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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遥远的葡萄园(1)——《淮北往事》(一)

 马尔的视觉 2020-09-17



  我和刘春明四十多年未见,重逢的第一印象就是,他那条长毒舌不见了。

  当年他的“毒舌”真是叫人敬畏。

  叫他“毒舌”有两层意思。

  一是他那舌头是吹笛子的神舌,毒劲得很。在蚌埠市红小兵宣传队吹成名,到蚌埠二中就已坐上头把交椅;蚌埠街没有几个能和他平起平坐的。

  他的双唇也扁平厚,天生吹笛子的形状。

  另一个是他小时候就遭际人用不着打草稿,下嘴还狠,一句一个牙印子。

  那一日蚌埠二中同学聚,席间有人提他。我说四十多年没见了,赶紧喊他过来。

  大样未变,但却闭嘴封舌,话极少。

  他在蚌埠搞笛子吹奏培训。

  我就逗他:一辈子用舌头,你也有把它累老、累倒的时候。

第一次看到葡萄园,就是稀里糊涂跟着刘春明,坐了好几个小时火车。

那是四十四年前的初秋。

那园子真大,一垄垄一行行架子,红彤彤的饱满的一串串葡萄挂满枝,沉甸甸的诱人。

我们刚把行李放下,给我们安排住的平房旁边就是这葡萄园。

春明拉拉呆在那里的我,说别眼馋了,就在屋门口,啥时候想吃都行。

我便随他进屋了。

刘春明是我蚌埠二中宣传队的密友,见天嬉皮笑脸的样子。

我俩之所以关系特别好是因为他竹笛、长笛吹得实在是漂亮,从市红小兵宣传队到蚌埠二中,都是不能取代的头一把。

而我那时埋个小心思,对吹长笛非常有兴趣,想套上关系跟他学两手。

他有点小狡猾,我俩经常你家我家的来来往往的猫腻,一大早一起上小南山练功,但他就是嗯嗯啊啊的应付我的求艺,练笛子的时候自己跑得远远的,到最后我都没有跟他学上长笛的连吐和竹笛的润滑音。

蚌埠二中的宣传队在城市里很有名气,水平相当于准专业团体,每年都能向解放军海政、空政这样档次的文工团输送好几个人。

现在在总政唱歌的郑莉,当时就是队里一小丫头,比我低一届,脸黑黑的,一开嗓子却跟真金一样的亮而纯。

还有一个唱歌的姓王的女生,女中音,长得一般化朝下,八二年安师大音乐系毕业后却在安徽电视台做了多年的新闻播音员。

我那时不能看安徽新闻,一看她那张脸就不知新闻里播的是啥。

蚌埠跑淮北来搞文艺的有几个人也有名。

一个是赵士军,老蚌埠红代会的。

他和我大哥极熟,住蚌埠火车站那边,经常跑华盛街来玩,拉一手好二胡。

七零年他就考上淮北文工团,不拉二胡改舞蹈,白毛女里的大春跳出了彩。后成为淮北歌舞团团长,九十年代到广西北海当团长,现在是中国舞蹈家协会《舞蹈》杂志社的社长。

赵年轻时就比同龄人显老成,是大哥那拨人的核心。

一中总务主任退下的老李,会给我讲,有人拿刀子要刺赵,他抱住那小伙子,手臂被划伤。

那时他在二中,跟赵士军住一起;场面很凶险。

和赵士军一起在蚌埠红代会的高华康原是搞舞蹈的,后来转读蚌医改行做心血管医生,矿工医院做了多年,在市人民医院副院长位置上退休。

在淮北就没见他跳过舞。

但高院长一辈子挺拔的身材,很儒雅的装扮,留着搞舞蹈的影子。

小城只有他一人一见我就喊“小四子”,亲得很。

淮北歌舞团拉大提琴的王昌武也是蚌埠二中宣传队的,标准小鲜肉身材,一脸的青春痘,笑起来拧巴,就跟哭的一样。

他后来调回蚌埠歌舞团。

那时解晓东、蒋雯丽在蚌埠街连小学都没上呢。

宣传队里都有打酱油队员,没有突出的专项,我就是这种。

原本就没指望靠钻这门技艺谋生,也不知自己正在进行着素质教育,多是为在漂漂亮亮的男孩子、女孩子里厮混,叫其他同学羡慕,心里就美美的了。

到北京或省市专业团体去,想都没想过,谁谁考走了也不妒忌。

春明家穷,还有在二中吹唢呐的“老木”(他一脸的未老先衰折子,表情木讷而被春明取了这个外号),没事就在一起泡。

有时就在社会上帮人单位演出,混个招待饭吃。

我至今搞不懂他俩技术那么好,为什么屡屡报就是空政、海政录不上,队里神通广大的音乐老师张新明,加上从蚌埠红小兵调过来的田晓琳老师,都是培养专业音乐艺术人才的高手,为什么对他俩也从来就没有什么好声气。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中学生只有一个出口:下放。

年轻人已经对毛主席大手一挥要他们到“广阔天地炼红心”感觉厌倦,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深恶痛绝。

户口在农村,人却泡在城里,没口粮没经济来源,却偷着抽烟、喝酒,让父母头疼。

我们这些还在往那出口一步一步迈近的娃,好多在宣传队里苦学苦练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逃脱下放,就象现在的孩子苦学苦练拼高考为了上个好高校,有个好工作一样。

和我大哥同班的一个干部子弟,为逃避到广阔天地去,居然故意在校办工厂的机床里碾碎了半个小拇指头,该下放时如愿以偿的以“残疾”身份留城。

春明比我高一届,老木比他高一届,眼看进不了专业队面临下放的老木唢呐越吹越响,被老师骂抢拍,缺乏音量控制的次数越来越多,人也越发焦躁。

一天,老木和春明很严肃的找到我,老木说他家亲戚在一个叫萧县的地方水利局负责组建宣传队,录上的人都给招工指标,进去就拿熟练工的工资。

他和春明决定去,问我干不干。

我被他俩扯到二中南围墙厕所跟前的时候,还没从全班同学在课堂上捉弄那个教英语的转业军人季老师的喜剧情景中出来,哪里晓得这是人生重大决定,笑嘻嘻的说你俩干我就干。

现在想我爹娘实在是开明到了糊涂的地步,娘说她十一岁一个小包裹就满世界读书了,你去闯闯看,说不定还真能有发展呢;老爸说咋着都比下放强,省心,去吧,大不了回来继续念中学。

我们甚至没有跟老师请假,就坐着老式的冒着黑烟的绿皮火车往北慢腾腾的走了。

那是我除了随淮河上的汽船,晃悠悠到怀远龙亢集我娘亲戚家之外的第一次独立离家。

我摸摸脑袋还真不敢相信自己就这样容易的工作了。


当火车经过淮北站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将一生和这个城市有缘。

火车站周边一片荒地,远处电厂的烟囱和晾水塔怪异的高耸着。

一片裸露的模糊的相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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