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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卧虎湾】马誉炜:家里欠债的日子●家事春秋之三

 我的卧虎湾 2020-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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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幸福的晚年  摄于1998年


在我的记忆里,参军前在家生活的日子,家里始终是欠有外债的。
说起来毫不奇怪。六个正在上学读书的孩子,还有年迈的奶奶,只有母亲一人在村子里劳动挣些工分。大哥高小毕业后,放弃继续读书的机会,早早就参加了劳动,但他年纪小、身体单薄,只能顶个半劳力。因此,每年秋后一盘点,需上交的缺粮钱自然也就少不了。父亲那点儿工资,常常是入不敷出,除了从粮店和集市上买粮食,还要交数额不小的缺粮款。父亲每次回家,自行车后座上驮的最多的就是粮食。吃,真的是一件大事。小小的几张嘴,就像一个无底洞,吞噬着父母的血汗。
那时候的农村,一家若有几个小子,做父母的就得愁盖房、娶媳妇儿。我家也不例外。儿子一个个长大,父母也在盘算着如何打发未来。家里的北房是六十年代初,母亲和我们从城里下放回来后草草盖成的,基本上属于土木结构,需要翻盖;眼看着大哥到了婚龄,介绍对象一听说一大家子只有一处房子,谁敢跟着啊?也需要起码先新建一处房应急。于是,那些年,加上翻盖旧屋,又建新屋,雪上加霜,这外债自然就高筑了。不过,那时父亲究竟借了多少外债,我是不清楚的,只看见过几次外乡人堵着我家的门来要债,每次都是母亲急着吩咐大哥去乡的邮局,给县城工作的父亲打电话告急。更多时候,看到父母为还债的事儿叹息,甚至有时候还吵架。那情景,给我心中留下抹不掉的印记。
父亲去世后,我们发现了他放在橱柜底层当年的欠账单,最多时也就是1000多元钱,但那时,千元,对于一个收入不高的家庭来说就是天文数字了。


作者父亲1978年写给县委领导的信节录,要求提前退休,以便用安家费抵债。


图为作者父亲“家庭五年经济计划"的节录及经费开支记录手迹。


高中毕业那年,我在参加县文化馆组织的文艺创作学习班结业后,被留在那里做脱产的文艺创作工作,兼办《景县文艺》油印刊物。每个月36元的工资,每顿饭都舍不得买馒头和肉菜,多是吃玉米面窝头、喝白菜豆腐汤,省下大部工资都回家交给母亲用于还账。1976年3月,我离开家当兵到了部队。当时新兵每个月的津贴费是6元钱,至春节前,我寄回家45元钱。这些事儿,被母亲记了许多年,她在世和我闲聊时屡屡提及。
我当兵的第三年提干,正式成为家里有固定收入的人,此时大哥、二哥也相继参加了工作,父亲决心尽快甩掉欠债的“帽子”。我们兄弟几个自然也十分赞同。于是,父亲就将外债分摊到我们参加工作的几个兄弟头上。记得我提干的第二年,就拿出400多元钱用于家里还账,那时行政干部23级排长每月工资是52元。当年春节的“家庭会”上,父亲特别表扬了我,说:“三儿还账不仅数量多,而且态度积极,顾上顾下,大局意识强。”
家里这种欠债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加上家庭参加工作的人员增加,农村人口的减少,终于实现了“既无外债,也无内债”的目标,父母和我们兄弟也可以相对舒心地生活了。但昔日那种身上有债务,门口有人堵着要债,像座沉重大山压得人喘不上气来的感觉,可谓刻骨铭心、没齿难忘。
聊以自慰的是,我从高中毕业至今,基本上没有再伸手向父母和家里要过一分钱,也没有向他人借过一分钱。想的和做的最多的是如何为父母、为家庭和社会多做点儿有益的事儿。


2017.10.31于北京知行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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