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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后，时任市长陈毅主持召开了一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跟随陈毅入场的一位身着解放军军装的中年干部引起会场一片哗然。 陈毅介绍说：“他叫卢绪章，目前是上海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贸易处副处长，负责接收国民党上海信托局、上海海关和领导上海的进出口贸易，希望各位在工作上多给予支持。” 工商界人士其实大多认识卢绪章，在他们印象中：卢绪章是上海滩红得发紫的大资本家；他还拥有国民党少将军衔，与中统、军统特务往来密切。他经常打着陈果夫的旗号活动，被外界视为陈的亲信大管家。 消息传出后，许多长期在上海工作的地下党员也对此极为不满，以为卢绪章是混入解放军的特务，纷纷写信向陈毅举报，要求严查。对此，陈毅在一些内部会议上解释：“卢绪章的身份周恩来同志是知道的。” 陈果夫的亲信大管家是如何成为解放军干部的？  卢绪章 广大华行的创世人之一卢绪章是浙江宁波人，于1911年出生于一个小米商家庭。14岁时便到上海谋生，白天在轮船公司当练习生，晚上到夜校补习商业知识。 受大革命思潮影响，卢绪章政治热情比较高，参加过许多进步团体。“九一八”事变后，他还积极参与抗日救亡宣传和战地服务工作。 组织开展活动需要资金，单以卢绪章的薪水难以长久运作。他便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筹集了500元大洋成立了广大华行，利用业余时间代客户在上海采购西药，从中获取佣金。 卢绪章出生于商贩家庭，从小耳濡目染，很有做生意的天赋，到1935年广大化行已经成为一家初具规模的西药商行。 抗战全面爆发后，卢绪章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抗日救亡干部训练班，与地下党员杨浩庐认识。通过一段时间考察，杨浩庐发现卢绪章爱国热情很高，为人正直，便介绍他入党。 上海沦陷后，地下党在租界中成立了公开合法的组织“华联同乐会”，吸收上海洋行职员开展文体活动，并从中吸收了一批地下党员。 卢绪章在活动中展现出出色的组织才能，被任命为华联同乐会党团书记，他经营的广大华行也成为上海地下党的秘密据点之一。 随着欧洲战争的爆发以及汪伪政权的成立，日伪势力开始将手伸向上海租界，上海形势越来越危险。组织决定将一批身份暴露的地下党员撤往西南大后方和苏北地区参加新四军。 卢绪章也有被日伪特务跟踪的迹象，考虑到广大华行的长远发展，以便能持续获得组织所需的活动经费，公司讨论后决定去昆明建立分行。 其一，抗战爆发后大量工厂和人口涌入西南大后方，急需包括西药在内的各种物资，这是一个极好的商机。 其二，当时中国沿海被封锁，只有由昆明经越南海防再到香港的线路暂时畅通，设立昆明分行能打通西南大后方与海外的联系，继续获得货源。 至于卢绪章个人的去向，他原本打算去苏南参加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但组织要求他去重庆工作。  广大华行创始人（左一为卢绪章） 周恩来单线联系的隐蔽工作者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对国民政府从军事进攻为主转为政治诱降为主。同时，国军在正面战场接连溃败，亲日派开始动摇。随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其政策重点由对外抗日转为对内反共。 随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大肆破坏国统区的地下组织。国共合作有破裂的风险，为了应对新形势，中央提出三线机构发展方针： 如果极端情况发生，已经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在国统区的第一线机构和党员必须要撤离。以各地地下党为主的第二线机构也很可能遭到敌人打击和破坏。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有更隐蔽第三线机构发挥作用，继续在国统区战斗。 为此，周恩来特意指示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在上海选拔一批有经验的干部到重庆建立第三线机构。经过考察，刘晓认为卢绪章是最为合适的人选。 他拥有优秀的组织能力，政治上也很可靠，还可以利用广大华行作为掩护。此外，该行在上海和昆明的经营过程中，结识的一些社会关系，也可以为地下活动提供帮助。 1940年7月，在安顿好上海的工作后，卢绪章前往重庆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那天晚上，两人整整谈了一夜，周恩来着重强调了隐蔽战线的纪律，他提出三个要求： 第一，广大华行由其亲自领导，广大华行内的地下党员由卢绪章单线联系，不能再发展组织，不允许与其他地下组织发生横向联系。 第二，要做到“隐蔽精干”，不能再与左派人士往来，不允许向任何人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包括父母和妻子。 第三，要广交各方面的朋友，利用社会关系掩护，使广大华行长期生存下去。同时又要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 后来，国共合作破裂的极端情况虽然没有出现，但经济形势却紧张起来了。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停发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费，再加上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国统区的地下组织经费日益紧张。 此时广大华行却有了很大发展，在昆明、成都、桂阳、西安、桂林等主要城市均设立了分支机构。按照组织指示，广大华行发挥经济作用，担负起为组织调节经费的任务。 除了从经营利润中拿出部分资金交给组织外，八路军办事处收到华侨捐赠的黄金、美元都由卢绪章以做生意为名送到银行兑换成可以在市面流通的法币。有时他也将法币换成黄金，用于支援延安。 每次卢绪章都将钱装在麻袋里，亲自用汽车运到接头地点，再由组织派人取走。  抗战时期的重庆 与军统特务交朋友抗战时期国统区内贪污腐败、官商勾结的风气盛行，没有一定的社会关系掩护是很难把生意做大。卢绪章挖空心思想要扩展人脉，不料人脉却主动送上门来。 1942年的一天， 一位穿着气派的男子来到广大华行要与卢绪章谈生意。卢绪章接过他的名片一看原来是昆明中和药房董事长张军光，他早就听说过此人极爱贪小便宜，但为人讲义气，八面玲珑，在军统和中统中均有朋友。 卢绪章当即表示晚上要设宴为他接风洗尘，还叮嘱他一定要把在重庆的朋友一起叫来。卢绪章的大方与豪爽让张军光非常吃惊，当晚果然带来了五六位朋友。 其中有老蒋的侍从室专员施公猛、军统局党政科科长梁若节、民航检查站站长严少白等人。别看这几人职务不高，但却把持着要害部门，社会关系非常广。尤其是施公猛任职中枢，上传下达代表的是老蒋，官场人士都对他敬让三分。 一番觥筹交错后，几个人关系渐渐熟起来，严少白提出要拿10条黄金入股广大华行分红。散席后，卢绪章拉住施公猛问他是否入股。施公猛说：“我靠俸禄养家，老婆还在上海等我每月寄钱，哪来黄金入股啊。” 探到施公猛底细后，卢绪章连忙说：“施专员一个人在重庆，咱们是老乡，日后可以常来我家做客，我老婆做得一手你喜欢吃的浙江菜。” 在卢绪章盛情邀请下，施公猛果然多次去他家做客。卢绪章每次都热情接待，还常常送钱送物接济。久而久之，两人成为“贴心朋友”，平时“称兄道弟”。 通过施公猛，卢绪章敲开了与国民党上层人士交往的大门。由于施公猛大力推荐，陈果夫对卢绪章也产生了兴趣，要他担任自己开办的特药研究所理事。 此外，施公猛还为卢绪章搞到第二十五集团军少将参议的头衔和一本国民党特别党员证。在国民党内特别党员证是通过简易程序快速办理，证件上印有一个“特”字，需要3个中央委员介绍。 持特别党证的人通常被认为有很强后台，当年红色特工沈安娜就是凭借陈立夫办理的特别党证打入国民党核心层。卢绪章拿到这本证件和少将头衔，在重庆基本畅通无阻。 一次，韶光地下党组织急需8.5万元活动经费，由于用支票转账很不安全，周恩来指示卢绪章化名“重庆老孟”，亲自送给韶光地下党联络员。 然而，卢绪章完成任务返回重庆后不久便得到消息，与他接头的联络员被捕后叛变了。这名叛徒被押到重庆到处寻找“老孟”。安全起见，卢绪章必须立即离开重庆躲避一段时间。 离开重庆最快捷最安全的方式是坐飞机，但当时只有军政大员和权贵人士才能买飞机票。卢绪章以去昆明办理紧急业务为由请施公猛出面，开写了一张盖有侍从室印章的证明。又在严少白的安排下买到了机票，快速登上飞机。 直到几个月后，确认安全了，卢绪章才从昆明返回重庆。  聚会 成为陈果夫的亲信抗战胜利后，广大华行总部准备迁回上海。卢绪章到红岩找周恩来汇报工作，同时说出了多年来的愿望——去延安参加革命工作。但周恩来沉思了一会儿说：“组织决定你仍要回上海当'资本家’。” 听到这个决定，卢绪章眼泪刷地涌了出来。他不愿再当“资本家”，倒不是因为这个工作不好，或者有多大危险，而是这些年他遭受了太多的委屈。 卢绪章作为大“资本家”表面上看似风光，但为了掩护地下工作，他不得不去讨好巴结自己厌恶的军统、中统特务，看他们脸色行事。 早年卢绪章在上海参加进步团体，结识了许多朋友，后来因为隐蔽工作纪律不再与这些人往来。他们都认为卢绪章财迷心窍，丧失了正义感，甘愿与豺狼为伍，对他冷嘲热讽。 有一次，卢绪章因工作需要在红岩待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回家，妻子发火问他去哪了？卢绪章向说在朋友家应酬。不料妻子哭着说：“我找遍了几个朋友家都没看到你人影，你是不是有外遇了？” 像这样的委屈，卢绪章无法向朋友和家人讲明，只能把委屈埋在心底。卢绪章将积压在心中的委屈统统向周恩来倾诉。  周恩来 周恩来听完并没有批评他，而是为他倒了一杯茶，安慰地说：“你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们是共产党人，曾宣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现在因为党的需要，受一点委屈就办不到了吗？” 接着周恩来就分析了利弊：“你若去延安，顶多放几个炮，消灭几个眼前的敌人。但是你留下来发挥的作用要大得多，连陈果夫都聘请你担任理事，要换了其他人能取得敌人的信任吗？况且你去解放区一旦消息传出来，广大华行和里面的地下党员不都危险了吗？” 经过周恩来一番耐心劝说，卢绪章内心的结才被打开，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决定。 迁回上海的广大华行也进入了鼎盛时期。至1946年底，该行及其分支机构营业额已达到119亿法币，净利润39亿，已经形成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大型企业集团。经营范围遍及银行、金融、保险、运输、钢铁、化工、医疗等行业。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官僚资本盛行，普通企业没有一个强大的靠山举步维艰。比如解放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曾对进口物资实行管制。一般企业根本拿不到批文，只能倒闭。但孔令侃经营的扬子公司却可以轻松拿到批文，因而赚得盆满钵满。 广大华行要想继续生存，必须找一个过硬的“靠山”。卢绪章听说陈果夫利用职权在南京接收了一批日伪的医疗设备，打算创办医药厂。通过“老朋友”施公猛的推荐，陈果夫在南京家中接见了卢绪章。 经过当面考察，卢绪章完全符合陈果夫的要求。陈果夫便让卢绪章出面创办中兴制药厂，自担任董事长，由卢绪章担任总经理。中兴制药厂正式在上海成立时，陈果夫亲自出席剪彩仪式，上海市长吴国桢等国民党要员也纷纷前来祝贺。 当天工厂门口锣鼓喧天，热闹非凡。企业界人士和新闻记者也蜂拥而至，经过媒体报道，卢绪章与陈果夫的关系在上海人尽皆知。以后卢绪章处处宣传自己为陈果夫办事，外界都将之视为陈果夫的亲信大管家。利用这个身份，一般特务和官员均不敢插手卢绪章的经营。  陈果夫 尾声1948年6月，国统区的经济濒临崩溃，广大华行的经营也面临着极大的困境。加上曾担任广大华行联络员的一位地下党员和妻子同时被捕，其妻子叛变，使广大华行有被敌人破坏的风险。 经组织批准，卢绪章将公司业务重心转移到香港。直到1948年底，随着解放区的快速扩大，需要更多懂经济的干部。组织指示卢绪章回西柏坡学习后随军南下接管城市经济工作。香港广大华行与华润公司合并，并将200万美元资金上交组织。 从1937年到1949年，广大华行为组织筹集了超过400万美元经费。该公司最初由卢绪章等几人私人筹资，在此工作的党员干部的红利股以及结余款有100多万美元，这些都是他们的私人财产，但他们也全部交给了组织。 卢绪章曾表示：“当年下海经商，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日子，多么惊心动魄啊！等我把钱上交了，浑身都觉得轻松，从来没有想过给自己留资产的事。” 在战争年代，卢绪章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实行单线联系，与进步人士断绝往来，与国民党人士广交朋友。所以他被人误解，当以解放军干部身份出现时，引起了大家的质疑。 在卢绪章的身份公开后，众人对他的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纷纷惊叹不已。解放后，卢绪章担任过国家外贸部副部长、国家旅游总局局长等职务。  晚年卢绪章 卢绪章的人生有两面：一面是挥金如土，将国民党特务奉为座上宾的大资本家；另一面是忍辱负重与敌人周旋，出淤泥而不染的共产党员。 单从个人利益角度看，以卢绪章的商业才能，他完全能让自己一生过得无比风光，但他没有选择这条路。他身家超过百万，最后却全部上交组织，被后人称为“身家百万的无产者”。 他一辈子与钱打交道，为了应付敌人，长期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但他从来没有迷失自己，真正做到了廉洁奉公，出淤泥而不染。 这一切都彰显出高尚的品德，卢绪章为何能做到这些？答案只有一个——他拥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仰。 其一、卢绪章的青年时期，正处于民族危亡之际，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民不聊生，他的理想不是个人能过上好生活，而是让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能变得更好。 其二、早期他曾参加过许多进步团体，但在实践中得出认知，只有选择中共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因而他坚定地走在这条道路上，不计个人得失，忍辱负重，在魔窟中与敌人战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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