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的第三条秘密战线

参考资料：解放日报

编辑/整理：王见纲

1927年4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对共产党发动了突然袭击。随之7月之后，汪精卫也突然宣布清党，对共产党下了死手。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大肆屠杀，共产党员的人数由原来的57000人，锐减到了不足10000人。加上全国范围实行白色恐怖，共产党的活动被迫由公开合法转入到地下秘密状态。

如何有效地保存革命的火种，如何有效的保卫处在秘密状态的党组织，并使其能安全有效地指挥全国革命，成为当务之急。就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在上海创立了中央特科。提起共产党隐蔽战线的英雄，没有人不会被他们崇高的精神、坚定的信仰所折服，他们用心血、鲜血和牺牲生命缔造出来的传奇，惊心动魄的经历、建立了卓著而不朽的历史功绩，为世人所津津乐道。

对隐蔽战线的同志，素质要求极高，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工作，不但要求高度自觉，还要对革命极其忠诚；建设一支这样的队伍，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在周恩来、董必武为主的领导下，我党隐蔽战线系统涌现出了一批全方位人才。其中有经济专家陈云、科学家李强、军事家陈赓、情报大师李克农、密码专家曾希圣等人。

自周恩来创建秘密战线之后，根据我党我军的战略、战术方针，先后建立了三条战线，这三条战线各自作用、相互独立，互不交叉，不发生横向联系。

第一条战线是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比如西安就有八路军的办事处，简称八办，可以光明正大开展统战工作。这些虽是公开的机构，但也承担有情报等功能。

第二条战线是国统区和敌占区的各级地下党组织。

第三条战线则最为隐蔽，一旦第一条和第二条党组织瘫痪，它将取而代之，发挥关键作用。第三条战线主要是以“普通商人”或“资本家”的身份存在，是集经济工作、情报工作、组织掩护于一体和特别机构。

按照周恩来'长期隐蔽，不断提升社会地位，当好'资本家'，但又要'同流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的指示，以'财神爷'、'大老板'的面目作掩护，采取单线联系，独立作战的地下工作方式，除了极少数高层领导是中共党员外，这个公司和其他商贸机构没有区别。基于建国前我党的革命经费的来源需要，其中有一个最有效的渠道就是贸易（生意），他们在世界各地正常经营赚钱，为我党我军的经费补给和战争物资保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有一家叫“广大华行”的贸易公司，就是我第三条秘密战线中的代表，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广大华行”这个呼风唤雨的商行，它实际上是地下党活动的重要据点，是国统区隐蔽战线上的特殊机构。

广大华行，是在1933年，由卢绪章、田鸣皋、杨延修、张平、郑栋林5人合作，集资500元(法币)，成立的一家经营西药、医疗器械邮售业务的“皮包”公司。刚开始只是在邮局租了个邮箱，用邮售方式经营西药、医疗器械业务。随后租借了上海天潼路怡如里29号一间大亭子间作为广大华行办公室。开始时没有挂招牌，白天也无人办公，早晚业余时间和节假日，五位合伙人才到办公室处理业务。大家也不领取薪水，只供应一顿晚餐和一些车费津贴，所有开支都精打细算，尽量节省。杨延修和张平协助内部事务和邮包装箱、寄发等工作，广大华行成立初期，每月营业额只有数百元，但因开支很少，仍能有所盈余。后来营业额逐步上升，每月增加到一二千元以至数千元，积累了一定资金，经营范围和规模进一步扩大。

1933年，广大华行五位创始人：

前排右起：卢绪章、田鸣皋、张平，后排右起：杨延修、郑栋林

说到卢绪章、田鸣皋、杨延修、张平和郑栋林五人，他们的相识十分偶然，他们当时都是上海滩上平凡的小职员。卢绪章13岁到上海谋生，一边打工，一边到上海总商业补习夜校（简称“商夜”）学习商业知识。1927年秋，17岁的卢绪章等人发起组织“商夜”童子军，号召大家自我修养，日行一善。田鸣皋、张平、郑栋林、杨延修陆续加入了童子军。“商夜”童子军在政治和社会活动中比较活跃，如参加了1929年的孙中山奉安大典，1931年长江大洪水后的救济活动和“九一八”事变和淞沪抗战期间的宣传和救护工作等等。

后来，由于内部矛盾，卢绪章等一批积极分子脱离了“商夜”童子军，另组兰社。但是兰社也不能给这些热血青年指明出路，再加上缺乏经费，兰社成立不久就濒临解散。正是在这种政治上陷于迷惘，找不到人生出路的时候，卢绪章等人想到了经商，以为这样不仅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也可以为将来的活动打下一点经济基础。

田鸣皋有洋行工作经验，知道帮内陆教会学校和医院采办西药和医疗器械，收取佣金，是一项投资少、易经营的生财之道。于是在兰社陷于停顿的时候，卢绪章、杨延修提议上述五人合伙投资300元，成立了广大华行。所谓“华行”，是区别于上海滩上大批的外国洋行。

1930年代，上海外滩鸟瞰，此时的上海，西式建筑林立，道路宽敞，小轿车众多，黄浦江畔处处都是码头

在经营广大华行的同时，卢绪章继续探求着人生之路。1935年华北危机，北平学生举行'一二·九'运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又走向新的高潮。1936年2月，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成立，卢绪章积极参加救国会举办的游行示威和宣传活动，成为该会骨干之一。

1936年夏秋之际，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在上海洋行华员中筹建上海洋行华员联合会(简称'洋联')。卢绪章、杨延修、张平以广大华行主要负责人身份，参与'洋联'筹建工作，同年10月'洋联'正式成立。'洋联'经常举办时局形势报告、社会科学及哲学问题讲座，还组织部分积极分子参加义勇军训练。1937年10月，卢绪章、程恩树等参加上海地下党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联合举办的抗日救国干部训练班。不久经杨浩庐介绍，卢绪章、程恩树二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10月，卢绪章迎来了生命中的转折点--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卢绪章积极投入地下党组织的各种革命活动，游行示威，散发传单，还参加了华联同乐会，任党小组长。后来，上海英租界当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更加严格审查、监视社会团体，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

 

卢绪章(1911-1995)

广大华行在上海'八一三'事变前，业务已有很大发展。但'八一三'后受时局影响，经营面临困难，卢绪章等五位创办人决定将广大华行的业务重点转向西南地区发展，并于1938年1月设立广大华行昆明分行。当时货物运输困难，广大华行决定开办代客运输业务，并与上海一些公司建立销售代理关系。同时，广大华行正式成立董事会，推莫其昌为董事长，田鸣皋为总经理，郑栋林为昆明分行经理，卢绪章为上海分行经理。随着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滇越铁路成为西南大后方的重要国际通道，广大华行在西南大后方迅速站稳了脚跟。

1938年4月，经卢绪章介绍，杨延修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卢绪章领导华联和华联党团的过程中，还发展广大华行成员张平、孙云海和刘声等人入党。他们按中央指示改组了公司，由卢绪章担任总经理及广大华行特别支部书记，杨延修、张平为协理。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洋联”成员很快取得共识，决定在已有组织基础上，筹划成立新的公开合法的社会团体。由卢绪章、杨延修、舒自清、张平等组成十人核心小组，作为筹备新社团的核心力量，约定每星期日轮流在各人家里（主要在卢绪章和杨延修家里），以聚餐会、茶话会等形式聚集在一起，商量新组织的筹备工作，研究如何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和深入外商企业发动基层华员群众等问题。积极筹备成立有公开合法地位的群众性团体“华联同乐会”，并参加由中共驻上海代表刘少文领导的“星一聚餐会”，广泛接触各界进步人士。1938年4月“华联同乐会”正式成立，杨延修以常务理事身份兼任秘书处主任。“华联同乐会”成立以后广泛开展了文化教育、文娱体育、会员福利等服务活动，并以此为掩护，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以及党的秘密工作。从此，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对敌斗争的每一步胜利都是同党的领导分不开的。

1939年，广大华行部分员工合影。卢绪章（前排居中）和杨延修（右1）

上海沦为“孤岛”后，杨延修也奉党之命赴西南开拓业务，凭借多年的经验和把握商机的敏锐，出任运输部经理。他利用在保太保险公司工作时与法籍经理关系，打通法国在越南海防的海关，抓住昆明交通中转的优势，大力开展货物运输及保险业务，建立了由上海经香港、越南海防到昆明、贵阳、重庆、成都等地一直通往新疆边境到苏联的运输线，取得丰厚的利润，还寻到不少商机。这些商业运输线，同时又成为党的秘密交通线，广大华行还在有关城市成立了分支机构，既扩大了业务，又扩大了秘密活动范围。杨延修还同时在永平、保太等保险公司担任领导职务，尽管收入较高，但生活节俭，将省下的钱款支援抗日爱国运动和捐助给“华联同乐会”，并并义务参与有关工作。

1939年1月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后，决定通过江苏省委物色干部，在大后方建立党的秘密机构，执行党的交通、情报和经济任务。1939年5月，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经慎重考虑，决定派卢绪章去重庆，以广大华行为掩护，把它改建为党的秘密工作机构，执行党的任务。

1939年下半年，江苏省委的刘晓派王尧山找卢绪章谈话。王尧山告诉卢绪章，组织上决定把广大华行作为党的一个秘密机关，在公开职业的掩护下开展工作。组织上要卢绪章立即去重庆，以'资本家'的公开身份，在大后方的工商界中活动。这时，广大华行的总部已迁至昆明，生意也有了一定基础。

1939年底，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亲自约见了卢绪章，并布置任务。周恩来微笑着和卢绪章握手，开门见山地说:'卢绪章同志，从今天开始，你们办的'广大华行'由红岩村单线领导，'广大华行'内的党员由你单线领导，不许同重庆地下党发生横向联系。'

接着，周恩来仔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说，最近中央制定了当前白区工作的方针，中心内容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一定要做到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广大华行作为党的第三线机构之一，只有在第一、二线机构遭到破坏后才能动用，所以今后要做到不与左派人物往来，不再发展组织，要以灰色的面目长期隐藏下来，对至亲好友也不能暴露身份，即使在自己妻子面前也不许暴露身份。对外要广交朋友，包括国民党方面的朋友，参加公开的社团活动，提高广大华行和个人的社会地位。要充分利用各方面的关系作掩护，使这个机关长期保存下去，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远处传来公鸡啼鸣声，黎明即将来临。为了安全，卢绪章必须在天亮前离开红岩村。周恩来用力握着卢绪章的手又一次叮嘱道:'卢绪章同志，工作环境险恶，在商言商，当好你这个'资本家'可一定要当得像呀。你要像八月风荷，出污泥而不染，与各方面打交道，交朋友，一定要记住同流而不合污呀!'

此后，卢绪章除了定期秘密地到红岩村看文件之外，在社会上真的就像模像样地当起'资本家'来了。

1940年上海广大华行工作人员合影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上海形势恶化，杨延修奉上级党组织指示撤出“华联同乐会”，由广大华行派去昆明担任广大华行昆明分行经理，开拓大后方业务。他在昆明参加了以推动当地职业青年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宗旨的“昆明业余联谊社”，曾担任代理主席、中共昆明地下党支部委员。

杨延修与昆明工商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广交朋友，开展经贸工作，同时和国民党某些党、政、军、团及特务组织的上层人物结识，以合资办企业和做生意等形式，以此为保护伞，掩护党组织的地下活动，坚持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机智巧妙的斗争。这中间经历了一幕幕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和防不胜防的惊险场景，杨延修凭借过人的胆识和超人的智慧一一化解。杨延修以广大华行为基地，与昆明国民党上层人物和工商界人士建立了广泛联系。

 

杨延修（左）、朱学明夫妇

1940年6月，广大华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选出杨延修、卢绪章等5人为董事。除总管理处设在上海外，设上海、昆明、重庆三个分公司，并设办事处于海防、贵阳。西南大后方以重庆为中心，由卢绪章主持，经营范围为医疗器械、西药原料、西药、五金材料、海陆运输及其他进出口业务，由此实现了将广大华行业务重心从上海向重庆的转移。

1940年夏，卢绪章在到达重庆后，即在刘晓陪同下，到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与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见面。周恩来详细了解了广大华行有关情况后，指示卢绪章说:广大华行党员的一切活动必须做到社会化、职业化，对任何人都不能暴露身份，包括自己的亲人。要在商言商，做好生意，对外广交朋友，利用一切社会关系作掩护，使这一机构长期保存下去，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1940年代，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安排国统区的党组织，拥有较好社会地位、经济基础及遍及半个中国的商业网点、并且便于掩护交通、情报及经济工作。

到1941年，广大华行已在成都、西安等地开设了分行，有力地支持了地下党的经费开支。当时国外华侨的很多捐款是美元现钞，广大华行通过合法身份在交易所卖出美元换成法币支票，再通过在中央银行工作的一位朋友把支票换成法币现钞，交给党组织使用。动辄几万美元，换成法币成包成箱地堆在家里，这自然会引起家人怀疑，卢绪章就以做生意为由搪塞过去了。

广大华行前的宣传画

1939年至1941年，蒋介石集团接连制造了“平江惨案”“皖南事变”等一系列血腥暴行，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面对严峻局势，毛泽东提出白区工作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周恩来为此重新安排国统区内的党组织：以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公开单位为第一线；原各省、市地下党组织为第二线；再建立绝密性质的第三线机构。万一形势突变，第一线被迫撤退，第二线遭到打击瘫痪时，第三线仍能扎根白区发挥战斗作用。广大华行有较好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商业网点遍及半个中国，便于掩护党的工作，周恩来将它选为第三线机构。从此，广大华行由党的一般地下机构转为隐蔽最深的地下经济事业和秘密机构，主要做地下经济工作，为党提供和调节经费。

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了偷袭珍珠港，次日,美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贸易通道断绝，进口货行情大涨。卢绪章选派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精通外贸业务的舒自清，利用国际贸易渠道，广纳投资，扩展销路，使广大华行的西药生意财源滚滚，“大赚特赚，总资本翻了几番”。

由于广大华行的业务发展迅速，经济基础雄厚，社会地位日益提高，卢绪章在重庆的企业家中已经是个风云人物，再加上蒋介石侍从室专员施公猛等推荐，引起了国民党CC派头子陈果夫的兴趣。陈果夫有一家特药研究所，卢绪章被聘为理事。施公猛还向卢绪章提出参加国民党的问题，并将国民党特别党员证件送到他手里，在介绍人一栏里填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吴开先”。接着，一张“国民党二十五集团军少将参议”委任状也送到他手里。这样，卢绪章在重庆就能畅行无阻了。

卢绪章、杨延修、张平等人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使广大华行的力量不断壮大，1942年1月公司资本增为500万元。

1944年，周恩来指示广大华行“要不失时机地大力开展中美贸易”。从抗战即将胜利的政治形势出发，卢绪章决定从广大华行抽出20万美元，派党员舒自清以蒋介石妻弟、国民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创办的“生产促进会”名义去美国开展国际贸易。得到周恩来的批准。临行前，卢绪章语重心长地对舒自清说:“此去美利坚，任重道远。我从公司活动资金30万美元中抽出三分之二交给你做原始资本，到美国去做生意。美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既有商机，也有风险。你肩上的担子很重，责任不轻呀！”舒自清信心十足地说:“卢总，放心吧。我会小心的，我一定完成党托付的任务。”

舒自清、黄雨青夫妇

 

1945年1月，舒自清打入到了美国华尔街，在华尔街弄得风生水起，然后把钱和物（比如西药）源源不断地送到了人民战争的战场。后来上级还交代他在美国搞个据点，在纽约搞个地下接待站，于是他买下一家中餐馆，叫做“羊城酒家”。

1945年6月1日，广大华行美国分行正式开张。舒自清抵达美国后，进行调查研究，选择盈利可观的项目，他首先瞄准那些世界著名的大药厂，显示了他的精明。他来到成立于1876年的药业巨头礼来公司营销部，该公司销售部主任接待了他，没容舒自清讲完来意就说:“先生，我们在中国有固定的贸易伙伴。”舒自清在惠氏、辉瑞、默沙东等公司也遇到了同样遭遇。美国商人的自大傲慢和对中国的无知，令舒自清既愤怒又沮丧。然而，早年的艰辛生活造就了舒自清倔强的个性，他仍然积极寻找新的突破口。同年11月底，舒自清找到了在上海时的老朋友、纽约花旗银行副总经理。这位挚友一口答应帮忙，并说:“美国人对中国市场早就垂涎欲滴了！”

不久，美国六大药厂之一、排名第二的施贵宝公司中国部经理帕克·格林约见舒自清。当天，舒自清西服革履，言谈举止庄重沉稳，拿出考虑周全的销售策划书及代理协议等商业文件，令帕克·格林刮目相看。格林曾经在上海工作过，是“中国通”，施贵宝公司高层也十分看好中国市场。花旗银行副总的推荐以及舒自清的有备而来，使他们对广大华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格林对于花旗银行副总的推荐，还是很重视的，而舒自清给他的印象，也的确是个有实力、可信赖的资深商人。格林答应向上级力争把中国的代理权交给广大华行。两周以后，国际部总经理魏克答应约谈。舒自清的准备工作做得更加充分，并全面了解魏克的资历业绩、性格爱好、工作作风，有针对性地准备了好几套谈判方案，终于再度攻克难关，双方基本达成合作意向，可是对于关键的利润分成，老谋深算的魏克却迟迟没有提及。舒自清心里很着急，表面却装得若无其事。他事先了解到施贵宝有一批盘尼西林存货，就主动提出马上购买10万美元的药品。这一招很灵光，魏克当即拍板，把施贵宝在中国和东南亚独家经销西药的代理权交给舒自清，每单生意给他10％的代理费。这和舒自清心中15％的比例差距颇大，但是仔细权衡利害后，他认为“风物长宜放眼量”。

1945年12月，广大华行美国分行与施贵宝公司签订了正式合同，舒自清马上买进10万美元的盘尼西林和其他药品，包了专机运回国内。而盘尼西林正是当时国内奇缺的特效消炎药，货到上海，便售罄，仅盘尼西林就赚了10万美元。这一步，使广大华行美国分行在纽约崭露头角。

第一仗打得漂亮，舒自清把第一批西药紧急运回国内。广大华行总部马上在报刊、电台大量刊登广告。不出一周，盘尼西林、维他命等药品全数卖出，仅盘尼西林一笔生意就赚了10万美元。广大华行美国分行与施贵宝公司皆大欢喜，舒自清没费周折就将代理费提高到15%。接下来的几笔生意，总额达到了100万美元。舒自清又把眼光转向了钢铁、化工、机械等领域。广大华行总的订单源源不断地涌来，美国厂商也纷纷上门接洽业务，后来还与杜邦、摩根等财团有了业务往来。广大华行美国分行也因此名声大振，入驻纽约华尔街120号。

设在纽约华尔街120号的广大华行纽约分行

 

广大华行美国分行很快在纽约崭露头角，成为了商界黑马。广大华行的西药生意横扫了中国市场，广大华行的西药生意如日中天，接下来的几笔生意总额达到了100万美元，舒自清没费周折就将代理费提高到了15％。使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也眼红起来。1946年夏天，他托美国前国务卿史坦汀纽斯向施贵宝公司老板魏克要中国的代理权。虽然魏克认为宋是搞政治的，而舒自清才是有力量的企业家，但也不会错过乘机压价的机会。舒自清针锋相对，要求把代理费提高到25%。魏克说:“舒，你有没有搞错？连宋都得来求我们呢！”舒自清胸有成竹地提出“可把今年的生意做到500万元”，以此诱导魏克动心。最后，舒自清不但如愿以偿，还被免除了广告费。广大华行力压宋子文，紧紧攥住了进口药品这一紧俏战略物资的销售权。

舒自清意气风发，又把眼光转向了钢铁、化工、机械等领域。总公司的订单源源不断涌来，美国厂商也纷纷上门接洽业务，以致广大华行从美国进口的西药、钢铁的金额数量，超过了所有的民族资本和宋子文、孔祥熙系统的官僚资本的公司。但舒自清又与杜邦、摩根等垄断财团建立业务往来。一时间，他和美国分行声名远播。大家都认为舒自清有实力、有后台，是新兴的买办大资本家，从没想到他是我秘密党员，是一名中共经济地工。舒自清以丰富的贸易和财会经验，高超的英语水平，坚定的党的信仰，在国际贸易舞台上，独当一面，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打通多条贸易渠道，为中共正在举行的国共谈判和政协会议提供了宝贵的外汇，并向国内进口大批西药和其他急需物资，为新中国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舒自清一鼓作气，不但做进口生意，还开始向美国出口大豆、桐油、猪鬃、肠衣等中国土特产，并获得了巨额利润。一时间，他和广大华行美国分行声名远播。美国人都认为舒自清是“有实力的新兴的买办大老板”。大洋彼岸送回的钱和物马上被投入到日益激烈的人民解放战争中。

舒自清是浙江奉化人，而蒋介石也是奉化人。舒自清利用这一点，常与国民党的“四大家族”人士来往，混在一起，请客吃饭、跳舞、打牌、搓麻将，联络感情，以此寻找商机，刺探情报。舒自清为人豪爽，爱交朋友，有一次陪孔祥熙夫人打牌，唯恐赢了会触怒太太、小姐，但输多了又是党的损失，因此，只打四圈，故意输个50块钱左右，即借口有约会婉言告辞。这一招很讨众人的欢心，不久“输先生”名声大噪，重庆上流社会纷纷传言：“广大华行有蒋氏的背景。”保护色搞好了，社会关系也打开了，舒自清开始拼命为党挣钱。1946年是广大华行业务最为兴盛的一年，一年中实现账面净利近百万美元。这一时期，广大华行为中共中央南京局等党组织提供了更多的活动经费。

1947年，上海广大华行总行西药部欢迎美国施贵宝药厂克雷麦先生

早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前，卢绪章就有计划的布置广大华行重返上海的有关事宜，决定把广大华行总部立即迁返上海，以上海为中心，大力开展国内外贸易，尤其是发展与美国的进出口业务。为此，他调兵遣将，派人迅速奔赴上海、汉口、天津等地开展工作。高运作带来的大量资金，成为共产党活动经费的重要来源。

抗战胜利后，广大华行从重庆搬到上海外滩一号亚细亚大楼底层

为了进一步奠定广大华行西药经营的基础，增强发展后劲，同时振兴民族工业，广大华行领导层决定创办制药厂。正好这此时传来陈果夫将在上海筹设特效药研究所的消息，卢绪章、杨延修他们立刻感觉，如能争取到陈果夫的合作，可以“一箭双雕”。不仅使创办制药实业的计划易于落实，而且有了这个政治“靠山”，可以大大提高广大华行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抵制敌特对广大华行的侦查与破坏，更好地掩护党的秘密工作。真是个难得机遇。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很快批准了这一合作计划。

1945年10月，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决定，广大华行准备迁回上海。临离重庆前，周恩来在红岩村设便宴为卢绪章送行。席间，周恩来副主席语重心长地和卢绪章作了一次深谈：“广大华行迁回上海后，仍是党中央领导的秘密特殊机构，我委托刘晓同志代管，仍是单线领导，不要和上海地下党发生横的联系。这几年你们为党掩护干部、筹集经费、兑换法币、提供八路军紧缺药品等成绩，党是十分满意的。你通过交朋友、发展企业，有了社会地位，经营信誉良好，资金实力越来越雄厚，组织没有为你们掏出一分钱，很不容易。现在陈果夫聘请你当他的医药研究所理事，看来，这个四大家族之一的陈果夫对你是很赏识的，恐怕日后还会派你大用场，这对隐蔽组织、筹集党的经费，都有独特的作用。陈果夫能对你信赖，是别人不能替代的。你这个‘特别资本家’就继续当下去。你想到解放区去战斗，党是理解的，但党更需要你在这个特殊战场上为党战斗……”

卢绪章被周恩来同志这一席兄长般的知心话语深深打动了。他感到一只温暖的大手在抚平自己的委屈和痛苦。长期和敌人称兄道弟、喝酒打牌，和他疾恶如仇、血气方刚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开导，使他豁然开朗，信心倍增。他眼含热泪告别了红岩村，告别了周恩来副主席。

凭着各种关系，卢绪章顺利地登上国民党军用飞机，回到上海继续发展广大华行的业务。卢绪章将他在美国、香港购买的紧缺西药也及时运回上海。舒自清也从纽约返回上海，加强外贸业务的操作。提前返沪的杨延修同志抢先在上海外滩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1号亚细亚大厦租下了整整一层楼，成为广大华行“豪华”办公室。一时间，美国施贵宝药厂的“盘尼西林”和信谊药厂的“维他赐保命”的大幅广告遍布上海，家喻户晓，广大华行财源滚滚而来，名声大振。陈果夫对卢绪章更加器重。陈果夫虽在南京，手却伸到上海，凭着他的权势，以“没收敌产”名义接收了相当规模的制药设备，特地把从重庆返回上海的施公猛召到南京商谈。施公猛则向“果公”推荐了卢绪章，说：“果公，卢总确实有魄力，做生意门槛精，能神机妙算。这次他从重庆迁返上海，大做美国盘尼西林生意，投入20万美元，一下子赚了几十万美元，大发横财。”

陈果夫办事稳重，沉吟良久，问道：“这个人政治态度如何？会不会有通共嫌疑？”“果公，这个你尽管放心！卢绪章一向不问政治，只会做生意赚钱，我长期观察过，很讲信用。最近马步芳还派人来请卢绪章开办西北皮货公司，聘卢绪章出任总经理，由宋子文出任董事长……”“妈的，这个宋子文手伸得太长了！”陈果夫当下拍定：“公猛，你立即回上海去找卢绪章，让他帮我办个中兴制药厂，请他当总经理，我当董事长，你当董事。”施公猛当然十分高兴，一拍即合，第二天就去上海找卢绪章。第三天，卢绪章接到陈果夫的电报：“请卢总经理南京一晤。”

于是，卢绪章在国民党卫生部长俞松筠和施公猛陪同下专程由沪赴宁。火车刚驶抵南京，陈果夫派来的汽车即将卢绪章一行直接送往陈果夫在南京的国府要员花园别墅区。谁都知道，陈果夫是绝少邀请客人到家中“一晤”的，这次却破例将卢绪章请至家中接待。卢绪章明白，这是陈果夫企图改变自己在四大家族中经济最薄弱的地位的一步棋，同时也印证了周恩来的英明预见。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时局混乱，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指示，将广大华行业务重心向香港转移，卢绪章逐步收缩国内业务，把资金集中转移到香港。接着，卢绪章又去香港等地开设南洋银行、广业房地产公司等企业和金融机构。

卢绪章等人在扩展业务的同时，也结交了社会各界人物，当卢绪章身穿洋装，长袖善舞地与国民党高层及洋商往来生意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这是一名长期潜伏的共产党员。

卢绪章的旧友甚至骂他  “与豺狼为伍”、“见钱眼开”——他和同伴杨延修、舒自清、张平等几位同志，混在一群国民党上层的党、政、军、警、特组成的圈子里，运作自己的公司。他们利用军统和中央银行的关系大量贷款，转手高息放出；依靠宋美龄的航空委员会用飞机倒卖黄金、美钞；拉拢蒋介石侍从室专员摇身变成国民党的上校、少将；通过孙科太子系与苏联做生意，获取高额利润……

广大华行采用送干股、贴高息、合伙经营、私下津贴等办法，与国民党高级政客等达官显贵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甚至包括蒋介石侍从室专员、陈果夫的亲信施公孟，军统少将梁若节……

卢绪章与中国国民党上层人物打得火热。他利用宋美龄的航空委员会用飞机倒卖黄金、美钞;拉拢蒋介石侍从室专员，从而取得了中国国民党少将参议的头衔;通过孙科太子系与苏联做生意……'广大华行'很快从一个小公司，变成资本充裕、后台强硬、商贸网络通达全国的大公司，各路人马争先为他开绿灯。

 

1947年4月，卢绪章成立中心制药厂，担任总经理。经报周恩来批准，让陈果夫担任董事长。1948年3月，中心制药厂开工时，陈果夫抱病参加，上海市市长吴国祯等中国国民党要员蜂拥而至，成为公司的'政治靠山'。此外，卢绪章还与宋子文、马步芳等创办了中国皮毛公司，在台湾与吴开先创办七星纱管厂等企业。

卢绪章很会做生意，为人慷慨大方，国民政府军统局少将梁若节、国民政府驻新疆特派员沈立中、重庆航空检查所所长严少白、蒋介石侍从室专员施公猛、国民政府卫生署医药司司长俞松筠等都成为他的朋友。

利用这种特殊的保护，'广大华行'多次掩护中央领导和地下党领导来往于根据地和国统区，向根据地秘密输送情报和大批急需物资，给党的第一线、二线机构和延安送去了大量经费。这些现金用麻袋装好，到了深夜再由秘密交通员取走。

而重庆上流社会的纷纷传言是:“广大华行来头很大，它有蒋委员长的背景。”

从一名底层商人，到熟练混迹于国民政府经济上层的特殊商人，卢绪章可谓神通广大。面对复杂的环境，滚滚而来的金钱，唾手可得的利益，卢绪章捂紧了自己的一颗红心，像八月风荷一般，出污泥而不染，堂堂正正做人。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卢绪章的红色经历，妻子儿女均毫不知情。卢绪章和妻子毛梅影是由父母做主在家乡成亲的。毛梅影心地善良，勤劳正直。卢绪章每次为八路军办事处兑换法币、装药品，不便让旁人搭手，就让妻子帮助搬运、保管。像毛梅影这样的人，如果进行一些教育是能够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的，那样她既是妻子又是同志，就能更自觉地为卢绪章分担工作，也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但是，一想起周副主席的指示，他就自觉地用理智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把这些想法压了下去，没有向妻子透露半点机密。

卢绪章、毛梅影夫妇

因为业务繁忙，卢绪章经常夜不归宿，毛梅影一度以为丈夫活跃过头，有了外遇。有一次，卢绪章在红岩村待了一夜，清晨才回家。妻子发火了，问他在外做什么?卢绪章只能像往常一样胡编一套，想搪塞过去，不料她说:'你不用骗我，你的几个朋友家我都找遍了，根本就没你的人影!'说着就掉下了眼泪。看到妻子那样难过，卢绪章虽然很心疼，却什么也不能讲，只有无可奈何地叹气。但一想到周副主席的指示，他的心里马上又变得平和，没有一点委屈了。

聪明的“资本家”们“与狼共舞”，表面上，卢绪章西装革履，与社会重要头面人物打交道如鱼得水。娴熟地把广大华行做实做大，并成为党最隐秘的地下掩体和经济支柱——他们曾多次掩护中央领导和地下党领导往来国统区；向根据地秘密输送情报和大批急需物资；更给党一线、二线机关和延安送去了大量经费。连刘伯承的假眼睛，也是他们想方设法弄到的。当时规定广大华行只能由周恩来单线领导，这些钱如何来往，都由周恩来派来的同志指导，但都绝对保密，即这些钱当时都是不记账的。可以说，在特殊时期，广大华行秘密而有效地为党掌管好了“钱袋子”

1947年，成立广大药厂

“树大招风”，广大华行复员上海以后，由于业务发展迅速，不断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和暗中调查。1948年6月负责与广大华行联系的地下党员赵平夫妇被捕，刘少文也差点被捕。为防不测，刘晓通知广大华行党组织紧急撤退，并指示广大华行放弃在台湾发展的计划，将资金集中到香港待命。于是广大华行派杨延修通知各地分行尽快结束业务，将资金汇到香港。上海总管理处由党外人士郑栋林主持，各地分行也转由党外人士负责管理，党员到香港集中。这样，在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之前，广大华行的资金基本上已经转移到了香港。

1948年10月，卢绪章又冒险从香港飞回上海，将替党组织保存的一批黄金转移到香港。即使这样，广大华行的资金损失也达30％左右。广大华行迁到香港以后，初拟以香港为中心开展国际贸易，还为此组织了中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搜集有关经济情报，为解放后新中国开展国际贸易做准备。这时刘晓等撤退到香港，在党员中开展整风学习，卢绪章等广大华行内的党员也在不同的小组参加学习。当时党组织在香港的活动经费有一部分也是广大华行提供的，曾分两次经刘晓转给港澳工委15万美元，由钱瑛转给湖北和西南地区党组织港币20万元。在广大华行撤退到香港的同时，解放战争也是捷报频传，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卢绪章等广大华行内的党员同志迫切希望脱掉自己身上的“资本家”外衣，公开共产党员身分，为新中国工作。

1948年10月初，由周恩来引见，毛泽东接见卢绪章，并高度评价了他们的工作。嗣后，卢按中央领导指示，积极扩展广大华行，分别在重庆、成都、贵阳、昆明等地设立分支机构，并与民生公司合资成立民安保险公司，先后投资与人合办万力制药厂、建业民行、建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以适应自身发展和党的秘密工作开展的需要。

此时广大华行已经在昆明、成都、西安、贵阳、桂林、衡阳、兰州、汉口、天津、香港、台湾、青岛等地建立了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并将业务向东京、印度、伦敦、南洋等地拓展，成为了一家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企业。

淮海战役结束后，百万雄师下江南。渡江就要开始，'广大华行'地下党的机构也面临解散，周恩来同志说:全国解放，百废待举，经济干部太少，还是调卢绪章同志回来吧。

1948年11月，全国解放已指日可待。广大华行支部要求将广大华行结束，党员干部回国内参加革命工作。刘晓当即表示同意，但是要上报周恩来批准后才能决定。于是广大华行支部提出两种方案，一是保存这个机构，作长期打算，向海外发展；二是结束这个机构，党员干部回解放区工作。因解放区急需大量懂经济，尤其是懂国际贸易的干部，最后中央决定采取后一种方案，遵照中央指示，广大华行并入华润公司，党外人士的股份一律清退，而党员所持股份和红利等一律上交党组织。周恩来密电指示：“舒自清和张平留港工作，吴雪之回上海为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做准备工作，其他全体党员干部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卢绪章按照中共中央指示要求，结束广大华行国内分支机构。次月，卢绪章、杨延修随龚饮冰及李济深、章乃器、茅盾夫妇等一批民主人士共30多人，乘轮船到达大连，辗转去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学习，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1月，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已经换上军装的卢绪章如饥似渴地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文件。卢绪章在西柏坡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对他的功绩倍加赞赏，鼓励他为建设新中国作更大的贡献。学习结束后，卢绪章到天津参加了刘少奇同志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接着，他便乘上南行的列车，到刚刚结束渡江战役的南京，再转赴江苏丹阳。这里是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陈毅司令员正在这里为解放上海、接管上海罗致各路英才。

卢绪章被任命为华东区贸易部副部长，部长是上海地下党另一位领导人吴雪之。卢绪章的任务是负责接管国民党中央信托局、上海海关，领导上海的进出口贸易。

1949年6月12日，卢绪章在上海解放后第一次公开亮相，出席接见上海工商界人士大会。与会的工商界人士都惊呆了，这个陈果夫的大红人怎么可能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于是，在陈毅市长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封封来自工商界对共产党有好感的人士对卢绪章的举报信。陈毅市长看了信后，对卢绪章笑着说：“你以后上街可要当心呢！说不定他们会自发把你抓起来送到公安局，还要我去保你出来呐！”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1949年12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广大华行在香港进行了清理，发还外股和职工红利股。卢绪章和妻子毛梅影的职工红利股，被卢绪章全部上缴作为党费。广大华行的结余资金100多万美元，也全部上交给党组织。

1950年春，周恩来总理亲自筹划新中国对外贸易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家对资本主义国家开展贸易的中国进口公司成立了，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署任命卢绪章为经理。中国进口公司1951年改名为中国进出口公司（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前身）。成立时，全公司只有几十个人，贸易额只有1亿多美元。作为总经理的卢绪章日以继夜、全力以赴投入新中国唯一对外贸易企业的创建工作。

1952年10月4日，周恩来、陈云、卢绪章出席我国与锡兰（现斯里兰卡）政府贸易协定签字仪式。

从1953年开始，中国进出口公司陆续与英国工商界代表团（后为“48家集团”）签订多项贸易协议。

图为卢绪章经中英贸易协议上签字

公司的贸易额由小到大，进出口商品品种由少到多，打破了美国为首的封锁禁运，建立起进出口固定客户和渠道，树立了良好的国际信誉，奠定了新中国对外贸易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