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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卧虎湾】周利民:直隶审判厅●现代审判制度出发地

 我的卧虎湾 2020-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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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古城保定,人们津津乐道的首先是现今国内保存最完整的省级署衙直隶总督署,被称为“城市蓬莱”的古莲花池,出土闻名中外“金缕玉衣”的满城汉墓,埋藏着半个清王朝的清西陵,回荡着暮鼓晨钟的大慈阁,以及显示中华民族浩然正气的冉庄地道战遗址、晋察冀烈士陵园、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等。殊不知,这座拥有2300多年历史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沉淀着诸多得天独厚的人文景观和鲜为人知的名胜古迹—— 直隶审判厅便是其中之一。
而说到古今司法审判制度,人民自然会想到历朝历代的中央司法机构,诸如廷尉、大理寺、刑部、御史台、都察院……不少人脑海里还会浮现影视作品中地方巡抚断狱、知府判案、县令升堂等情景;对当下的高、中、初级法院、检察院的机构设置和运行模式更是耳熟能详。然而,新旧司法审判制度有其演变的一个时间节点,这个节点就是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诞生的现代司法体制。直隶审判厅,就是这一体制的产物。
历经百年沧桑的直隶审判厅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让我们一起走进保定市莲池区法院东街236号,领略这座百年遗迹,探寻它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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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开始建设,至1910年(宣统二年)建成投入使用的审判厅,属于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它的拱廊式平面“小洋楼”型设计,既汲取了诸多中式元素,更展现了不少西方流行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其门窗、外廊的装饰洋味尤为突出。取材以当地的青砖、白灰、木雕为主,但也选用了当时最新的建材,如洋灰(水泥)、花玻璃等。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代表着中西文化初期接触的杰出成就。
站在远处放眼望去,审判厅建筑独具匠心,精美别致,浑然一体,气势恢宏。整个建筑为“四楼合围”式独门二层楼院落。优雅的主楼外廊拱架与东西两座楼的前出走廊,贯穿外围。整座楼的外形简洁明了,无强烈的大出大进变化,显得较为平缓,具有很强的整体性。
步入大院,四座楼犄角相连,合围成一处天井院落。四座楼房中,除北楼外,其余三座均有木制走廊,楼口四角各设楼梯上下相通,并有木制回廊横向贯通。
深藏在小巷中的这座具有百年历史的“小洋楼”,虽已不再如当年那般“鹤立鸡群”,但它作为古城保定现存为数不多的具有北方省署特色的近代标志性建筑物,仍然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它所折射出的时代气息,不仅包含了人文历史和建筑历史,更多的体现了当地的文化积淀。既是传统建筑中的瑰宝,又是值得现代建筑设计借鉴的宝贵财富。对于延续城市文脉,创造富有地域文化韵味的现代建筑,有着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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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交替的大清王朝晚期,国门洞开,人心思变,朝野上下要求制度变革的呼求时起彼伏。迫于多方压力,清王朝不得作出必要回应。1901年1月,朝廷下诏变法,翌年5月13日,一道“上谕”下达:“现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中国法制现代化由此起步。
在晚清司法制度变革过程中,作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是积极推动者。他五次三番联合地方督抚向朝廷施压,清王朝遂又与1905年7月(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下了一道上谕,宣布派员考察各洋政治。上谕颁布后,袁世凯奏请派遣官绅考察日本,后又奏请考求各国宪法,变通施行。均为朝廷所采纳。
晚清之前,中国历代的地方司法权,例由地方各级行政官员主宰。司法与行政合一,弊端丛生。一州一县的司法组织犹如一张由官员牵头,幕友、长随、佐杂官、书吏、差役、乡保一层一层组织的法网,又由一个个州县的法网组成全国的专制统治法网。
历朝历代的法制,大都以“礼法合一”为主要特征。礼教所倡导价值观在法的规范中得到体现。“依法断案”即是“合礼裁判”。但由于法律的不可全述和社会行为的复杂,司法实践中常常会遇到违法而合礼教或不违法而背礼教的行为,这样就造成了“法外之情”、“法外之非”。
世人皆知的“刑不上大夫”及其体现在刑罚上的“八议”,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沿用的法律原则。从魏明帝时起至明清,“八议”成为后世历代法典中一项重要制度,历经一千六百年而相沿不变。所谓“八议”,是指亲—— 皇亲国戚、故—— 皇帝的旧故、贤—— 德高望重者、能—— 才能出众者、功—— 有大功勋者、贵——  上层贵族官僚、勤——  对国家有重大贡献者、宾—— 前朝贵族及后代。这八种人犯罪,司法机关不得进行处理,须采取“请议”的特殊诉讼程序,即先交大臣会“议”其罪行,然后再奏请皇帝进行最终裁判。经此“请议”特殊程序后,往往减免刑罚。
在审理“八议”之外的案件时,各级判官则基本遵奉“罪从供定”。重口供轻证据早已积习成弊,有的甚至肆无忌惮,“刑讯逼供”下,不知平添了多少人间冤魂,司法黑暗不难想象。
在各方面变革力量的推动下,1906年秋,清廷设立了专司审判的大理院,从机构设置上启动了行政与司法分立的进程。随后,袁世凯首先在直隶、天津试办新式审判厅,同时成立了县级地方审判厅,府县合设检事(检察)局,城乡分设乡谳处所,并将原衙门的捕役改为司法警察,从制度架构上完成了司法体制的现代转型。
直隶实施的现代司法体制,“与旧制的主旨不同,制定了司法行政的区别,承认裁判权的独立,不再象旧制那样,各个下级裁判所接受上级裁判所的监督……以裁判官的意志,任意裁判”,“在组织方面也废除了独裁制,采用了合议制。在审判官、检事官、书记官之外,另设会审官”。“和旧制相比,极大地刷新了面目”。又由于派人到日本参观后制定了监狱制度,改善犯人的生活条件,并使罪犯有学习工艺、技艺的机会,“这也可称为有某些改进”。
不仅如此,新式审判厅在人员任用上,也突破了旧体制的藩篱。传统体制中各级行政官即是审判官,审判所需的法学专业知识主要是靠其司法审判辅佑人员,而直隶审判机构的审判官员,需要较长时间的专业学习考试合格,并经过一定时期的试用后,才能正式上任,其知识化、专业化不言而喻。
按照清朝政府颁布施行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刑律》、《民律草案》之规定,直隶及各地审判厅在庭审中第一次开始施行辩护和律师制度,这也标志着中国司法建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新式审判制度试行后,袁世凯在奏折中称:“试办数月,积牍一空,民间称便。”据此,皇帝下诏推向京师、东三省、江苏及其他各省、商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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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虽然社会动荡,民生凋敝,矛盾丛生,司法经费和人才匮乏,但由于进行了从中央到地方,从省城、商埠逐渐扩展到城镇和乡村的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司法仍然在一定限度内维护了社会公正,保护了个人权益。
保定当时乃直隶省城,在审判厅成立之前,其管辖之下的定州县令更换频繁,案件得不到及时审理。审判厅成立后,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迅速审结这些案件。其中有一农民因贫而伪造假银案,“黄令国宣、章令乃身先后卸事,吕令调元到任接交,适省城各级审判厅成立,照依法令,将犯卷汇案移送地方检察厅起诉到厅。”该审判厅当即判决该犯徒两年半。我们姑且不谈判决结果如何,仅就免去了诉累而言,也看出审判厅设立的重要作用。
根据史料记载,直隶下属各级审判厅审理的案件,绝大部分发生于宗族内部的纷争,既有杀人、斗殴等比较严重的刑事案件,也有婚姻、继承方面的民事纠纷,还有一些极为轻微的“细故”,如口角纠纷等。这些“细故”,在传统州县官审理案件时,多通过家族内部调解解决。直隶审判厅成立后,这种纠纷便很快成为了裁决对象。如果从社会史的的角度看,这是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宗族作用有所降低,但从司法层面看,则说明了独立的司法审判机构比传统上兼理司法的行政衙门,有了根本性的进步。
    直隶审判厅运行了一年后,因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灭亡而寿终正寝。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该厅变更为中华民国河北省高等法院。解放后,成为河北省人民法院所在地,审判了建国后最大的贪腐老虎—— 刘青山、张子善案,威震官场,以致我们党内半个余世纪无贪虎露头。“文革”中,河北省府移至石家庄后,成为保定市北市区政府办公场所……
不久的将来,修缮后的这座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载着近代中国司法变革历史脉动的我国现存唯一的清末省署“高等法院”,将以“博物馆”的全新风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2017年6月15日于河北保定
(作者单位:保定市委政法委)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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