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虽然身为大教育家，弟子有三千之众，恐怕口才差不到哪里去。可他在《论语》开篇不久，即对溜须拍马阿谀奉承进谗献媚之流断言：
巧言佞色，鲜矣仁。
看来，孔子是深受巧言佞色者所害而有感而发，要不不会如此迫不及待地加以否定和评判。孔子周游列国而壮志难酬，和巧言佞色者当道恐怕不无关系。
几乎谁都有爱听好言语爱看好脸色的天性，故而即使是贤德相加的皇帝，也难免会被几句动听的言辞、满脸堆笑的颜色所迷惑，从而不知不觉地听信了谗言，受了佞臣的摆布。有两种人天生能说会道，一为女人，一为狡人。女人一旦巧言佞色，狐媚其主，连天下都要大乱，甚至社稷都有可能葬送在她们的娇言媚笑中，旦己、褒姒、杨玉环即是明证。一个能言善辩长于俯仰而又包藏祸心的狡猾男人，比巧言佞色的女人更加危险。他们的嘴脸用厚黑学宗师李宗吾的理论可概括为一个“厚”字，即脸皮厚，脸皮厚的深刻背景是“黑”，即心黑，既厚又黑，可谓是集厚黑之大成者。这种人不飞黄腾达才怪呢。难怪诸葛亮要语重心长地劝诫阿斗要亲贤臣，远佞臣，他怕的就是佞臣误国啊。纵观中国历史，几乎每个皇朝的崩溃，坏就坏在乱臣贼子、巧言佞色者手里，他们凭着能吐出象牙的不烂之舌，凭着谗媚得让人通体舒畅的脸色，象一块黑布蒙住了皇帝的眼睛，更象一个巨大的陷阱横在忠良之臣的脚下。试想想，岳飞之所以不能“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仅仅是因为大宋皇帝听信了秦桧之流的谗言，从而使岳飞“壮志饥餐胡奴肉，笑谈阔饮匈奴血”的大业功败垂成。李林甫、杨国忠、高裘、魏忠贤等一系列巧言佞色者组成了中国的奸臣序列，他们当道时是何等不可一世，如同一群乌鸦飞行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之上。
巧言佞色者为何能在社会上畅通无阻，除了无道或有道的帝王无法克服人性中的弱点而外，和巧言佞色者的对立面－－君子贤良的表现也不无关系。上帝的公平往往会酿成大错：上帝造人时是公平的，他给志士仁人忠良贤士造就了一颗善良美好的心灵和经天纬地的才华，但同时要秉着“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原则让他们有些与生俱来的缺陷，比方说不善言辞；而上帝在造就一个用心险恶而才能平庸的人时，往往要赐予他们一些优势，比方说能说会道。上帝没想到后者往往竟能斗过前者，成为社会进步的害群之马。孔子喜欢君子，喜欢仁人，他要求“仁而不佞”，如果“佞”起来，就离仁远了；孔子所衿表的君子，是什么样的呢？“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看来仁人君子脱不了为人木讷不善表白的特性，搞得后人遂以“智者寡言”来做为人准则。既然君子有这样的弱点，难免就会被善吹善捧的小人抢了风头占了先机，往往要在失败以后甚至身死数年让历史来盖棺论定，真是惨淡得很。
所幸的是，历史自有公论。只要铁笔御吏大笔一辉，巧言佞色者终将留下千古骂名，正应了“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现代汉语。
然而，巧言佞色者代代相传，不绝如缕。如今社会，提倡“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一个人没什么本事，只要能吹（牛皮）、能拉（关系）、能弹（别人）、能唱（高调），能曲意迎逢领导，总会混得如鱼得水；如果“仁而不佞”，不去巴结奉承领导，甚至领导错了你据理力谏，相反人们会认为你这个人“清高”，不会处理人际关系，搞不好团结，弄得你不知怎么办才好，如果你不向巧言佞色者看齐，恐怕脚上的小鞋一背子都脱不下来。至于当代流行的公共关系学，其精髓恐怕就是“巧言佞色”，使得巧言佞色成了屡试不爽的生意真经，真是咄咄怪事！
孔子在《公冶长第五》中又说：巧言，佞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巧言佞色，必然会有“足恭”的表现，即过分恭维别人，不怕把人捧到天上去。这种人自古有之，于今为盛，但偏偏不以为耻。如今很多事只能在酒桌上才能搞掂，其奥妙就在用美酒用动听之辞，弄得人满脸春色耳根微红心中酥软，然后一切好说好办。至于匿怨而友其人，如今更几乎成了新的处世良方，明明心里对人家恨得咬牙切齿，可见了面依然戴着一副好看的面具，依然拍着人家的肩膀陪着虚伪的笑脸与人称兄道弟，俨然亲如手足的样子，试想想两个不共戴天的人隐藏着满腔怨
气在一起打拱手套近乎热火朝天的场面是多么令人恶心！可现代社会这种现象简直泛滥成灾，假如你在单位里对某人不感冒而在脸上表现出来，不用说人家反而认为你不懂人情世故，你简直欲哭无泪毫无办法！这个世界，人的坦率哪去了？ 现在社会，要求人人都会巧言佞色，这样才会天下太平。孔子在天之灵，当如何痛心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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