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大辉应该没想到自己离职会引发这么多风波。
作为互联网创业的明星项目，丁香园已是著名的医疗专业人士聚集平台，丁香园模式被四处引用，尤其是在同样专业人士聚集的法律圈。但是与创业公司共同携手，风风雨雨走过六个年头，一朝辞职却闹得“满城风雨”。丁香园CTO冯大辉离职讨期权事件被网上传为：IT民工维权讨薪。
冯大辉在加入丁香园之时被许了期权，而当他6年后离职时，在期权成熟的情况下想要行权，公司却不给行权，只想回购，可是回购的价格与条件却与冯大辉理想中的相去甚远。至此，曾经彼此依靠、相互扶持的二者伤了感情，甚至撕破脸皮，甚是难看。
那么，创业公司的股权架构究竟是如何设立？员工利益应当如何保障？创业法律服务应当如何发挥作用？律新社采访了股权架构方面的专家律师——简法帮CEO张超，君合律师事务所荣誉合伙人、国内著名公司治理专家潘跃新，星瀚律师事务所主任卫新，他们分析了这一事件的法律关系。大家同时指出，创客股权设计是非常专业的事情，但是很多创业企业初期没有足够的重视，随着越来越多知名创客股权争议出现，不少创业企业开始重视这一事宜，但是规范化操作还需要双方共同配合。
公司的核心高管和技术骨干，在公司许诺的期权中拿着并不高的工资，却时常被公司和创始股东“算计”。实际上，公司授予期权协议中，应当有一整套的期权方案来激励员工，包括授予期权、行权退出变现等规定。简法帮CEO张超告诉律新社，丁香园是一家境外架构的互联网公司，而关于员工行权，协议中应该有一系列的规定。
首先，按照合同规定，如果满足相关条件，员工可以行权。作为一家境外构架的公司，行业内通常做法是在期权文件中规定分期到位。一般情况下分四年行权。例如第一年实现25%，剩下的75%可以按年、也可以按月行权。“丁大辉已经工作六年，而按一般情况推断，期权已经成熟，按照文件是可以行权的。”张超。
其次，一般文件都会规定行权的窗口期。即离职后，一般在3--6个月（3个月较多）可以行权，过了这个时间就相当于期权作废；一般同等情况下，还有一个最长十年的约定，即使不离职，在赋予期权后最长时间十年内必须行权。张超说：“最核心的是前三个月，按照现有的资料看，冯大辉应该是在离职的时候就提出行权，通常按照约定可以行权拿到公司股权。”再者，境外架构公司在上市之前行权可能会存在外汇管制的障碍。张超也提出，境外架构公司在员工行权时间中存在外汇登记等方面的问题。
如果公司许诺期权，但是因为境外架构难以兑现时，员工可以要求延长三个月的窗口期，在能行权时兑现承诺，或者在公司上市后行权。这两种的中间途径则是回购，相当于放弃期权，公司给予赔偿。对于回购的价格，则完全按照期权协议中约定的的回购条件。张超说，一般有三种选择：一种是按原价回购，一般每满一年可以行权四分之一，而冯大辉应该是在离职时集体行权；第二种是在离职时行权，最高可以参考最新一轮公司的估值，但是一般公司不愿意这么做；第三种则是与公司约定一个中间值，例如按照账面值、净资产等等，一般在原价和公司估值之间。目前，冯大辉与丁香园撕破脸皮的核心正是在于回购的价格。“对于冯大辉来说，“期权就是真金白银，自然价格越高越好；而丁香园则要为他的离职买单，花出去的也是真金白银，自然希望这部分的支出越低越好。”君合律师事务所荣誉合伙人、国内著名公司治理专家潘跃新对律新社表示，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双方律师介入不可避免。首先，是公司的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考虑的方法是明确利益分配机制和商业运营模型。“只有把这两个问题考虑得非常清楚，才可以来设计股权架构的模型。”创业公司的股权架构可以从两个纬度来考虑，一是合伙人制度，即指共同创业者，“大家彼此是平等的，是整个创业团队可以进行下去的一个核心要素。”合伙人之间需要订立一个相对合理的合伙人制度，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股权激励方案。股权激励制度与合伙人制度的差别在于，股权激励主要是针对核心员工的，相对来说方案拟定时地位并不平等，是希望激励员工能够为公司发展作出贡献而设立的。卫新说，目前常见的方法是搭一个持股平台，随后通过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方式来操作。这是创业公司股权设计中，两个基本的、重要的纬度。
通过丁香园的这个案例卫新指出，在设计股权的时候不仅要有进入的机制、表决的机制和分配的机制，还要考虑一个退出机制。如果没有提前约定合理的退出机制，就可能出现该案中发生的问题了——当有人要退出，彼此之间却出现了不平衡，双方对原来退出的理解产生了差异，或者由于约定不够细致、不够具有可操作性，比如行权的价格，比如如果不再担任公司的高官，是否还可以享有期权，是否还能持有公司股份等事项，如果双方约定不明或者不专业，便容易引发争议。“之前我们在做法律方案时，协助一些公司明确，只要员工退出，必须强制回购，而且在股权激励启动时，做充分详细的宣导和介绍，以此作为股权激励的一个基础，这样既激励到员工，又保护好公司。”对互联网公司而言，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创业，另一方面是他们对高科技企业未来股权增值和溢价抱有很大的期望，同时投资方又对公司抱有很大的关注。这类企业尽管在一轮轮的融资中还处于亏损的状态，但是积极性却非常高，大众开始关注公司初期的股权激励和公司治理的架构。潘跃新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律师的介入，因为伴随着律师的介入，首先的好处就是将文本相对固定。用文本规定好分配方式和要求等等细节，以此来避免双方未来因对股权理解的差异所引起的争执。
当开始创业时，大家的身份是公司经营者、所有者以及投资者，三者重合，关系简单，且利益趋同。“创业初期也不会从公司拿到直接利益，所以在这个时期，大家关系比较简单。”卫新说。但在创业到了一定的阶段，公司的业务模型开始被认证，便开始产生一定的直接利益，或者说投资人融资进来，公司的估值开始提升，此时就涉及到个人利益分配、个人贡献的考核。“分配其实有几层纬度，第一个是作为公司员工或者经营管理团队，你有薪酬；第二是作为公司的股东可能有股权利益。这些如果没有事先的约定和时间安排，而是仍采用在创业初期时完全混同，不做区分也不进行考核的状态，各方利益就会出现不平衡。”所有股东之间的利益分歧，主要来源于贡献与获得利益之间出现的不均衡，或不同的人产生的不同理解。“所以这就需要预先确定一个分配机制，这个分配机制必须与投资人的身份，经营管理者的身份，或不同的员工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贡献相匹配。”卫新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事先约定与安排，而完全以创业初期的方式来操作，就会出现利益的不平衡，从而产生分歧，这就出现了所谓的不能共富贵。当然，还需要关注的就是退出机制——创业初期想法较单一，也因为当刻的商业模式没有经过验证，出现分歧的可能性比较小。当业务开始发展，每个人可能就会有不同的侧重点或者说对问题的理解会不同，包括利益分配不均衡，包括承担的责任不均衡，都可能产生分歧，解决分歧的一种方法是充分调和后解决，当不能解决时，就只能退出。“退出时如果没有事先约定，没有可操作性，双方对退出的期待不同，便会产生如本案出现的巨大矛盾，这也是不能共富贵所的因素。”法律其实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法，和一种处理问题以及推进事业的一种方法论，创业者除了他原有的既有的业务上的方法论，或者人情上的方法论，还需要引入法律上的方法论。在卫新看来，如何更好地发挥创业法律服务的功能，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要让创业者会运用法律方式去明确彼此的权利义务，明确推动事业发展的理念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
“这一点也是我觉得做创业法律服务的律师、服务者能够提供给创业者最宝贵的。”此外卫新认为，创业法律服务涉及的方方面面比较多，最重要的还是集中在股权设置和公司治理结构上，律师在处理该部分时必须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你的法律服务方案必须与业务相联系。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了解创业者的业务逻辑和的业务方式，然后让法律服务和业务相结合，这样才能够更加有效。”
卫新指出，所有创业能够成功的核心因素是人，因此创业法律服务也要围绕人来进行，创业法律服务的律师要协助创业者成长，给他提供经验方法，同时，律师也是一剂润滑剂，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桥梁。只有充分调动了人的积极性，以人为本，才能把通过法律专业真正的支持创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