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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卧🐯湾】李进章|走马上任当校长(附作者原声内容提要)

 我的卧虎湾 2020-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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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 10 月 18 日,我平生第二次走进河北司法学校。第一次来这个学校,还是四年前的事了。那是 1987 年 6 月,为了“成人之美”,我第一次走进这个陌生的地方。因为我们系团总支书记吕伟革,与 83 级工商班学生绳丽君谈对象,双方郎才女貌,你贪我爱,已到了谈婚论嫁的火候。但是,一个严峻而现实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如果毕业后绳丽君不能如愿留在石家庄市,而是分配回老家无极县的话,那么这桩婚事就有可能告吹。绳子断了,风筝就会随风飘逝。为了这事,吕伟革急得饭吃不下,觉睡不安,成天就像丢了魂似的,嘴上起了几个大燎泡。看到这情景,我和张玉兰书记、姚今观老师等都替他着急上火。于是,我来到河北司法学校,来找有“一面之交”的副校长林惠臣老师,看看能不能把绳丽君安排到该校工作。林惠臣副校长是“文革”前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毕业的高才生,我们在河北省法学会、省经济法学会上有过几次亲密接触。当我骑车来到司法学校时,这里还是一片荒凉景象,到处是施工后遗留的瓦砾、渣土,“待征”的农田里,长着绿油油却稀拉拉的庄稼。那时,司法学校刚从滹沱河五七路上的河北政法干校(现河北政法职业学院)搬迁过来不久。因学校是两次征地,两次建设,所以操场与教学区、宿舍区是分开的,隔着一条马路,那条马路叫做工农路。
整个学校校园面积不大,也就是七八十亩地的样子(全部加起来占地 104 亩),只有一栋教学兼办公楼,一栋学生宿舍,一座图书馆,一座礼堂兼食堂。在宿舍区,只有三栋五层教工宿舍楼。此外,就是空荡荡的场地了。由于这座学校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没有太留意去观察。
等找到林惠臣校长,把事情说开,林惠臣校长爽快地答应下来,不过他强调,需要经过试讲之后,才能最后确定。这边事情说得有点眉目了;那边,绳丽君的工作也落实了,河北省税务学校同意接收她当老师。谁又会想到,四年后,当我第二次来到河北司法学校时,身份已经完全变了,由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即将成为这里的主人。人世间的事,真是变化莫测,令人难以捉摸。
对于即将赴任的司法学校,我很陌生,就连学校的教职工也仅仅认识三个人,而且都是一面之缘。除了上述原副校长林惠臣,还有两个人有过交往。一个是正团职转业干部王武谦,我们曾一起指导过电大学生的论文,论起来我们是老乡,他是衡水深州市人,我们县曾隶属过深州市。另一个我认识的人叫赵占信,他原籍蠡县,“文革”时毕业于石家庄第十七中学。当年赵占信参加会计专业自学考试,我曾给他们班讲过经济法课,由于他勤学好问,善于交际,时常在课余时间和我交谈,因此对他印象比较深刻。除了这三位同志,我还不止一次地见到过这里的一个人,只是那时他还很小,而且只是见过面,但并不认识,这个人就是我担任校长后给我开了将近四年车的司机刘红旗。
刘红旗祖籍石家庄市正定,其父亲在武警二支队任职,刘红旗还有个姐姐,一家四口,除了他母亲,就数他个子矮了。他的个子没有长起来,或许与他自幼学杂技有关系。1977 年,根据省委主要领导的指示,原河北艺校准备开设一个杂技班,以改变“杂技之乡”没有杂技班的窘境。于是,刘红旗的父亲便送其姐姐去面试,8岁的刘红旗也跟着去了。刘红旗从小好动不好静,到了艺校之后,他爬上一架靠墙的梯子,一屁股坐在梯子蹬上,把两条腿伸出去闹着玩。这时,艺校负责筹办杂技班的吴华老师偶然中发现了这个顽皮的孩子,吴华老师曾是沈阳军区杂技团的当家演员,后随丈夫调来河北艺校。当时吴华老师把这个孩子叫下来,上上下下打量一番,问道:“你来学校干什么来了?”“看我姐姐面试来了。”“想不想学杂技?”“想是想,就怕我爸不同意。” 一老一少正在那里对话,刘红旗父亲出来了,吴华老师于是对他说:“你是这孩子的父亲吧,我看你儿子是个学杂技的料,你愿不愿意他学习呢?”“只要老师看着行,我没有意见。”“那好吧,你过两天就带他来复试。”就这样,“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前来面试的姐姐没被选上,跟着来玩的刘红旗却成了杂技班的正式学员。他主攻钻木桶、“口咬”等技巧。
经过六年的刻苦学习,刘红旗毕业后分配到河北梆子剧院的“艺术用品厂”。1985 年,他带薪入伍,在武警二支队服役四年,1989 年复员到了河北司法学校,恢复干部身份,是该校司机当中唯一的一名“干部”司机。
刘红旗长一张娃娃脸,留分头,眉毛浓密,眼睛不大,清澈明亮,小鼻子小嘴。高兴了哈哈大笑,不高兴了小嘴噘得能挂个油瓶子。小伙子看起来挺精神,很机灵,其实没有多少心眼儿,是一个实在人,心里存不住事。他因为自小练功,又当过武警战士,所以身材灵活,反应机敏,开车技术不错,对人比较讲义气。
我与刘红旗结缘,是我在读大学期间。当时,我们学校与河北艺校都在石家庄市青园街上,相距不过五百多米,每天晨练,我们的队伍都要经过河北艺校门口。每年元旦前后,河北艺校都会到我们学院演出,著名快板书演员常志,著名相声演员康达夫、李如刚曾多次在我们学校礼堂演出过。那时杂技班的小演员也常去演出,我至今记得那个蜷缩着身子从一个圆木桶钻出来的小演员的形象。没有想到十五六年后,我们才走到一起,才相互认识,并成为一个单位的同事、坐(开)一辆标致车的同伴,这真是:“只有不见面的山,没有不见面的人。”
1993 年 10 月 18 日,上午八时三十分,亦即我报到后的半小时后,在司法学校最南边一栋楼的二楼会议室召开了全校中层干部会议。司法厅主管政工人事的崔志华副厅长、郭延祥副厅长,司法厅政治部主任郭彦龄出席了会议。会上,郭彦龄主任宣读了厅党组关于司法学校领导班子调整的决定:原书记兼校长赵树杰同志调任司法厅教育处处长,由苏瑞平同志担任司法学校党委书记,李进章同志担任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命令宣读完毕,人们的目光顿时集中到了我这个唯一的来自司法系统之外的陌生人身上。他们用低低的声音在议论着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这个“远来的和尚”,定然会引起人们的猜测、好奇,这也是人之常情,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当郭彦龄主任介绍完我的简历,特别是提到我已经是副教授,担任过七年系副主任时,人们投来的目光里分明流露着疑惑、惊讶与不解。
崔志华副厅长在会议上讲了话,他肯定了原书记兼校长赵树杰同志在任期间学校取得的成绩,对学校今后的工作提出了要求和期望。接着由主管副厅长郭延祥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到,这次学校领导班子的调整,是正常的干部轮换,对司法学校和厅教育处的工作来说,都是一次加强。新组建的校领导班子一定要加强团结,相互支持,取长补短,把学校各项工作搞好。要做好新老交接,稳定中层干部和全体教职工的思想,稳定教学生活秩序。在此基础上,谋划好今后的发展。最后要求全体中层以上干部一定要支持我们的工作,团结务实,积极进取,把司法学校的各项工作推向一个新阶段。郭厅长讲完之后,赵树杰首先表态,表示拥护厅党组的决定,全力支持新领导班子做好工作。
接着,党委书记苏瑞平同志发了言,她的讲话透露出一个思维敏捷、富有逻辑、充满自信的女强人的气质。虽然之前我们有过一次接触,这次接触还是我们一起共事以后在闲谈中我回忆起来的。那还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一五普法”即将结束的时候,由于我们系的师生为普法工作做出了较大成绩,省司法厅将我们学院树为先进集体,让我们提交书面材料准备大会发言。我当时奉命撰写了发言材料,经校领导审阅之后,我将材料送到省司法厅宣教处。那时司法厅办公楼还没有竣工,暂时借住在省检察院内办公。我记得将材料交给了一位女同志,哪知道这位女同志竟是眼前的苏瑞平书记,不由得感叹“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逢何必曾相识”。
在轮到我发言时,我言简意赅地表示了对厅党组信任的感激,对履行工作职责的信心,对在座的中层以上干部的希望。
会议结束后,我和苏瑞平同志立即进入了角色。虽然,我们的任命还要等省委政法委批示后正式下文,虽然我的组织人事关系等还没有转过来,但我们提前开始履职了。我和苏瑞平同志虽然是第一次在一起共事,但彼此就像老朋友一样心照不宣,我们都知道,厅党组对我们“寄托着无限期望”。中层干部会上,几位领导同志“语重心长”, “一颗颗火红的心,暖人胸膛”。只要我们两位主要领导团结一心,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当我和苏瑞平同志一起来到司法学校的时候,共同的革命目标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团结在一起。上任之初,我们没有急于“下车伊始” 表明自己对学校今后发展的看法与态度,发表前瞻性的意见,更没有来个“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让自己的头脑冷静下来,考虑好如何迈出来校后的第一步。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于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毛主席的教导,使我们倍感亲切,要弄清学校的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必须经过摸底调查,才能找准学校发展存在的问题,抓住主要矛盾,从而在矛盾的焦点上去寻求突破口,为学校今后的发展,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近期工作目标和长期发展的远景规划。
古人云:“大开言路,所以成天下,安兆民也。”我们知道,要做好调查研究,必须深入群众。“善治必达情,达情必近人”,只有接触群众,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于是,我们在到任后的第二天上午,先到学校各个科室、教研室进行了走访;下午召开了离退休干部座谈会。
通过访谈,我们对学校情况有了一个基本的概念和轮廓。那时候,省编办批准河北司法学校教职工总数为二百名,省教委、省计委(均按当时的称谓)批准在校生九百六十人。实有教职工一百七十六人,其中专任教师五十八人,行政工勤人员六十六人,在校学生两个年级共九百四十七人。无论是办学条件,还是办学规模、办学效益与社会效益等方面,它与我的母校都存在不小的差距。这所学校仅是一所很普通的中专学校,因主要招收高中毕业生被称为“大中专”。学校经过九年的发展,连省重点中专还不是,在师资队伍建设、藏书量、操场面积等软硬指标方面,都还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基本要求。据说省里对学校组织过一次评估,但是没有通过。就是这样一种状况,连“八字都没有一撇”哩,有些人就急不可耐地对外唱起了高调,说什么要 “升大专”啦,说什么“要建新教工宿舍楼”啦,幸亏我不是因为这些诱惑而来,否则岂不悔青了肠子。面对这种局面,我不由得想起了法国思想家卢梭的名言:“唯独在这里孤独和沉思默想的时刻,我才是真正的我,才是和我的天性相符的我,我才无忧烦又无羁束。”同时,又想起孙中山先生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它们作为对自己今后工作的激励与鞭策。我决心以“燕子垒窝”的恒劲、“抓铁留痕”的韧劲、“老牛爬坡”的拼劲干好工作。
从第三天开始,除了做好正常工作,我们集中时间,从校领导班子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地召开座谈汇报会,既了解基本情况,又了解存在的问题;既摸清了科室底数,又了解了干部的工作思路和工作状态。整整过去了三个月,我们总算把全校的所有科室和建制单位都谈了一个遍。至此,学校的基本情况都摸清了,存在的问题也一目了然,教职工的诉求、希望、愿望都一一地记在笔记本上,储存在脑海里。正在这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它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我们的工作计划:11 月 9 日夜间,我的办公室被盗了,被盗的还有二楼的办公室、副校长张占军的办公室、原副校长刘瑞章的办公室,共六个房间。办公室被翻得比较乱,锁着的抽屉也被撬开了,丢了一台照相机,一条“555”牌香烟。好在我办公室里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件,小偷仅偷走了我放在抽屉里的几盒“石林牌”香烟,还有我放在床上的一个旧书包,那书包是装材料用的,是我调阅基建办有关资料时房书群同志提供的。虽然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件事到底是因何而起?目的何在?一时闹不清楚。为此,我结合前几次学校曾经发生的失窃案件,召开了一个中层干部通气会,要求大家提高防范意识,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新到任没有多长时间办公室即被盗,说起来没什么,但听起来实在是扎人耳目。好在过了没有几个月时间,小偷大白天在对面一所中学行窃时,被逮个正着。据他交代,11 月 9 日发生在司法学校的失窃案,也是他所为,至此人们才松了一口气。
根据调查得来的情况,我们逐一进行了分析和梳理,确定了下一步的工作思路和目标。学校基本的发展思路是“三个坚持”: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教育方针,面向社会实行多层次办学;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上质量上水平,以质量求生存,以改革促发展;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强化各项管理制度,逐步实现规范化、标准化、法治化。学校近期的工作目标是:第一,解决好教职工反映强烈的三件事:一是投资 20 万元与辛集联营的皮革厂的取舍问题;二是教职工集资建的临街“商品房”租不出去的问题;三是积极争取和筹措资金,动工建设一栋新的宿舍楼。第二,以举办校庆十周年为契机,凝聚人心,进一步促进学校各项工作的开展。第三,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克服存在的软懒散问题,调动激发教职工中蕴藏的积极性。远期的工作目标是:挖掘潜力,查漏补缺,严谨治学,精心育人,积极创造条件,力争实现“96、97(年)上重点(中专),创造条件上大专”的奋斗目标。应当说,做出以上决策是一个紧张而漫长的过程:紧张是神经线上的紧张,漫长是心理时间的漫长。决策又是一个短暂而艰难的过程:短暂是公布时间的短暂,艰难是执行之路的艰难。从这个角度来看,决策可算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了。
当我们将自己经过深思熟虑后归纳出来的近期与远期工作目标,拿到校党委会讨论时,得到了党委成员一致赞同。俗话说:“一棵大树抓住根,带动树叶和树枝;一团大绳先找头,捆在一起牵着走。”要实现学校近期和远期的工作目标,好比是一盘“大棋”,下好这盘棋,离不开校党委领导班子运筹帷幄、谋篇布局、精准“落子”,同时,也离不开各科室的积极呼应、顺势而为、上下联动。当时,学校有一个团结共事的好的领导班子,中层干部中也有一批人才,像办公室主任王建刚、副主任张平;总务主任段云利、副主任郝获平;学生处长李中元,这五位都是部队转业干部,具有军人的战斗精神和服从命令、听从指挥、雷厉风行的严谨作风。教务处处长王生栾在中层干部中年龄比较大,他长期从事教务工作,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膳食科长安爱民,工作认真负责,很有思路。他推出的为少数民族学生“开小灶”,为每位学生提供“生日餐”,为生病的学生做“病号饭” 等举措,在省和司法部组织的评估中都受到了好评。财务科长高筱娟,严格执行财务纪律,为“节约每一块铜板”,精打细算,呕心沥血,是学校理财的好管家。还有图书馆馆长袁秀岩,教务处副主任张瑞菊,团委书记周欢龙,民法教研室主任王彦玲,刑法教研室主任范长顺,国家法教研室主任郭美芹,经济法教研室主任成建华等等,都是对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的好同志。还有几位,会在后文中提到。特别值得信赖和肯定的是,我们有一支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甘守清贫、无私奉献的教师队伍,这是学校的宝贵财富,是学校发展的根本力量。教师出身的我,自然更加关注这支队伍的建设情况。
根据我的调查,当时学校教师队伍中存在着几个不容忽视、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一是专任教师数量严重不足,专任教师仅有五十八人,仅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三;二是教师年龄结构不合理,青年教师所占比重约为百分之五十五点二,而中老年教师占的比例比较小,说明教师队伍中存在“断层”问题;三是缺少学术带头人和在省内外有知名度的教师。为此,我专门撰写发表了一篇论文,并将论文的主要观点,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座谈会上做了主旨发言,提出必须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和建议。把“建立一支素质精良、结构合理、积极性得以发挥的师资队伍”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和突破口,在以后的工作实践中,我给予了这支队伍以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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