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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丹桂馨香永恒 ——我母亲的故事 三 文革浩劫 命运多舛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让母亲身心倍受摧残，她在痛失夫君中挣扎，在频繁撕裂中妥协。不堪回首的文革初期，父亲因患肠粘连在治疗过程中不幸感染乙型肝炎，住院隔离治疗期间，母亲坚持边工作、边照料父亲。为了保证能有足够的营养支持，她把自己的生活标准一降再降，省吃俭用挤出有限的收入，让只有十三虚岁的姨侄，我的其锋哥不分严冬酷暑，每天凌晨4-5点钟，去食品公司门市部排队，能买上一份2角钱的猪肝，变着法子做给父亲吃。母亲侄女我二舅家的祝平大姐，在商业门诊室做药剂护士，父亲的治疗联系医院挂号、请医生拿药、在家中输液等全靠她去周旋打理。全家人都希望父亲经过积极的治疗，能够早日康复。 在阶级斗争日益扩大化的大背景下，人们不可避免地看到了那人心的不古，那世风的日下，那隐藏着的“肮脏”的世界……丑恶的人性展露得淋漓尽致。父亲在课堂教学和社会兼职（免费）等方面，有着优秀不俗的表现被嫉妒，加上解放前有过短暂的旧军队服役（实际是讨口饭营生，在审干时组织上已明确做过结论）的经历，就被少数灵魂扭曲，别有用心的“造反派”，抓住这根“小辨子”不放，欲盖弥彰，刻意无限放大攻击陷害之能事。“造反派”将治疗中的父亲从医院揪回学校，强加了若干莫须有的罪名进行侮辱批斗，性格刚烈的父亲在蒙受不应有的政治迫害的同时，还惨遭“造反派”干扰对症治疗，促使病情日趋恶化，三十八岁含冤病逝。 当时确实是年龄太小，父亲因担心疾病会传染给他最亲近喜爱的我和姐俩，在他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时，没有允许母亲带我们与他做离世前的诀别。我清晰的记得，在父亲去世第二天清晨，母亲强忍着丧夫之痛，用她的左右手牵着我和姐姐出门，寒风中沿途似乎家家闭户，所经之处的建筑外墙的醒目位置，都已经覆盖上“造反派”连夜赶写的诬陷诽谤父亲的大小标语，极少遇到的行人在窃窃低声嘀咕“又……”。可能是出门受点风寒我咳嗽呛了两声，母亲特意在路经的五条街一家药店里给我俩买一人一只口罩戴上，直奔县医院传染科病房。 只见原本父亲的病床上空荡荡的，被褥等已经全被揭掉，只剩下请来照顾父亲的驼大舅母（母亲的一位近亲嫂子）在一旁等着我们到来，驼大舅母边领着我们母子三人去太平间，边悲泣地同母亲说着“两个苦命的霞在（孩子）呀，以后没有爸爸啦，真是命苦呀……”进入太平间的那一刻，只见父亲穿着他生前的蓝色卡其布棉衣，平躺在冰冷的水泥台上，从头到脚用卷筒胶布剥开后的一长条纱布覆盖着，直到这时我才真正明白，我敬爱的父亲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原本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从此杳然。 那天从殡仪馆回来就直接到北大街我二姨母家中，我看到在大新桥原杜慎源旱烟店南侧，纸品誊印社外侧沿街搭建的大字报栏，通栏刷新粘贴的全都是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污蔑丑化父亲的内容。母亲对莫名发生的这一切，真的是无法理解，无可奈何又不得不接受，常常是彻夜无眠，无声哭泣落泪。我二姨母她不放心孤苦伶仃的三妹，为了不让母亲触景生情，更为了便于照顾俩稚气未脱的姨侄，毅然果断地将苦命的一家三口接到自己家里居住，从此离开实验（文革中改名育红）小学那伤心之地，在二姨母家这一住就是整整十二年。 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之名，滥用毛泽东著名诗句“宜将剩勇追穷寇”，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在父亲被折磨迫害致死后，“造反派”继续到城北小学煽风点火，采用下三滥的卑鄙手段罗织罪名，竭尽一切可能对母亲进行精神打击和政治陷害。 “极左”路线下的狂热，针对母亲的政治围攻更加猛烈，逼、供、信等甚嚣尘上。在“一打三反”运动学习班上，采用威胁恐吓、软硬兼施的方式，牵强附会乃至捏造的莫须有，强加"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为郝兆奎鸣冤叫屈"等罪名，欲置母亲死地而后快……。母亲白天要服从教学，晚上要接受审查，“造反派”频繁拿丈夫不幸死亡说事，持续往滴血的伤口上撒盐。有一次，母亲班级课堂上的一位同学，不知从那里得到母亲正在被审查的消息后，将咬了缺口的馒头冷不丁飞到她的脸颊弹落在地上，母亲捡拾起那大半只馒头放在讲台上，待下课后才将那肇事同学叫至办公室进行教育。母亲在“造反派”无情的精神折磨，疯狂摧残，强烈撕裂中身心俱疲，为了俩苦命的孩子她无奈忍辱妥协，承认“造反派”无中生有所编造的一切罪名。 于是，以非常规手段获取的所谓“罪证”，再加上受父亲问题牵连，没有与父亲划清界限，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企图翻案等等，被定为现行犯罪分子，开除出教师队伍，遣送橡胶厂接受监督改造。 1985年9月县政府颁发的从教20年以上人员荣誉证 1983年6月母亲在立新（铁桥）小学办公室工作 1995年6月母亲应邀参加实验小学1955年毕业部分同学聚会，并在八宝亭（母亲在前第二排中间绿绒线外套）合影留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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