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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34年，蜀汉建兴十二年，是千古名相诸葛亮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这年2月，诸葛亮第五次率师北伐，决定倾全国之力放手一搏。正是这最后一次北伐期间，诸葛亮在征伐武功县时，给远在孙吴的兄长诸葛瑾写信，提到“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对儿子诸葛瞻的期待与关怀溢于言表。而后不久，诸葛亮又写成千古名篇《诫子书》，给年幼的诸葛瞻：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短短几十字，严谨精干，不事雕琢，流露出对儿子的关爱之情，是作为父亲的诸葛亮，家常而温情的一面。写成《诫子书》不久，同年8月，诸葛亮便病逝于五丈原军中，这封信也成为他留给儿子诸葛瞻的遗训。在诸葛亮的教导与影响之下，诸葛瞻文武兼备、忠君爱国，后阵亡于绵竹战场，时年三十七岁，被史学家干宝评价：“瞻虽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敌，而能外不负国，内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 作为修身与教育子弟的经典，《诫子书》读来振聋发聩、受益匪浅，成为后世诸多文人修身、治学的精神动力。除了《诫子书》，诸葛亮在《诫外甥书》《又诫子书》《与兄瑾言子乔书》等家书中也表达了他的家训思想。当今经济社会高速发展，面对利益和欲望，人们的诱惑和困惑越来越多，更需要从诸葛亮的家训思想中汲取智慧，学习“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学以广才，志以成学”等修身、治学态度，培养高尚的品格，不断拓展知识的广度和视野的宽度，积极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 少孤动荡，志存高远除了非凡的才能与智慧，诸葛亮被人所熟知的，还有他曾经“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恬静时光。与此同时，诸葛亮生命早期孤苦艰辛、颠沛流离的经历则容易被忽略。 汉灵帝光和四年，诸葛亮出生于琅琊郡阳都县一个官吏之家，幼年时，母亲章氏与父亲诸葛珪先后去世，生活陷入艰难。诸葛亮十四岁时，不得不和哥哥、姐姐、弟弟南下投奔叔叔诸葛玄。这时，豫章太守周术病死，袁术表奏诸葛玄继任，但不久职位被别人夺去，诸葛玄不得不带着全家前往荆州另投刘表。诸葛亮姐弟也就跟着到了荆州，因“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哥哥诸葛瑾则由于年事稍长，去江东孙权那里谋事。紧接着，建安二年，诸葛玄病故，十七岁的诸葛亮没有了依靠，不得不再次奔赴异乡，和姐弟移居隆中，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生活。《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亮早孤”“（诸葛）玄卒，亮躬耕陇亩”。 在诸葛亮气象非凡的一生中，早年动荡无依的艰难经历，并没有影响他日后成为被历朝历代礼赞、被华夏儿女崇拜的人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立志”。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今天朗朗上口的“志存高远”，最早就是诸葛亮提出来的。诸葛亮在《诫外甥书》中提到“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在《诫子书》中提出“非淡泊无以明志”。“高远”和“淡泊”，同样是诸葛亮对于“志”的表述，这两个主张不仅不相悖，而且相互成全。一方面要实现远大的志向，需要清心静气、克制自己的欲望、学习先贤。另一方面树立远大的志向，才能自觉排除干扰、摆脱琐碎事务的纠缠，从而对理想目标一心一意，内心宁静而坚定。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公元207年是诸葛亮人生中具有转折性的一年。这一年，刘备三顾茅庐，二十七岁的诸葛亮走出隆中。隆中一“对”，鼎足三分，开创了三国对峙四十多年的历史。而刘备之所以三顾茅庐，正是由于徐庶的大力引荐。《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徐庶正是诸葛亮在隆中自比“管仲”“乐毅”时，为数不多的相信支持“谓为信然”的人之一。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诸葛亮的友人。 “淡泊”“宁静”作为诸葛亮家训思想的重要内容，并不是道家主张的消极避世、清静无为，相反这是一种清晰、明确、有标准的态度，是静观万物、静心思考、审慎选择的主静思想。 从十七岁到二十七岁，诸葛亮在隆中的十年中，除了勤奋学习、博览群书，还积极寻师求友。他拜识了德高望重的名士庞德公，每次登门求教都是谦恭有礼，庞德公也对他格外器重、有求必教，还把诸葛亮和自己的侄子庞统分别誉为“卧龙”“凤雏”，又为儿子庞山民聘娶诸葛亮的姐姐为妻室，结成姻亲。在此期间，诸葛亮还结识了一同游学的徐元直（庶）、石广元（韬）、孟公威（建）、崔州平等名士，时常聚会，纵谈古今，结下深厚情谊。 在《诫外甥书》中，诸葛亮提到“绝情欲”，这里的“绝”不是弃绝，而是节制、约束和克制。这和“俭以养德”中的“俭”呼应。诸葛亮二十岁时还未成家，这在当时已是“大龄”青年，仍然坚持自己的标准。后来诸葛亮娶了沔南名士黄承彦的女儿为妻，虽然貌不出众却天资聪颖、品性贤淑，还有才女之名，夫妻和睦，终身不悔。 诸葛亮节俭治家，对“俭以养德”身体力行。刘备托孤白帝城后，诸葛亮上表刘禅：“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诸葛亮还曾在《与李严书》中说：“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在诸葛亮病逝之后，清理其家庭物件，确实如其所说。诸葛亮的简朴无私不仅仅体现在财产上。他没有像曹操、司马懿那样培植自己的子孙以延续权力，他的养子诸葛乔死于北伐，儿子诸葛瞻和孙子诸葛尚都死于保家卫国。乾隆皇帝曾评论诸葛亮：“约其生平，亦曰公忠二字而已。公故无我，忠故无私，然后志气清明而经纶中理。” 观其大略，学以广才在《诫子书》中，诸葛亮指明了立志与学习的关系，提出“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而在《诫外甥书》中，诸葛亮又提到“广咨问”。不仅要立志成学、静心学习，还要广泛学习、博采众长。在诸葛亮的学习方法中，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的“观其大略”读书法。 “学以广才”和“观其大略”，体现了诸葛亮涉猎广泛、博览群书、撷取精华、领会实质的学习态度。需要注意，“观其大略”并不是读书走马观花、泛泛浏览，而是不被局部所迷惑，分清轻重主次的谋略和方法。 在著名的“隆中对”中，诸葛亮“不出草庐，便知天下三分”，准确判断了当时的天下形势，给刘备提供了一条兴复汉室的“隆中对策”。他指出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而孙权“可以为援而不可图”，最终为刘备指出荆州“其主不能守”，要想办法占据荆州，向西发展。而后，诸葛亮出任刘蜀丞相，帮助蜀国奠定了基业，并且任人唯贤、公正严明，使蜀国在动乱的局势中站稳了脚跟。作为三国时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所展现出的雄才大略和运筹帷幄的卓越才能，正是他“学以广才”“观其大略”的成果显现。 诸葛亮的“博学”和“广才”并非纸上谈兵，而是充分地学以致用，体现出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诸葛亮从隆中出山到入川之前，主要表现的是外交才能，尤其是赤壁之战中的游说使得孙刘结成同盟。从入川到白帝城托孤，诸葛亮主要展现的是政治才能。刘备死后到诸葛亮病逝，诸葛亮则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 除了政治军事才能，诸葛亮的博学多才还体现在不同的领域。在北伐期间，诸葛亮创造性地发明了木牛、流马用来运输粮草，而且创造出了两军对垒的一种阵法“八阵图”。不仅如此，诸葛亮还通音律、明律法，还曾教南中少数民族织锦，这种锦被叫做“诸葛锦”。涉猎广泛、发明创造的同时，诸葛亮还写了不少书稿。在《三国演义》中，重病的诸葛亮对姜维说：“……吾平生所学，已著书二十四篇，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内有八务、七戒、六恐、五惧之法。吾遍观诸将，无人可授，独汝可传我书。切勿轻忽！”这些著述尽管难以考证，但也反映了诸葛亮的博学多才。 国士精神，济世安民传统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念，在诸葛亮的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可以说，诸葛亮用一生践行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国士精神”。从27岁出山到54岁去世，诸葛亮辅佐了刘备、刘禅两任君主，为蜀汉政权奉献大半生，公而无私，忠君为国。 最后一次北伐，诸葛亮再度派遣使者求战，司马懿问使者诸葛亮饮食起居如何，一顿能吃多少米。使者答三、四升。司马懿又问营中事务，使者说二十军棍以上的处罚，丞相都要自己阅批。于是，司马懿判断诸葛亮死期不远了。一次，诸葛亮正在核对文书簿册，丞相府主簿杨顒见了，径直入内，开始向他长篇大论地进谏，最后说，现在您治理国政，竟亲自核对文书，整天忙得满头大汗，这不是太劳累了吗？诸葛亮听完，感谢了好意，却并没有改变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的作风。诸葛亮大半生劳心劳力，身体长期超负荷，尤其是生命的最后一年心力交瘁，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真正体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提出不修身立志及放纵自我的后果，即“多不接世”。在《与兄瑾言子瞻》书中他担心儿子诸葛瞻过于早成，恐不成“重器”。在《诫外甥书》中，他又鼓励外甥“志存高远”并积极努力，如此“何患于不济”。诸葛亮的“接世”“济世”思想，还体现在他对百姓的重视和热爱上。诸葛亮主张轻徭薄赋，提出“唯劝农业，无夺农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否则“人有饥乏之变，则生乱逆”。此外，诸葛亮在蜀中组织兵士屯田，增加军粮收入，以此减轻百姓负担。《袁子》记载，诸葛亮治蜀虽“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不下怨”。据统计，在三国时，曹魏属地共发生民变24次，孙吴23次，而蜀汉仅仅只有3次，这也印证了诸葛亮推行的赋税政策是体恤百姓的，得到了百姓的拥戴。 在诸葛亮家训思想的影响之下，他的子孙个个德才兼备、忠君爱国。其子诸葛瞻十七岁任骑都尉，官至尚书仆射，加军师将军，长孙诸葛尚为国捐躯，次孙诸葛京官至江州刺史，为官受到百姓称誉。诸葛亮归葬定军山不久，蜀汉百姓就开始自发进行祭祀活动，纷纷向朝廷请求为诸葛亮立庙祭祀，更有不少百姓在清明节及诸葛亮祭日“私祭于陌道”。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后世各代，“歌道遗烈，庙而祭者如在”。诸葛亮作为忠臣的楷模，得到了从“家”到“国”再到普通百姓的共同称颂。 注：本文作者系河南省南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永，此文发表于《中国组织人事报》第1424期（总第3054期）第八版（2020-07-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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