的利用和转化，可提高稻田资源的利用效率。例如，稻鱼、稻蟹和稻鳖系统中，鱼、鳖和蟹的食物来源分别有50.17%、3.00%和34.83%来自这些“闲置资源”[13-14]。这些食物资源没有被同化的部分以铵离子的形式排泄处理，排泄物中的营养物质可以直接被水稻吸收，作为肥料被再次利用。通过集合分析的方法对稻渔综合种养系统水体氮磷浓度进行分析表明，稻渔综合种养田与水稻单作田的水体全氮、全磷、铵态氮和硝态氮浓度均没有显著差异；但一些田间试验表明，稻渔综合种养系统养殖密度的提高，会提高田间氮磷浓度和化学需氧量（COD）[1]；有研究表明，东北三省稻田养殖中华绒螯蟹农药残留水平在安全范围内[16]。稻田内引入适合的水产养殖（如鱼、蟹、虾等），可显著增加稻田产品多样性，提高农民收入。丁伟华等[12，17]对5种模式的生产成本总投入和投入结构的分析发现，稻渔综合种养系统的成本投入显著高于其相应的水稻单种系统的成本投入（其中，田间基础设施的建设、机械投入在总投入中占较大比重）, 但稻渔模式的经济产出均显著高于水稻单种系统，且产投比高，5种模式均仍能获得较高的净经济产出；不同模式之间，经济产出存在明显差异，稻鳖模式高于其他模式。从成本投入的结构看，水稻单作系统的化肥和农药的费用显著高于稻渔种养系统，水稻单种系统化肥和农药的费用占总投入（包括土地流转租赁费用）的18.19%~24.96%，而稻渔系统中仅占3.71%~6.69%。与水稻单作系统不同，稻渔综合种养系统同时有水产动物和水稻两种甚至多种目标生物共存于同一个稻田空间，农田生物群落更加复杂化，生物群落管理（病虫草害控制）难度增大，常用的水稻高产栽培技术（如干干湿湿的水分管理以及病虫草害化学防控技术等）和水产养殖技术在稻渔共生系统中都无法直接沿用。稻渔共生系统中，田间淹水成了常态，而且一年中有较长时间处于淹水状态，土壤理化特征和养分状态与常规水稻栽培体系下的稻田相比，都有很大改变。为了使水稻栽培能适应有水生生物伴生的稻渔综合种养体系，保证水稻稳产并能保障水产生物的健康生长，协调两者对生长条件的需求成为技术挑战。但从水稻栽培而言，新的耕作制度管理和田间农事操作管理需要从适用水稻品种类型选择和景观布局、稻田沟坑空间布局、水稻栽插和机械配套技术等方面进行系列改革。目前在田间布局技术、水稻品种类型选择、水稻栽插和机械配套、协同种养技术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在稻渔共生体系中，常有作为水生生物临时避难所的稻田沟坑布局。这些沟坑的兴建是否会因其压缩水稻种植空间而导致水稻产量下降？或者说，在什么样的沟坑布局下，才能做到对水稻生产不发生不利影响？这是许多水稻栽培工作者深为担心的问题。为了分析沟坑面积比例对水稻产量和鱼产量的影响，我们对分布于各个稻作区稻渔综合种养田块沟坑式样、布局和沟坑面积比例进行了分析。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样本分析表明，稻鱼系统田间沟的式样主要有三种基本类型，即环形沟、条形沟和十字沟。根据田块大小可形成环形沟或与十字沟结合、或与条形沟结合、或多个十字沟、或多个条形沟模式，坑的布局可以在田边或田中央等。研究还表明，只要沟坑面积占比不多于10%，水稻产量就不会下降，原因是沟坑新产生的边行所引发的边际效应可以弥补沟坑占地的损失[18]。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确立了稻渔综合种养的田间沟坑布局的基本原则：①不破坏稻田的耕作层；②稻田沟坑面积不得超过稻田总面积的10%；③充分考虑机械化操作的要求。根据这些原则，目前已总结集成了一批适合不同地区的稻渔种养田间布局技术[1，3-5]。稻田引进水产生物后，由于长期的淹灌，稻田系统将发生一系列变化（如稻田生态系统的氧化还原状态及养分循环、稻鱼虫草病等稻田生物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等），因而水稻栽培过程（品种选择、育秧、栽插、水分和养分的管理）也将发生较大的改变。在品种选择上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①食味品质和外观品质及稳产性能优先。稻渔综合种养系统的稻谷产品宜走优质化、商品化道路，所以食味品质和外观品质必须得到优先保证以提高市场竞争力。为了克服长期淹灌对水稻群体增长（茎蘖增长）的不利制约，品种穗型上偏向建议大穗型类型。②选用抗倒伏品种并掌握养殖动物放养时机。由于稻渔共生田块淹水时间长，加上鱼类在田间的活动，容易引起水稻倒伏。因此，要求在养殖水产田块栽植的水稻品种要茎叶粗壮，抗倒伏能力强。对于爬踏能力强的甲鱼养殖田块，需要等水稻完全定植形成较健壮的群体后才能放养甲鱼。③选择耐肥品种。实行养殖的稻田，由于饲料的投入和水产生物排泄物的排入，稻田养分含量较高，水稻容易“贪青晚熟”甚至倒伏，因而宜选择耐肥品种。④选用抗病害品种。选用抗病害水稻品种，可以免去或少用农药，减轻对渔类的危害。总之，水稻品种的选择须遵守“因地制宜”的根本原则，根据耕作制度、季节、养殖类型综合判断来选用。根据当地稻作方式、气候条件、水文条件以及套养水产动物的特性要求，各地筛选了一批适宜当地稻田综合种养的优良水稻品种。以浙江省为例，适合浙北平原地区稻虾模式的水稻品种有南粳46、南粳5055、嘉禾218、嘉优中科3号、嘉58等；适合金衢盆地稻渔模式的水稻品种有嘉丰优2号、甬优9号、甬优15、甬优1540、甬优7850等；适合浙南稻鳖模式的水稻品种有中浙优8号、嘉优中科13-1和甬优15，而对于浙南稻渔系统，比较适合的水稻品种有籼粳杂交稻类型的甬优5550、甬优7850和甬优8050，以及籼型杂交稻嘉丰优2号等[19]。与池塘及其它水体的养殖环境不同，稻田具有水位浅，水温、溶氧状况变化较大的特点，因而稻渔综合种养系统水产动物种类选择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①选择中下层栖息性、形体较小的品种或者以养殖较大型鱼类的一龄鱼为主；②选择能够适应较大温度变化和能较好适应低溶氧环境的种类或品种；③选择生长周期短、生长速度快的品种；④食性以草食性、杂食性的水产动物为主；⑤经济价值高、产业化发展前景好的品种，如鳖、小龙虾、河蟹、泥鳅、田螺等[4]。为了确保水稻种植密度和水产动物的正常活动，水稻的栽插方式也需要发生一系列变化。在保证稻田单位面积栽插穴数不减的前提下，对水稻栽插方式进行了改进。如北方地区主要通过“宽窄行、边际加密”的水稻插秧方式，保证水稻穴数不减；在南方地区，部分地区采用了“宽窄行、边际加密”“合理密植、环沟加密”等水稻插秧方式，使得原来的（13 cm×30 cm）的株行距变成了“13 cm×（20 cm/40 cm）”保证了水稻穴数不减。还有部分地区，通过茬口衔接技术，成功利用了冬闲田或水稻种植的空闲期开展水产养殖，不影响水稻生产[1，4-5]。此外，水稻栽培虽有育秧移栽、抛秧及直播3种方式，且近年来由于劳动力等原因使得抛秧和直播方式十分盛行，但稻鱼共生系统则建议采用移栽方式，以实现有目的地构建比较适合水生生物活动的空间，因为抛秧和直播方式的水稻扎根较浅，容易因鱼的活动而浮苗，从而影响群体基本苗数；水稻群体内个体排列杂乱，不利于鱼类在稻丛中游动；稻株没有规律排向，不利于群体内通风透光等。水稻栽插方式的改变，农业栽插机械也需要随之进行一系列的适应性改变。目前研究人员正结合各地机械化发展的要求，对配套农机的农具进行相应的改造，应用了一批同步旋耕、起垄、开沟、播种和覆土装置的农机农具。如辽宁省改良了水稻秧盘和插秧机，使之能够调节插秧的行间距，满足“大垄双行”的标准，很好地适应“大垄双行”的模式；浙北平原德清县的稻鳖共作、桐乡宏望公司等的稻虾轮作达到了水稻栽插、收获和水产投饵的机械化操作。稻渔综合种养是两类生态习性很有不同的生物生活在同一块稻田里，如何协调好种、养关系，处理稻、鱼（水生生物）、虫、草、病等生物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生物与所处的土壤、水分及大气的关系尤为关键，也是稻渔共生技术体系的最大难点。以往在水稻单作情况下探索形成的比较成熟的水稻栽培技术体系在稻渔共生体系中不再适用，浅水分蘖、间歇灌溉、干干湿湿的稻田水分管理模式，以及病虫草害的管理模式、养分管理模式、收获模式等，都必须发生相应的改进。目前，科技人员从种养密度比例、肥料氮和饲料氮的投入比例、协同水稻和鱼的水分管理等做了探讨。以稻鱼（田鲤鱼）综合种养为例，在水稻产量为6.00~6.75 t/hm2模式下，田鱼目标产量750~2 250 kg/hm2之间可产生共生效应，在田鱼产量为750 kg/hm2或小于这个产量水平的模式下，水稻移栽密度25 cm×25 cm为宜；在田鱼产量为1.5~2.25 t/hm2的模式下，则水稻移栽密度需扩大到30 cm×30 cm，才能利于田鱼的生长，水稻产量也不会显著下降[5]。与水稻单作系统不同，稻渔综合种养系统同时有肥料氮和饲料氮输入稻田，而且稻鱼共生系统中鱼通过摄食饵料及田间杂草等其它生物等方式加快了系统中的氮素循环，将更多氮素固定在系统中，并通过饲料残渣和粪便排泄等方式使氮素以水稻更容易吸收利用的形态输入到土壤中。因此，稻鱼共生系统如何合理使用肥料氮和饲料氮对提高氮素利用效率、减少肥料氮输入和降低污染很重要。以稻鱼（田鲤鱼）综合种养为例，稻鱼共生系统在总氮素投入均为120 kg/hm2的设计下，随着饲料氮比例的升高，水稻产量不变，但鱼产量增加，由于未被利用的饲料氮在土壤中可逐渐被水稻吸收利用，水稻的氮肥用量只需要总施氮量的37%，而且停留在水体和土壤中的饲料氮大大减少（与鱼的单养处理相比），当饲料氮和肥料氮的比重分别为63%和37%时，系统能很好地维持系统氮平衡和稻鱼产量[3,20]。稻渔综合种养系统中，水稻和水产生物对水分的需求存在一定差异。对于水产生物而言，自然是水层越深越有活动空间，对个体成长更有益处；但对于水稻的水分管理来说却不是越多越好、越深越好。以稻鱼（田鲤鱼）综合种养为例，田间试验结果表明，稻田水深在15~25 cm范围内，水深对水稻分蘖、生长和田鱼活动均无显著影响。因此，可根据水稻不同生长阶段的特点，适时调节水位。在水稻生长初期，分蘖过程需要浅水，而这时鱼苗个体也小，可以浅灌；水稻孕穗需要大量水分，田水逐渐加深到15～20 cm，这时鱼渐长大，游动强度加大，食量增加，加深水位也有利鱼的生长；后期水稻抽穗灌浆成熟，乳熟期需要足够水分，而蜡熟期及以后则需要湿润甚至排干，所以水分管理可以慢慢降低淹水层，同时让鱼儿逐渐集中到鱼沟、鱼凼中[21]。另外，对于采用沟坑模式的田块，可以在水稻分蘖后期进行晒田，以促进水稻根系生长和茎秆粗壮。晒田时要慢慢放水，使鱼有充分时间游进鱼沟、鱼坑。此期间还要注意观察鱼情，及时向沟坑内加注新水，并在晒田后及时复水。当然，协同种养技术还包括生物多样性管理[22-23]、病虫草害控制[24-26]、蓄留再生稻以延长稻鱼共生期[27]、鱼苗规格投放技巧[28]、区域适合性评估[29]、田间生物资源互补利用[30]等，已经研发出较为完整和成熟的稻鱼共生技术体系[3，31]。稻田中水产生物的引入是否会导致水稻产量下降一直是人们（尤其是政府官员和稻作学家）最关心的问题。胡亮亮等采取田间成对随机抽样调查的方法，对全国13个省（市）稻田生态种养5大模式的水稻产量进行测定分析，在调查获得的309组配对样本中，确实在不同模式里均发现有一定比例的样本出现了稻渔综合种养系统水稻产量低于水稻单作的情况，这个稻渔模式低于水稻单作模式的样本比例分别为：稻鲤模式15%、稻蟹模式29%、稻虾模式36%、稻鳅模式27%和稻鳖模式27%，而传统稻鱼系统模式仅有约2%的样本表现减产，减产比例均不占多数。将每个模式的样本分为水稻不减产和水稻减产两组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不同模式下水稻减产组的水产动物产量和沟坑面积比例均显著大于水稻不减产组，表明水产动物养殖密度过大和沟坑占比过大均会影响水稻产量。进一步分析表明，各稻渔综合种养模式的水稻增产率均随着水产产量的增加而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变化趋势，即对于稳定水稻产量而言，每一种模式均有最大水产产量理论阈值（t/hm2），分别为稻鲤2.107、稻蟹 0.657、稻虾1.681、稻鳅1.582、稻鳖3.621[32]。可见，稻渔种养系统中合理的养殖密度和10%左右的沟坑占比这两个技术参数极为重要，越过这个阈值将对水稻产量带来负面影响。所以，这两个阈值被明确写入了稻渔综合种养的国家行业标准[33]。稻渔种养结合稻田的土壤与水稻单作稻田的土壤相比，其肥力特性如何变化？肥力水平是不断增加还是不断降低？土壤肥力状况是否可以支持水稻系统的可持续生产？这些都是目前稻田复合种养研究领域关注的重要问题，也已被纳入国家“十三五”重大专项研究内容。研究发现，稻渔综合种养系统中，土壤有机质及各营养元素含量也有不同程度的提升[34]。GUO等[35]在农场尺度上，通过成对取样的方法（稻渔共作vs水稻单作），分析了全国稻作区4类主要稻渔系统（稻-鱼、稻-蟹、稻-虾、稻-鳖）与相应水稻单作系统的土壤碳氮磷的含量，发现与水稻单作系统相比，稻渔种养系统中有21.43%的样本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78.57%的样本土壤有机质含量维持或提高；稻渔种养系统中有85.71%的样本土壤氮素含量维持不变或提高（水稻单作和稻渔共作的土壤氮素含量平均分别为1.74 g/kg和2.01 g/kg），只有14.29%的样本土壤氮素含量下降。稻渔种养系统中有80.36%的样本土壤磷素含量维持或提高，19.64%的样本土壤磷素含量下降。研究表明，长期“稻-虾”轮作有助于改善低湖田耕层土壤结构、增强土壤缓冲能力和提高土壤养分含量[36]；而“稻-虾”共作模式可提高涝渍稻田土壤微生物的活性以及群落功能多样性[37]。从持续生产来说，肥力下降和肥力不断提高都不是土地经营者所期望的结果。研究发现，稻渔综合种养中的土壤肥力可能出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水产动物养殖密度过高，饲料投入增大，可能导致稻田氮磷富营养化；而长期淹水的操作，如“稻-小龙虾”模式，则可能导致土壤还原性物质积累、潜育化程度加重[38]。所以，平原地区稻渔系统配合修建一定的沟坑，反而能起到抬垄消潜的效果，而稻渔结合则能实现氮素的互补利用，大幅度提高氮素利用率，降低氮素面源污染的风险[39]。稻渔综合种养中，为了提高养殖水产动物产量，需要一定饲料的投入，但投喂的饵料不可能全部被动物取食干净，同时，水产动物也会不断排出粪便。所以，稻渔综合种养尤其是养殖密度提高后是否会带来面源污染，也是人们关心的问题。稻田水体氮素、磷素丰乏和化学需氧量（COD）高低可反映水体环境状况。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稻渔综合系统中稻田水体碳氮磷和化学需氧量（COD）开展了一系列研究。OEHME等[40]研究发现，“稻-鱼”系统中水体的NH4 和NO3-的含量均高于水稻单种系统，“稻-鱼”系统中投饵越多，田面水养分含量越高。王昂[41]研究发现，稻蟹综合种养模式中，水体硝酸盐和磷酸盐含量都显著高于水稻单作系统。黄毅斌等[42]利用15N示踪研究表明，鱼排泄物有17%~29%被水稻吸收，降低了氮素在水体的停留。丁伟华等[43]的研究表明，在“稻-鱼”系统中，当鱼目标产量增至3 000 kg/hm2时，水体总磷和NH4 -N含量显著提高，面源污染风险增加；但鱼目标产量为2 250 kg/hm2时，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都较佳，并且不会造成明显的水体污染物增加。可见，合理的“稻-鱼”系统，能够解决淡水养殖导致的一些问题，原本由水产养殖流失的养分被水稻吸收利用，从而减少了资源的浪费和水体污染。胡亮亮[44]通过集合分析研究了稻鱼种养系统对稻鱼综合种养系统水体氮磷的影响，总体结果表明，稻鱼系统对稻田水体养分中的全氮、全磷、铵态氮和硝态氮均没有显著影响。吴雪[45]研究发现，与水稻单作相比，传统稻鱼系统低密度养殖，水体中的总氮、总磷含量和COD无显著性差异，但在随着养鱼密度的增加，水体总氮含量、总磷含量和COD均有增加的趋势。可见，稻渔综合种养的过程，控制养殖密度是降低环境风险的关键。虽然具有良好灌溉和水源条件的稻田均可发展稻渔综合种养，但不同水产生物对温度、土壤、水质、稻田状态要求有所不同。此外，不同稻作区发展稻渔综合种养模式，常常受到当地社会条件（经济水平、市场、消费习惯）的影响。因此，一个区域内否适合发展稻渔综合种养，应充分考虑当地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以稻鱼模式为例，南方10省（湖南、四川、浙江、福建、江西、贵州、云南、重庆、广东和广西）区域内的稻田，如果从水、热、土壤等自然资源条件来考虑，50%以上的稻田均适宜发展稻鱼模式，但综合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适宜发展稻鱼模式的程度可划分为 4 个推广优先等级，等级 1 类的有3.59×106 hm2，等级 2 类的有2.05×106 hm2，等级 3类的有2.94×106 hm2，等级 4 类的有3.57×106 hm2，其中湖南、四川、江西和浙江4省的稻田 50%以上属于等级1类和等级2类，而在云南和贵州基本上所有的稻田都属于等级3类和等级4类[29]。与稻鱼模式类似，其他模式的区域性研究也需要做深入分析，才能确定其区域性分布。此外，稻渔综合种养模式还需考虑水产动物特点和稻田的具体分布。例如，由于小龙虾具有打洞习性，有导致水土流失的生态风险，尤其值得警惕，不适合有梯度落差的山丘梯田稻作区推广。稻渔综合种养的发展，因经营主体及技术体系的改变而改变。因而新的农业支持体系和新的农业管理体系等急需建立，以适应稻渔综合种养快速发展的要求。这一新的农业体系包括适于稻渔共生体系的品种（包括水稻品种和水产动物品种）、肥料、饲料（增加漂浮性）、农药（低毒无毒高效性）、新型农机研制与有效供应；新的农业管理体系包括人才（综合型技术人才及营销人才）和市场培育（消费习惯导向）、土地使用政策、农业和环境保护的奖惩机制，以及针对稻渔共生体系的农业保险等。稻渔综合种养产业的发展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一阶段将不再以面积规模的快速扩张为特征，而是以追求粮食产量稳定与农民增收增效双重兼顾的平稳发展为重点。产业发展将更加遵守产业发展科学规则，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以产品市场化和商品化为导向，即让农民能将稻谷和水产品以最恰当的价格卖出去为根本。产业的发展将成为多部门与多领域参与、社会各界多方合力的关注点，政府的政策引导、社会投资的长远性关注，科研部门在新技术、新手段、新物料方面的开发，技术服务部门的全产业链跟踪，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理性，紧紧围绕生产者、消费者及营销商三方共赢的产业目标，同时努力让责任与风险共享的农业生产机制建设得更加全面、到位、灵活、有效，使得稻渔综合种养产业真正成为社会、经济、生态效益三丰收的绿色优质产业。参考文献 [1] 陈欣，唐建军，胡亮亮. 生态型种养结合原理与实践[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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