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龙：《祁禹传》之谜（中）——文本流传、作者身份及创作命意探佚丨【学术研究】

昵称37581541 2020-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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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小龙

三

《祁禹传》并非白话章回而是文言小说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知道，《天缘奇遇》正是《簪云楼杂说》所载茅镳《祁禹传》，但还有一个地方需要解释，就是它与“一百回”的《祁禹传》在篇幅上相差太大——《天缘奇遇》仅三万余言（字数据俞为民先生点校本版面计算）。笔者认为，尚不必用水箬散人“尚采大略”四字来论证《天缘奇遇》被缩减甚至改编，如果我们剥离陈尚古记载中的夸饰成分，并调整我们的预设，应当承认他的记载是属实的——其实，学界一直把《祁禹传》当作一部百回章回小说只是一种想当然的误解。

一、从情理上讲，茅镳一夜能写出像《金瓶梅》那样近百万字的百回大书否？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这也正是一些学者怀疑此事真实性的原因。

二、茅镳所生活的时代（当在万历初年，参后文所考）此类作品每回文字均不甚长，如深受《天缘奇遇》影响的《浪史》仅四万字左右，却有四十回；《绣榻野史》仅三万字左右，却分出了九十八目[1]。所以说三万余言的《天缘奇遇》被当时人称为“百回”也并非没有可能——当然，这里的“回”只是分则，尚非后世规范的分回体制。

三、当然，以《浪史》等作品来比较并不妥当，因为整个学界都受陈尚古“一百回”说法的影响，不仅仅想像其篇幅巨大，更重要的是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一部白话章回小说。但陈氏的载录中并没有说明这是一部白话作品，结合水箬散人的序及《燕居笔记》等通俗小说类书所录《天缘奇遇》便可知道，其实这应该是一部文言小说，具体来说是明代文言小说中的丽情小说[2]。

四、事实上，从现存的《天缘奇遇》便可窥知原本《祁禹传》的篇幅。以《国色天香》及《绣谷春容》所收为例，皆分为上下两卷，然上卷字数约三倍于下卷[3]；《万锦情林》所收与上二种颇有不同，但若从上二书分卷处分开，则比例亦如此[4]。当然，这个比例只是篇幅划分，似不足论，但细查文本，会发现上卷叙事较详，下卷殊草草。以祁氏之艳遇证之：上卷前后写祁氏与吴妙娘、周山茶、徐氏、文娥、玉香仙子、玉胜、毓秀、丽贞、小卿、桂红、素兰、潘英、琴娘、余金园、娇元、道宗净、涵师、陈氏、孔姬、金菊、东儿、松娘、验红、金钱、晓云、南薰等二十六女之艳遇，加上中间在京赶考时有九个妓女侍寝，则已近“一人百遇”之半；然下卷则除娶妻龚道芳外，多完结上卷所通之人而已，除叙琴娘、丽贞复会之过程稍细外，颇有匆匆结束之感，甚至其后之“又娶美姬二人”之碧梧、翠竹均仅见姓名，全无事迹。此之原因可试以二端解之：一是通俗类书在节略收入时，前松后紧，前录较细，至后半则懈怠，此实为书坊之惯伎；二是或许茅镳一夕草此书，前半尚可支撑，后半则筋疲力尽，只好草草了结以塞责。本来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但仔细考察明代通俗类书的收录情况，会发现只可能是第二种。

明末通俗类书甚多，各录数篇丽情小说，所录作品此同彼异，莫衷一是。然几乎所有明末通俗类书均收《天缘奇遇》一篇，从最早的万历十五年刊《国色天香》（这大约是此篇写出后四年左右即成书的，参后文），到此后不久的《绣谷春容》、《万锦情林》与前所提及之《燕居笔记》。这些不同的类书所录据陈益源先生统计，“繁简略异，故事实一”[5]，如果茅氏原文甚长，通俗类书编者分别据之删节，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即此可知，只能是其原文即如此，通俗类书虽分别据之删录，但删节并不多，才会形成目前这样的文本关系。

因此，可知现存于通俗类书中的《天缘奇遇》虽然可能有个别删削，但正如明代流传不同的《三国志传》一样，少量删削只是书坊主的偶发行为，并非对《祁禹传》“尚采大略”的一种简本。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天缘奇遇》，应该基本上代表了《祁禹传》原本的面貌。

四

论作者茅镳即茅坤第三子茅贡（国绶）托名

据前引陈尚古《簪云楼杂说》所引，知《祁禹传》作者“茅镳，鹿门先生第三子也”，然细检茅坤生平，会发现他并没有一个叫“茅镳”的儿子。据茅坤自作《年谱》载：“予以乙卯解官还乡，然长子翁积善诗歌、文章之什，予稍冀其或读我书也。岂谓质故豪爽不羁，予甚忧之。及乙卯八月，妾萧氏举仲儿缙，生而端凝，大较与长儿敻不相类。癸亥五月，妾高氏又举贡，今更名国绶。乙亥妾沈氏又举四儿菇，今更名国纪。”[6]四子均无“茅镳”之名。四人中茅翁积早卒（参后文），次子茅国缙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四子茅维万历四十三年（1615）乙榜授翰林院孔目，唯第三子茅国绶虽曾参加科考，但茅国缙《先府君行实》中云其为“太学生”，朱国桢《处士同初茅公墓志铭》既以“处士”称之，亦云“既襄大事，神颇瘁，功名之念澹如，并弃太学一襦，为处士服”[7]，则其终生并无功名。这与陈尚古所云“屡踬棘闱，曾不能博一第”相合，其又正为茅坤第三子，则或即此人所作。但茅国绶曾名贡，又“字叔佩，别号同初”，均无“茅镳”之名。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个茅镳是茅国绶假托之名呢？

茅坤

茅国绶初名为茅贡，后来才改为茅国绶，这一点，茅坤《与许敬庵书》中云“昨贡儿今改名国绶者南赴太学应试”可证之，此文前有“维万历丁酉六月廿五日”所写之《祭洪城新阡文》，后有以“丁酉初度”、“丁酉中秋”等为名之作[8]，知其改名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从茅贡的“贡”字引出联想的字自然是《禹贡》之“禹”——正德九年（1514）中进士之太仓人有以“茅贡”为名者，即字“承禹”[9]。茅贡之名可能与《左传·僖公四年》“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之言有关[10]，也可能出于《禹贡》中“三邦厎贡厥名，包匦菁茅”之句[11]，即此可知《祁禹传》中祁生名“禹”亦非虚用《百家姓》“祁毛禹狄”之成句，而是由作者的名字“贡”化出，也就是说“祁禹”中间既暗藏一个“毛（茅）”字，“禹”又影射一个“贡”字，正是茅国绶原名。

绾结而言，茅贡是以自己的名字为蓝本，拟出“祁禹”之名，又因此名暗含“毛”字，便据《诗经》“德輶如毛”之句，为祁禹拟字“子輶”，同时，再据《诗经》“輶车鸾镳”之句，为自己拟“笔名”为“镳”字“右鸾”。

茅贡改名茅国绶，二名之间亦有关系。《汉书》云“故长安语曰‘萧朱结绶，王贡弹冠’，言其相荐达也”[12]，这是古代非常有名的典故，连教育蒙童的《蒙求》中都引录了这八个字。这次更名的深层意义很可能是希望有人“相荐达”。这在茅坤的书信中可以看到，他在前引《与许敬庵书》中说：“昨贡儿今改名国绶者南赴太学应试，间为尺犊上候，当奏记室矣。”又在《与冯具区书》中说：“公按南雍以来，其所雠经校艺以引擢天下之士，譬则穆风之畅，冰壶之贮，令人神解也已。儿贡今改名国绶者赴试南雍，时仆不肖，适抱病不能为书，而缙儿业已仰奏记室矣。不知绶儿能抱文听教否？”即可知。有趣的是，从这个改名中，我们会发现，此前云“祁禹”之“禹”当因《禹贡》之书名而来，事实上，也可能源于“王贡弹冠”中这个汉朝人的名字“贡禹”。

其实，就是他后改的名字，也与茅镳有关——“镳”和“绶”正是前述王引之谓名、字关系中的“连类”。唐代诗僧齐己有《寄湘中诸友》诗，末句云“争似楚王文物国，金镳紫绶让前途”，《齐己诗注》注“金镳紫绶”云：“代指高官显爵。金镳，金饰之马嚼子。紫绶，紫色绶带，高官所佩。”[13]明人邱濬《琼台诗文会稿·怀乡赋》有“入结群仙之绶兮，出联七贵之镳”之语[14]；林章《林初文诗文全集·滦阳城宴别序》有“拟结绶于青春，看联镳于紫陌”之语[15]；刘鸿训《四素山房集·送顾益庵馆师归省》有“杨镳垂紫绶”之句[16]。于此可知，“镳”、“绶”二字在古代诗文中常相对举。

总而言之，《祁禹传》的作者茅镳为茅坤第三子茅贡即茅国绶托名自可定谳。

正因为《祁禹传》之名有作者极其精巧的设计，也与作者的姓氏名号有复杂的互涉关系，所以，笔者认为，《天缘奇遇》之名为通俗类书编者所改，此篇原名当作《祁禹传》。

《祁禹传》的命名还是文言小说尤其是唐传奇最常用的组合方式，即传主的名字加“传”字，但明代的丽情小说命名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以陈益源先生《元明中篇传奇小说研究》所述作品为例，在《天缘奇遇》之前共十部作品，除《娇红记》外就是《贾云华还魂记》、《钟情丽集》、《龙会兰池录》、《双卿笔记》、《丽史》、《荔镜传》（原名当为《荔枝奇逢》）、《怀春雅集》、《花神三妙传》（又名《花神三妙》或《三妙传锦》）和《寻芳雅集》，第一种《贾云华还魂记》本身便来自《剪灯余话》，仍保留了明初文言小说向丽情小说转变时期的过渡特征。从《钟情丽集》开始便与传统文言小说命名方式有了极大差别：所用体制性后缀并非传统单篇文言小说的传、记之类，而改用“集”、“录”之类文言小说集多用的体制性后缀，并在体制性后缀前也会尽量加一些修饰性成分，如“丽”、“雅”之类，总之是突出其丽情成分。

《祁禹传》便是在这种情形下被改名为更“丽情”化的《天缘奇遇》的——“奇遇”二字当然谐音“祁禹”，这也是原作者的本意，但也不可否认或有对丽情小说影响颇大的《剪灯》系列小说的影响，如《剪灯新话》中便有一篇《渭塘奇遇记》。更重要的是，在“奇遇”之前，又加“天缘”二字来修饰或说招徕，此二字被后来的《李生六一天缘》所因袭，并成为后世艳情小说命名体制中惯以“缘”字为名的滥觞[17]。当然，应该说，“奇遇”实际上就是“缘”，此二字的关系在以后的白话小说命名中也有其例，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译新书社石印本《海外奇缘》一书次年便被更名为《奇遇记》一书出版，则“奇缘”与“奇遇”实可互通。事实上，清人将《天缘奇遇》改写为章回小说十二回，便取名为《奇缘记》[18]，亦可为证。更有趣的是清初一个话本小说集，名为《幻缘奇遇小说》，其作者署名为“撮合生”，果然将“缘”与“遇”撮合在了一起[19]。

总之，虽然在各种明代通俗类书中，《天缘奇遇》的名字基本一致，就连曲论家在著录戏曲本事时，亦以“天缘奇遇传”为名，如《绣榻野史》的作者吕天成曾撰《曲品》一书，其中“程叔子所著传奇”《玉香记》条云：“此据《天缘奇遇传》而谱之者。人多攒簇得法，情境亦了了，故是佳手。”吕氏此书，初稿于万历三十年（1602）[20]，距此未远，仍以《天缘奇遇传》为名。但这只能证明，茅氏原作当时或有以他名流传者，而他的原拟之名，仍是《祁禹传》（因此，以下讨论径以《祁禹传》称之），据前引《吴门画舫续录》亦可知，至清嘉庆年间，《祁禹传》仍有以其原名流传者，只是后来才亡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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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萧相恺：《珍本禁毁小说大观——稗海访书录》，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124页。

[2] 按：学界普遍以“中篇传奇”指称这类作品，笔者以此名极不妥（参见拙文《中西方小说文体辨析及其在教学中的理论意义》，《中国大学教学》2012年第9期），曾以孙楷第暂定之“诗文小说”称之（参笔者《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研究》，第144—147页），然细思此名亦未切，此类作品虽然多杂诗文，但其艺术面貌却并不由诗文来决定，使用此名反致误解，故笔者拟以“丽情小说”名之，宋人张君房有《丽情集》一书，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其“编古今情感事”（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97页），后李献民《云斋广录》中便有《丽情新说》一类（程毅中、程有庆点校：《云斋广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即仿自张书。故以此为名，不亦宜乎。

[3] 俞为民校点：《绣谷春容》（含《国色天香》）本收录此作，上卷共35页，下卷11页。

[4] （明）余象斗刊：《万锦情林》，《古本小说集成》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89—590页。

[5] 陈益源：《元明中篇传奇小说研究》，第212—213页。

[6] （明）茅坤撰，张大芝、张梦新点校：《茅坤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2—1243页。

[7] （明）朱国桢：《处士同初茅公墓志铭》，《朱文肃公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36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8] （明）茅坤撰，张大芝、张梦新点校：《茅坤集》，第1198—1203页。

[9] （清）李铭皖等修：《（同治）苏州府志》卷六十第十五叶B面。

[10]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90页。

[11] （清）胡渭注，邹逸麟整理：《禹贡锥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28—229页。

[12]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90页。

[13] （唐）齐己撰，潘定武、张小明、朱大银注：《齐己诗注》，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425页。

[14] （明）邱濬：《琼台诗文会稿》，《丛书集成三编》第3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4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