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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卧🐯湾】马誉炜|那些中外文化名人们●圣地札记之七

 我的卧虎湾 2020-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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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虎湾藏龙卧虎,群英会聚贤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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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李庆国
美  术 设 计:安殿堂


20世纪3、40年代,中国革命圣地延安,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直到现在也难以想象,何以有那么多的中外名人涌向延安?在那里既有来自美、苏、英、德、加、波、印、朝、日和新西兰等10多个国家的100多位国际友人,其中相当多的是新闻记者和作家,也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西安等国内大城市的文人墨客和其他艺术工作者。诞生了一批流传于世的优秀作品,很好地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革命取得最后的胜利。
作者(右三)出席电视剧《红星照耀中国》开幕式,右一为总编导臧云飞
时光飞逝。2016年10月19日,也就是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永远的长征”大型文艺晚会的当天上午,我作为电视剧《红星照耀中国》的“文学统筹”和北京军区善后工作办公室的代表,参加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举行的电视剧首映新闻发布会。见到了延安时期美国《纽约太阳报》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扮演者远明——一个有着中国名字的美国演员,他用熟练的中文告诉我:“通过演斯诺,更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昨天和今天”。是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都是宣传思想领域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意识形态斗争的迫切需要啊! 
当年,受国民党的全面封锁,埃德加.斯诺经过千辛万苦、历经千难万险到达陕北延安,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访问,全面考察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社会基础,红军素质以及根据地建设,重点考察了中共领袖毛泽东的个人经历和在党内的地位作用。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延安这块神圣之地发生的一切,彻底颠倒了在这之前国民党当局给他灌输的红军是“杀人魔王”般的凶神印象。采访归来,写出了史上第一部介绍中国革命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首次把中国共产党和红色政权介绍给全世界,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在国内外的影响和威望。这之后,一批外国记者和作家纷至沓来。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采访了众多红军官兵,并着手给朱德总司令写传记,写出《中国红军在前进》《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等专著;斯诺夫人海伦.斯诺到达延安,采访了斯诺未采访的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将领,目睹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历史性变迁,完成了《红色中国内幕》(即续《西行漫记》)和《延安采访录》等著作的写作;美国学者托马斯.彼森、欧文.拉托摩尔,德国女学者安娜.利泽,记者汉斯.希伯等都相继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访问延安。
现如今,无论是中央党校还是国防大学都把如何提高党员领导干部与新闻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作为选修课之一来安排。其实,看一看延安时期,毛主席、朱老总、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与中外新闻记者交往的历史,应该是与新闻记者打交道的最好范本。尽管,那时接待记者就是在简陋的石墩上、窑洞内、战场间隙,但领袖们那种纵横捭阖、谈笑风生、鞭辟入里、深入浅出的风范,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本色和品质。这种能力不是教科书里能解决的问题,要靠革命和建设大风大浪的锤炼和培养。那些见了记者就躲闪,不躲闪就出“雷语”的人,仅凭这一点,就亵渎了共产党员的称号。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发表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给了全世界人民以多么大的鼓舞!直到现在,仍闪烁着穿越时空的思想光芒。毛泽东的雄伟气魄,也彻底征服了来采访他的外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成为第一个向全世界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外国记者,第一个把毛泽东“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科学论断推向世界、第一个向全世界预告“中国的抗战必胜”的外国记者。成为中国革命的见证人,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重和爱戴。她逝世后,埋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墓碑上铭刻着中共著名文人郭沫若的手迹:“美国进步作家和中国人民的朋友”。
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达延安,成员有美联社、合众社、塔斯社、路透社等外国新闻社的驻华记者,《大公报》《中央日报》《新民晚报》等国统区新闻单位的记者,还有国民党的官员及翻译等。参观团里,既有斯诺和夫人、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福尔曼等一长串外国名记者的名字,也有大名鼎鼎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他早在1935年5月就开始了西北之行,开始关注中国的出路与希望,先后历时10个月,行程6000多公里,足迹遍及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等地,历尽艰辛采写了大量的通讯,刊载于《大公报》显著位置,后汇集成册,以《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为书名出版发行,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也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里程碑。他是第一位进延安采访的中国记者。到延安的第一天,毛主席就会见了范长江,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时共产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并建议范长江立即回报社,利用《大公报》的影响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范长江虽然只在延安呆了一天,但与毛主席彻夜长谈使他“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他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政策,把我多年来无法解决的‘阶级’和‘民族’矛盾从根本上解决了,这是我10年来没有解决的大问题。”他辗转回到报社后,马不停蹄写出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很快刊登在《大公报》显著位置。像一发有力的炮弹,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看了文章后非常高兴,亲笔致函范长江,向他“深致谢意”。直到现在,新闻界还以获得“范长江新闻奖”为殊荣。几十年后,我还有幸与范长江前辈的儿子范小军在军区政治部一起工作过几年,良好的家教体现在他的后代德才兼备的言行中。到过延安的中国记者还有重庆《新蜀报》记者温田丰,《新民报》记者张西洛、赵超构等。其中赵超构的《延安一月》,成为继《西行漫记》之后又一部在国统区介绍共产党的书籍,时至今日,仍是研究抗战时期延安情况重要的参考资料。赵超构因此也名垂一时。
抗战时期的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文学艺术骨干的高等学府。毛泽东亲自题写了校名并出席成立大会,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还为鲁艺题写了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并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1940年,鲁迅艺术学院又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1943年并入延安大学,更名为“鲁迅文艺学院”。康生、赵毅敏、沙可夫、吴玉章、周扬等人先后担任过学院领导,今天看来,都是堪称“腕儿”级的文化名人。曾在鲁艺任教的著名文学艺术家有茅盾、冼星海、艾青、何其芳、陈荒煤、齐燕铭、张庚、吕骥、周立波、王朝闻、严文井等,个个如雷贯耳、著作等身。在鲁艺工作过的著名艺术家有王大化、袁文殊、华君武、孙犁、鲁藜、严辰等。培养出如穆青、贺敬之、冯牧、李焕之、郑律成、刘炽、莫耶、王昆、罗工柳、时乐蒙、于蓝、秦兆阳、黄钢、康濯、丁玲等文学家、美术家、名演员、名记者,等等。创造出不朽之作《白毛女》《黄河大合唱》《南泥湾》等剧目、歌曲,对中国现代文化艺术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影响。
伟大的时代,诞生伟大的人物,催生伟大的作品。延安,这块中国革命的圣地,集中了一个时期中华民族的大批精英,他们从事的伟大事业,必然吸引时代的文化弄潮儿,去搏击风浪,迎风斗霜,采撷那些五彩缤纷的时代花朵,结出有限人生、无限事业的硕果,其璀璨的光芒,永远照耀在神州大地上,必定要惊醒全世界。
2016.11.25于陕北延安
12.14修改于北京
(全文完)


作者上月访延安圣地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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