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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乾盛世” ,历来多被认为是中国漫长帝翻君主社会的最后一个治世,也可以说是数千年来中国封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最后一个高峰。这座高峰的再现,使得当时的清王朝依然成为世界民族之林最强盛的帝国之一。 康熙,可以说是这一盛世的主要奠基人和重要发展者,他的思想和作为对于当时及其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作为一位历史上实际治政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康熙究竟生活在怎样的一个时代,他的性格以及素养决定了他的怎样的治国方式,他又开创了怎样的一代朝风…… 作者简介： 王思治 1929年8月出生，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清史。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 清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满学研究会会长。1987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夏威夷大学访问及讲学。著有《清史论稿》、《两汉社会性质问题及其他》、《承德避山庄》（合著）等书, 主编过《清代人物传稿》（上编），发表中国史学论文约百篇。 王春瑜 江苏建湖县人, 1937年生于苏州。196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班明清史专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研究明代政治史、社会生活史，并研究清初王朝商业经营史、政治史、文化史。主要著作有：《明清史散记》、《明朝宦官》、《中国反贪史》等。曾主编《康熙政风录》。 刘潞 1947年生于山西潞城, 祖籍湖南。1976年起至今在故宫博物院工作, 从事文物研究、陈列展览和历史研究。发表相关著述近百万字。现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著有《英主康熙》。 “康乾盛世” 之价值取向 ——何谓盛世, 如何界定盛世的标准, 我们今天怎样看待“康乾盛世” 的价值？ 王春瑜：说康熙, 说康熙时代的朝风, 许多人自然就会想到一个词——“ 康乾盛世”。这在时下算是个热门的话题, 不仅学界关注, 很多影视作品、文学作品, 也都以“ 康乾盛世”为背景大做文章。对于“康乾盛世”这种说法, 我个人的态度是经历了一个由抽象肯定到开始怀疑、进而否认这样的转变。我的看法是, 我们今天把“ 康乾盛世” 有点说得过头了。 所谓“ 盛世”, 应该有“ 盛世” 的标准。在康所胃“ 盛世”, 应该有“ 盛世” 的标准。在康乾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发展, 社会也相对比较稳定, 这是事实。但我认为，盛世的标准不止于此。真正的盛世应该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即开放性、宽容性、包容性。 我们都熟悉唐代的“ 贞观之治”, 我看那才可称得上是个“盛世”。唐代的开放性比清代要彻底得多。唐朝都城长安在当时是世界闻名的重镇, 是世界文化的重要核心, 在长安城里住了差不多2万多外国人,相互之间相处很融洽, 这说明唐代开放程度非常之高。而且, 唐代没有文字狱, 也没有森严的文网, 文化氛围很宽松。唐代的包容性也很强。在唐代, 许多外国人都可以入到朝中做起高官。唐代的君主本身就带有胡人血统，所以他们并不排斥外国人。至于唐代的宽容性, 从低级的官员都可以反驳皇帝诏书这一点上，可以明显表现出来。像六科给事中这样的下层官吏, 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处级干部, 他们就能够直接反驳皇帝的诏书内容, 这在其他朝代是非常少见的。另外，唐代的进谏、纳谏制度也造很科学的。魏征对唐太宗李世民的进谏,大概60%以上的建议都被皇帝采用了，这可见当时大臣的作用和权限。这样相对民主的治国方式, 对现在社会可以说很有借鉴意义。 反观康熙时代，这时候，西方世界已经进入了思想启蒙时期, 但中国社会在思想上还停留在程朱理学阶段。这样横向比较来看, 当时清朝的社会风气很闭塞, 甚至已经相对落后了。再从纵向比较, 康乾时期比起汉代的“ 文景之治” 、唐代的“ 贞观之治”也有一定的差距。所以, 我觉得很难说“ 康乾” 就是“ 盛世”。 王思治：说到“ 康乾盛世”, 在史学界也长期存在分歧和争议。我个人还是认同“ 康乾盛世” 这个说法的。我认为, 不能用同一个标准衡量所有的时代。清朝和唐朝的社会状况显然已有很大不同。明朝天启年间, 荷兰人攻占台湾, 葡萄牙已经占领了澳门, 崇祯时期, 英国人还在中国珠海沿线兴兵动武。清军在南下作战统一中国的过程中, 就曾经遇到过外国兵, 和这些西洋人打过仗。这些问题, 这样的局面, 唐朝都是没有遇到的。在这样的环境下, 怎么样看待清王朝存在的意义我想, 至少应该和唐代有所区别对待吧。 “ 康乾盛世” 这个提法，是清朝人自己讲的。康熙五十一年的诏书中, 就有“ 盛世滋生人, 永不加赋” 的语句。我们应当看一看, 清人讲的“ 盛世” 是什么内容。我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清朝的经济在康熙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康熙在位年, 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康熙二十年之前, 国家经历了三藩之乱等等很多战争, 其时国家的主要任务仍是解决统一问题。康熙二十年以后国家的经济逐渐有了起色, 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时国家的大政方针才由完成统一转移到安定发展, 稳定民心上来。 其次, 中国在康熙时期实现了大一统。我这里所说的“ 大一统”, 和秦始皇时代的“ 统一” 还是有区别的。秦朝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全面融合, 这非常重要, 但也要注意, 这种“ 统一” 局面的概念是模糊的。而清朝康熙时期完成的统一, 奠定了中国近代疆域版图的基础, 是真正的统一, 是现代意义上的统一。康乾盛世时期完成的边疆制度, 对后世影响很大, 是极其重要的历史遗产。 另外, 康乾盛世时期在中国传统文化上有集大成的趋势。康熙朝组织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 是非常完善的一部大型类书, 是对中国文化一次很具意义的总结。还有此时绘制的《皇舆全览图》, 英国史学家李约瑟曾给与了极高的评价, 认为这幅地图的精确程度和其中所表现的科技含量, 超过了同时期欧洲的所有地图。这都是康熙朝的贡献。当然, 在这样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梳理和归整的同时也出现了文字狱,也有大量删改书籍的现象, 这也是对文化的一种破坏和摧残。所以我这里强调的是“ 趋势” , 而不是完全地“ 集大成”。 融合中转型——康熙的使命 清代入关以后, 满族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 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碰撞和冲突。怎样将两者很好地歌会结合, 是此时的君主必须面对的问题。康熙, 如何完成历史赋予他的这一重要使命？ 刘璐：康熙生活的时代是清朝入主中原的初期。这时期正是满汉两个民族、两种文化的融合阶段。 在这里, 我想以长城问题作例子, 说明一下康熙是如何对待文化融合的。中国自秦代以来, 历代汉族政权建立的王朝大都有修筑长城的举动尤其是明朝, 筑起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万里长城。长城的长期存在,从一个侧面可以说明中国多年来胡汉之间不断地有冲突, 汉族士大夫阶层所遵奉的“ 华夷之辨” 一直存在, 所谓的“ 华夏”与“ 狄夷” 两者之间的矛盾很难解决。但到了清朝, 这个问题却能够得到基本解决。康熙曾发布过一条上谕, 大意是说：“ 秦筑长城以来, 汉、唐、宋亦常修理, 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士兵长驱直入, 诸路瓦解, 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 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 而边境自固, 所谓‘ 众志成城’ 者是也。” 正是康熙的这道谕旨, 使我国历史上持续多年的长城修筑工程画上了句号。 这其中的缘由, 恐怕与清代是满族统治者建立有关。这样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 本身肩负着两种不同的文化, 能够将这些不同的文化很好地融合。具体到康熙时期, 正处在这样的社会转型阶段, 清朝面临着由半游牧半采集向农耕文明的转型。这样的转型之所以出现在康熙朝而不是顺治朝, 与康熙个人的素质有很大关系, 从中可以看出康熙身兼具两种文化的特点。 王春瑜：在处理满汉文化的关系方面, 康熙基本顺应了历史潮流。在他的大力倡导和引领下, 以游牧、狩猎为代表的满族文化很快被中原地区农耕文化所融合。这一方面是说明康熙帝的举措很正确, 很有效, 同时也反映了一种历史趋势。 八旗兵丁在入关以前, 个个能征善战,但一入中原, 便很快腐化堕落了。康熙及其以后的皇帝都曾三令五申, 要八旗斤恢复骁勇尚武的传统, 就是没有效果。这不是八旗子弟的个人素质不高, 而是他们被农耕文明同化了。在关外时, 满族人不会纺织，也很少从事田间生产，打仗、狩猎是他们的主要生活内容。所谓“ 番家无产业, 弓矢是生养”, 是保证他们生活来源的唯一方式。而到了中原，他们的生活方式以至生产方式都改变了, 不需要再去打猎。 所以,八旗子弟的这种转变是一种历史必然。 王思治：明末顾炎武提出了著名的“ 亡国与亡天下之别” 思想。江山的易主，朝代的鼎革, 只不过是囚家政权的交替。而各种政治制度、风俗的改变, 才是真正关乎天下的兴亡, 是与黎民百姓的切身利益相关的。康熙作为少数民族出身的皇帝, ’场然要考虑自身的正统问题, 考虑到如何取得天下民心。所以, 清朝入关以后几乎是全面地继承明朝的制度。康熙更是重视统治艺术, 主张“ 以理学治天下” , 这种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笼络了大批汉族士林阶层, 对稳固新兴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春瑜：说到政治制度问题, 清人可以说是全面继承了明代所有的皇权制度。至于清承明制这点, 恐怕与康熙时期的政权中遗存大量前朝旧臣有关系。现在从民族关系方面考虑, 很少提“ 汉奸” 这个词。但我还是要说, 我用这个词是特指的。我认为明末时代投降清朝的官吏就是“ 汉奸”。没有这些“ 汉奸” 的投靠, 清朝不可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汉化得如此之快, 如此全面彻底。而且, 这些“ 汉奸” 有很多都是明朝重臣，他们深知明朝兴亡的得失, 知道明朝的制度哪些是好的, 哪些是导致王朝衰败的根由。所以, 清朝在有些方面吸取了前车之鉴, 没有重蹈明朝的覆辙。比如明代盛行的阉党之祸, 在康熙时期包括整个清朝都很少出现。 王思治：康熙对待汉官的态度很微妙, 他说过“ 汉人胆大, 无所不为” 这样的话, 但也很重视汉官的作用, 一再宣称“ 满汉一体”。康熙朝许多大事, 都是汉官完成的。但同时,康熙对汉官、士林也是强加防范。 对于官吏的选拔, 康熙于督抚一级的官吏很重视。督抚, 也就相当于今天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他认为, 吏治是否清廉, 关键在督抚一层。康熙对于督抚官员的选拔一般不采用会推的人选, 而是亲自出巡, 考察吏治。他在位61年间, 总共出巡260余次, 每次出巡, 几乎都是考察吏治的过程。这样亲力亲为的官吏考核很有效果。所以康熙朝多清官, 像于成龙这样的“ 天下清官第一” , 就出现在康熙朝。 王春瑜：我补充一句。康熙早期很重视官吏的清廉问题, 但他中年之后, 放松了反腐力度, 认为“ 水至清则无鱼”, 对一些官吏的腐败行为视而不见, 这种态度也一度滋生甚至纵容了腐败的盛行。 交流与禁锢——康熙的眼界 清初江山甫定, 华夏归于一统, 举国上下欣欣沉醉于四海宴清、民安国泰。与此同时, 科技革命、资本积累、圈地运动, 已然在遥远的西方蓬勃兴起。康熙, 如何面对这些自万里之外浩浩而来的西洋文明？ 刘潞：康熙所处的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正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外扩张时期。随着15世纪末以来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 世界的交流越来越广泛, 东西方之间跨越海洋的沟通也成为可能。这期间, 世界各大国的君主都采取了一系列开放政策,努力吸收外来文化。比如俄国彼得大帝, 他派遣很多王公贵族到外国去学习，自己更是身体力行, 跑到荷兰去当一名普通工人, 为的就是学习当时荷兰先进的造船技术。法国的君主路易十四, 也很重视科技的发展,在国内成立了科学院, 培养了大批科学人才。 康熙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比如康熙时期, 有大量西洋传教士来华, 他们带来了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康熙本人对于天文学、几何学、科学历法等等, 都有很深入的研究。但与同时期的这些西方君主相比, 他做得似乎还很不够, 至少在对待科学的观念没有同期的西方君主开明。我想, 这是时代的问题。康熙所处的时代, 清王朝刚刚完成从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转型。当时的中国几乎还没有接触过工业文明, 这一点与同时期的欧洲显然不同。中国当时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力很适应, 两者之间能够达到相对的平衡, 所以没有改变生产方式的必要。因此, 我认为康熙没有重视科技的普及, 是当时中国社会没有提供给他这样的舞台, 并不是他个人的问题。 王春瑜：17-18世纪, 正是西方世界争夺海上霸权的时代。而此时, 康熙却多次颁布“ 禁海令”、“ 迁海令”, 而且规定十分严格,“ 无许片帆入海”, 违者立置重典。这样的政令, 等于使中国完全放弃了海外贸易, 扼杀了在明朝末期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这种闭关锁国政策, 使中国在清朝初年游离了当时世界全球化的浪潮。 王思治：关于康熙颁布“ 禁海令”迁海令’, 我认为康熙是有自己想法的。 清代的建立者满族, 是起源并长期发展于北方的狩猎民族, 他们不习水战, 所以清代初期没有强大的水师。康熙时代也曾建立了水师, 但主要的任务是巡边, 是防止海寇入侵, 并没有对外扩张的意图。清军收复台湾主要依靠的是施琅这样的汉族将领, 兵士也大都是归降的汉军兵。康熙在收复台湾的过程中, 认识到了海上形势的严峻。台湾这样一个孤悬海外的小岛, 却能成为反清队伍中的一支主要力量, 这足够引起康熙的重视和警觉。在康熙初期颁布的“ 禁海令”、“ 迁海令”,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切断大陆沿海地区对台湾的供给线。康熙在官吏选任方面, 很有原则, 也很艺术。他深知, 清朝如果想在海上有所作为, 想成就海事业, 就必须依靠南部沿海地区那些惯于水上生活的汉民。但他又害怕汉族民众占据了海上的优势后, 会形成对清代的威胁。所以, 康熙对海疆问题慎之又慎, 对驻扎海域的兵民以及海外入浸是处处设防, 总体政策趋于保守。康熙虽然说过“ 千百年后, 西洋各国必为中国患”这样的警世之语, 但他对于海上事业始终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而纵观世界大势，近代发展起来的强国, 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从海上起家的。康熙这种自动放弃经背沿海的策略, 使中国在迈向近代化强国的进程中吃了大亏。 实心行实政——康熙的性情 “惟以一人治天下” 的封建时代, 君王的一举一动都关乎国运前程。康熙, 究竟有着怎样的个人性情?如此鲜明的个性魅力, 对他所拥有并统治的帝国有着怎样潜移默化的影响？ 王思治：康熙的性格，如果用一句话概括, 我以为还是他在遗诏中所留下的那句话一一惟日用平常，以实心行实政而已。“ 以实心行实政” , 集中表明了康熙是一位很务实的皇帝。前面我谈到过, 清王朝的统一是在康熙年间完成的。应该看到完成这样的统一大业, 不只是凭借着单纯的雄心大志,而是真刀真枪地打出的胜利。这其中克服了很多困难, 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康熙十四年, 刚刚22岁的康熙, 就面临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 同时北方的蒙古借八旗兵南下平叛之际, 起兵进攻北京。此时的康熙处于这种腹背受敌的局面, 很被动。而康熙没有畏惧, 没有接受吴三桂划江而治分裂中国的条件, 一鼓作气剿灭了叛军。再比如收复台湾, 不习水战的八旗兵也是在与汉军的协同作战下, 克服了重重困难才取得胜利的。后来康熙御驾亲征噶尔丹,更表现出了他统一中国的决心。我们可以看看同一时期的世界, 印度以及非洲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沦为西方强国的殖民地, 而中国不仅能保持自立, 还成了周边国家的保护国, 成为东亚的绝对强国, 这不能不说是康熙所具有的雄才大略和他苦心经营的结果。 康熙在处理宗教问题上, 也体现了他的务实精神。他本人不信佛, 但充分认识到宗教势力在解决边疆问题和少数民族问题上不可忽视的作用, 很善于利用宗教。为此, 康熙努力学习蒙、藏文化，对蒙、藏地区的宗教习俗非常熟悉, 正是通过宗教这种方式, 来笼络这些地区的上层统治者,进而达到对这些地区的有效统治。 康熙虽然是清代入关之后的第二位皇帝, 但有清一代的很多政策都是康熙制定完善的，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 也是康熙时期形成定制。所以, 后世曾有人评价康熙是“ 居业守成, 实同开创”， 确也说明康熙是一位勇于创新的帝王。 刘潞：关于康熙性格的形成，我觉得有一个人很值得注意, 那就是孝庄太后。康熙的父亲顺治皇帝很年轻就死了。康熙从小和孝庄长大, 祖孙二人的感情非常好。从两人的性格来看, 两者都属于坚毅的个性,处事态度也很相似。而且他们两人都有不幸的童年, 都对汉文化很感兴趣。故宫博物院藏有一部清代初年的满文本《二十四孝》, 这是满汉文化融合的最好的例证。这本《二十四孝》具体是什么时期的我没有去考证, 但即是在清初, 我想是孝庄太后为幼年康熙刊刻的读物还是有可能的。还有一件事也可以反映出康熙的性格,甚至能够反映出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在康熙时期, 大臣上朝的地点从外朝的太和殿转移到了内廷的乾清宫，雍正以后移居养心殿, 这种地点上的变化看似简单, 但反映了国家政治中心的内移,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中央集权的强化。明朝的时候,大臣如果反对皇帝的某项旨意, 还可以通过罢朝的方式表示抗议, 但清朝康熙时期的“ 御门听政” 制度, 使得臣子根本没有罢朝的机会, 失去了与君权抗衡的条件。我说一句不太严谨的话, 这可能正是上天对中国人的一种宿命的安排。这样的民族性格,与民主社会所需要的条件很难达成一致,所以中国近代的民主之路, 走得很曲折, 很漫长。 王春瑜：康熙为人处事的方式，我很赞同王思治先生的说法, 就是实事求是。康熙很少搞虚空无用的东西, 能够时刻保持自己的头脑不发热, 很清醒地认识自己, 这作为一个帝王来讲是很不容易的。清政府在平定三藩叛乱之后, 许多大臣为康熙歌功颂德, 要给他上尊号。他对这一套浮夸的东西很反感, 一概拒绝。这和他的儿孙辈, 像乾隆那样好大喜功的性格很不同。 好大喜功某种程度而言也就是劳民伤财。我曾专门写文表达这种看法。比如明成祖朱棣派郑和下西洋, 现在被人给予了很高评价, 但就具体事实而言, 其主要目的就是去宣扬国威, 按现在理解这可以认为就是朱棣制造的一场政治泡沫、一个形象工程。而康熙在位的61年, 国家很少有这样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 所以说康熙是非常务实的。 我对康熙还有一个评价, 我认为他是一个古典的人道主义者。康熙曾下过一道旨令, 规定夏天的时候要在监狱里放上冰块, 为的是给犯人解暑降温。这种做法,如果没有一点人道主义是很难想到的。康熙还有亲自跑到火场救火的经历。在南巡之时, 康熙在很多场合都表现出与民同乐的举动。这种性格在中国古代的帝王中是不多见的。 可以说, 康熙个人素质很高。在政风、学风上, 康熙都堪称是千古一帝。但是, 个人的力量不可能超越时代，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作保障, 再高尚、再伟大的君主也不可能将个人的这些优点延续。像康熙个人的很多非常好的思想、好的行为都被社会阉割了, 因为社会不需要, 所以他个人的影响也最终被社会所同化或忽略了。康熙, 这样一个总体而言比较具有开放性、创新性的皇帝, 却没有能够改变清朝后来闭关锁国的状态, 没有能够使清朝走向现代启蒙。纵观康熙的一生, 以及他所缔造和开创的一代朝风, 可以看出康熙王朝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开放中的保守、包容间的排斥。 这种风气, 使得清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 在这一时期内呈现了一片灿烂繁荣，但或许在此其中, 也为清王朝后期的逐渐衰微隐埋了一线危机。 （转自《紫禁观察》2006年第9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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