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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卧🐯湾】马誉炜|四十周年忆唐山(12)珍藏的记忆

 我的卧虎湾 2020-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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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按语
诸位看官!忆唐山系列匆匆写完十一回,我总感觉意犹未尽,还是想再把感觉能写的陆续地写出来,也许不敢保证每日一篇的节奏。那就请允许我细水长流,什么时候写完就什么时候结束。这不,您看,相信这第十二回也还是有看点的。谢谢大家!
38军114师部队官兵在救灾一线。(感谢牟福贵同志提供图片)

第十二回 

心理疾患缠老妪
震区感受英雄气

进入正常救灾后,我们一边负责清理废墟,协助防疫,临时出公差干这干那以外,还经常深入到居民家里走访慰问,帮助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
记得有一位车姓大妈,地震中丈夫不幸遇难,两个孩子也在震中受伤转移到外地救治。瞬间由一个团圆的家庭变得孤身一人,每天陷入极度悲痛之中。我们到她家时,只见她蓬头垢面,院子里、临时防震棚里都乱糟糟的。班长申三元带领我们立即帮助车大妈清理室内卫生,打扫院落,将那些散落在地下的木头、瓦块,有用的码放整齐,没用的清运出去。我还从外边打来一盆清水,对车大妈说:“阿姨,洗一洗脸吧!你是不是感到哪里不舒服?要不要去我们卫生所拿点药来?”这一说,这位老大妈一咧嘴哭了,边哭边嘟囔:“孩儿啊!你阿姨活着没意思啦!我家那个人说没就没了,扔下我这日子也没法过了,我家那俩孩子也不知去哪里了,怎么样啦……我现在天天睡不着觉哇,一晚上望着防震棚的顶子发呆。要早知道有这么一天,我怎么能那么犯浑呢……”原来,听她的意思,是在地震的前一天的晚上,老两口还发生过激烈的争吵,全是为家里鸡毛蒜皮的那些事情,什么丈夫怨老婆偏心,什么东西都往娘家拿,对公公婆婆关心不够啦;老婆埋怨丈夫对自己关心不够,她身体有点儿小病小灾儿的理也不理啦……那天晚上,这老太太一时性急,还摔了家里的盘子和碗,筷子也散落了一地。两个孩子看父母又起“战争”,跑到各自同学家里去睡觉了。她与丈夫分室而卧。结果丈夫在另一间屋子里睡得很沉被砸死了,两个孩子因在同学家里住都受了伤,但毕竟还活着。这老太太那个后悔呀!这一架吵得!是不是不幸的预兆啊?这些天来,她的脑子里一天到晚就琢磨着这些七七八八的事情,心情从突如其来的灾难中迟迟解脱不出来。
38军114师部队官兵在救灾一线。(感谢牟福贵同志提供图片)
列.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是啊!一夜之间,一个百万多人的工业城市,竟有24万多人毁于一旦,这要击碎多少个家庭的幸福美梦啊!也给多少个家庭留下解不开的死结儿,带来巨大的精神创伤啊!归根结底,知足才能常乐,达观方能幸福。遇事还是要看开、放下,平和、冷静地对待,三思而后行,尤其是在家庭里,秉持“忍为高、和为贵”,互敬互谅,互帮互助,就可以使生活变得简单,幸福也就变得容易起来,人生也就有可能少留下或少产生些遗憾和忧烦。唐山大地震,每天都给我上着此处无声胜有声的处世哲学课。活生生的事例,血和泪的教训,够我汲取一辈子的。那时候,还远没有像之后汶川、雅安等地震中的心理救援,但居委会制度还是比较健全的。我们班长申三元把车大妈的情况,及时向居委会领导反映,求得他们的关注和帮助。后来,有几次路过车大妈家,看到她穿戴得好的多了,脸也洗得干净多了。只是见了我们点点头就走过去,那目光还是有些呆滞,一个人低着头默默地走路、做事儿。不知道要到哪一天,这老太太才能真正走出心理阴影,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对绝大多数经历这场灾难的人来说,还是能够正视现实,特别坚强也是十分顽强地挺起胸膛,迎接生命里这场严峻考验与挑战。他们把失去亲人和家园的痛苦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努力从悲痛和创伤中跳出来。经过两个多月的共同战斗和生活,军民之间结下了深厚情谊,地震灾区呈现出一派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气氛。那些天里,经常有居民到连队主动帮助战士们洗衣服、缝被子,做针线活。有的家里还邀请官兵们去唠嗑、喝茶,畅叙军民鱼水深情,防震棚里,传出阵阵欢歌笑语。记得我们连队驻地有一位叫二嘎儿的三四岁的孤儿,天天到连队帐篷里玩,时间长了,竟把老兵李业发叫“兵爸爸”,弄得李业发怪不好意思,那孩子总是缠着李业发讲故事,闹着要买冰棍儿吃。过了些日子,地方有关部门就集中把孤儿送到石家庄育红学校等单位去了。二嘎儿临走时,还专门来和他的“兵爸爸”及叔叔们告别,亮晶晶的眼睛里噙着汪汪的泪水。
38军114师部队官兵在救灾一线。(感谢牟福贵同志提供图片)
抗震救灾工作步入正常后,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也相对丰富起来。接常不断地安排晚上在空地上看电影。那个时候的电影,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政治色彩很浓。如《春苗》,好像是著名女电影演员李秀明演的,里面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台词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听说,大约是在1975年,有一次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看这个片子,当听到片子里这句台词后,邓副总理很不高兴,拂袖而去……后来成了批判他的一条罪状。还有一部片子,叫《欢腾的小凉河》,里面写了一个“走资派”,只知道抓生产,不抓所谓的阶级斗争,即所谓的“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一看就是影射邓小平的。还有一部片子叫《创业》,好像是长影剧作家张笑天写的,还是经毛主席亲自批示:“此片无大错”,才得以在全国公映的。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政治和艺术联系的特别紧密,经常有人因一部电影、戏剧或一部小说被捧红而登上政治舞台,也有的因一部作品政治倾向有问题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成为“黑五类”,甚至“永世不得翻身”。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唐山灾区听抗震救灾英雄作报告。当时开滦矿务局唐山矿有个干部叫李玉林,是个退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当过矿上的汽车司机,时任唐山矿工会副主席。地震那会儿他刚从矿上下夜班回到家里躺下,强烈的地震冲击波,把他家的房子也震塌了,但没有彻底倒掉,是被几个大衣柜把水泥预制板给挡住了。但他的头部也被碎石块砸破流了血,肩膀和脚也砸伤了。李玉林在倒塌的屋子里还没缓过神来,就听到整个唐山市忽然有一种类似海潮似的声音:“哗哗啦啦……”那是建筑物倒塌的巨大声响。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爬出来的。他即刻想到矿井下还有一千多名工人,心里很是着急,想立即去矿上看看。但等他爬出来一看吓坏了——除了几根电线杆子和树还立着,其它的都倒了。于是他踩着废墟,顺着铁路猛跑,他看到那铁轨都变成S形了。到了矿上一看,也都是一片废墟。当时,李玉林焦急万分,军人的素质使他顿时感到:这是一场毁灭性大地震,必须有千军万马的大部队救援才行。谁能调动千军万马呢?只有党中央和毛主席!“我只能亲自去北京了!”李玉林给我们作报告时,讲得可谓惊心动魄。他光着脚丫子、穿着三角小裤衩儿,辗转找到一辆矿山救护车,当机立断就用这辆车迅速去北京报信。于是,就在1976年7月28日凌晨4点10分,也就是地震发生近半个小时之后,一辆红色的矿山救护车从唐山矿出发,风驰电掣般地向北京方向驰去。这大概是唐山市第一辆“苏醒”了的机动车。

当年飞车进京的李玉林
和他一同去北京的还有救护车司机崔志亮,他们走时路过崔志亮的家门,小崔师傅也没有顾上停一下车。等他们从北京回来,崔志亮的爱人和孩子被自己的房子砸在里面,都死了!后来在路上又碰到开滦煤矿两名工人,与李玉林一起上了同一辆救护车。
简短捷说,李玉林他们好不容易赶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西侧,到了新华门的门口,两位便衣警察样的人一看,一辆红色的矿山救护车横冲过来,车上的人灰头土脸,满身泥水和血迹,有的还只穿着背心和三角小裤衩,立即警惕地盘问他们是干什么的?找谁?李玉林想,是啊!我来这里找谁呢?但他马上焦急地有点磕巴地说:“同志……我……我找毛主席,党中央!”哨兵正要再问些什么,李玉林声音有些哽咽和沙哑,他哭喊着说:“同志!快救救唐山!我们唐山大地震了!整个唐山都平了!……”与此同时,从新华门里走出来的军官马上指示执勤哨兵向上级报告,不一会儿就传来命令,允许李玉林等人进去汇报情况。记得当时李玉林对我们说,接待他的中央领导有李先念、纪登奎、吴桂贤、陈永贵、吴德、陈锡联等。听完情况汇报后,他听到几位中央领导迅速碰头,并通知军方立即做好派兵赶赴唐山抗震救灾的准备。当年他作报告时,还讲了一个小花絮:他在中南海汇报情况过程中,一连打了好几个嚏喷,并咳嗽了几声,中央领导同志特别关心,又是给他倒开水,又是给他加衣服,吴桂贤副总理马上进屋给他找来几个小药片,让他立即吃下去。“嘿,人家中央领导同志的药咋儿那儿管用呢,我的感冒症状马上就好多了!”他用浓重好听的唐山话讲到这里,台下的人轰地一声笑了起来。现在想起来,可能也就是如今人们经常吃得“康泰克”、“白加黑”之类的药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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