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聆听 | 美国华侨笔下的流曲街

流曲街

文/依娃 （美国）

流曲是富平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镇子，以前叫流曲公社，从包产到户后改为流曲乡了。流曲街是周围好几十个小村子的“经济贸易”中心，谁家屋里娶亲送老都到这里办货。镇上每十天半月有过会，拉架子车来卖菜卖果卖猪卖鸡，骑自行车来买衣买鞋买烟买茶。男人婆娘小娃都到这儿来凑热闹，不买卖什么，在人流里挤挤逛逛也是高兴的。我就在离流曲街两三里远的“宋庄”出生，长大。

“到哪里去呀？”“到流曲街里去呀。”儿时最喜欢随父母亲上街，那怕只是称二斤盐灌一瓶煤油回来，半路上遇到熟人总是这么问答，脸上笑盈盈的，去卖什么买什么都细说一番。

“到哪里去呀？”“到流曲街里去呀。”我走在疙疙瘩瘩的小路上，对面走过面熟却叫不出名字的同村人，还是这么问答。让我得意的是离家多年我还能操一口地道的乡音，在西安古城墙下买矿泉水，摊主就问“听你这口音是富平人嘛？”

从美回到家，空闲的下午，太阳如暮年的老汉已降落到半山，空气不那么炎热了，还起了丝丝宜人的风。我便装上一点小钱，戴上麦秸编织的草帽，晃晃悠悠走出弥漫着炊烟和家畜粪便味道，老人们在门口歇凉娃们在地上摔跤，院前种着蒜苗香菜也开着玫瑰花大理花的村子。去流曲街的小土路三十多年来毫无变化，被来往的行人踩得白光光的，细细长长裤腰带一样，走不了几步，黑皮鞋就变成白土鞋了。小路的两边皆是庄稼地和果园，被太阳晒得舒坦坦的懒洋洋的，飘荡着城市里闻不到的土腥土香。

穿过拖拉机嘟嘟冒着黑烟驰来行去的公共汽车路就快到流曲街了。公路两边长着茁壮的桐树，叶子圃扇样的大，被风吹得轻摇着，树荫下蹲着的人是等着搭车去县城或西安的。路边的深沟里展览着刺眼的颜色，那是数不清的红黄蓝绿的废弃朔料袋，遮盖在草上，纠缠在桐树下。以前乡下人是不用朔料袋的，上街莫不是提着笼或布袋，这些年学得文明了，买卖什么东西都是使用塑料袋子，用完便随手丢弃，真不愿意看到这种颜色点缀在乡间的小镇上，肮脏杂乱……

走进小巷子，两边都是住家。大多数的人都盖了新房，两层小红砖楼，气派的大铁门，我们外村的称这些人“街里的人。”虽然都是种地的，却自觉不自觉高人一等，因为过会(赶集)时他们总能抢占到最好的摊子，街道里的小铺子也多是这些人开的，财大气粗，半个城里人似的。住家的婆娘坐在门口喧谎，小脸肮脏的娃手里拿着咸菜辣子夹馍啃着。当我走过，每个人都观望着我，不笑，也不招呼，那双双黑眼睛充满了好奇，仿佛在打探：“你从哪里来？哪地方是什么样子？和咱这一样嘛？”娃的母亲可能生于斯长于斯，连火车都没机会坐过？娃成长的世界只是这小小的村子和屋里的彩色电视。

穿过门口拴着猪羊小巷，就到西街了。街道是用沥青沙子铺的，却因泥脚泥车踏进来开进来的太多，路的两边差不多都被泥土掩盖了。一进街口，就开始有零星的生意，如今乡下人也是人人皆商，有点头脑的，都倒鼓点啥。一家寿衣店和花圈店开在一起，不再为吃饱肚子发愁的乡下人把白事过的越来越盛大红火，给故去的人穿几件几套都有讲究，听说花圈店的生意也极好，还售有陪葬的别墅电视冰箱金钱树等等。

街道的布局没有变，可记忆中一家家老态龙钟的旧式铺面都失踪了，替换上了新的门面，莫不是用瓷砖琉璃瓦，光溜溜的耀眼。儿时随父亲逛流曲街是我最盼望的事情，我总是瞪大眼睛一路探照，生怕错过什么。那时街道两边的铺子都是木板的，不知用了多少年，已黑红发亮。若是一大早走过，每家铺子的门前都已由勤快的婆娘们清扫干净，泼撒上了水，在晨光中还是能看见舞蹈着尚未落定的尘埃。掌柜们正一块块“叮咣，叮咣。”地卸去门板，然后一摞摞抱去后院，一天苟延残喘的生意就开始了。那个年头，乡下人手里没钱，不是万不得已的东西，谁也不会来买。店里的货物和老掌柜的脸一样老旧，门前经过的人多，进门来看看的人却少，候上一天能做上几档子生意就偷笑了。

“醪糟____！鸡蛋____！”“喝醪糟，鸡蛋_____。”我仰头打量这家中药铺子，在门口就能闻见各种草药的混合味儿。很久很久以前药铺旁边有一家卖醪遭的摊子，帆布棚子搭建，没有门面的。掌柜的是位弯腰驼背戴着石头眼镜的老汉，头光光的不生一根毛。他做生意的家当及其简陋，一只风箱一个小泥炉，炉上一只单把儿铁锅。风箱上的大海碗里躺着十来个鸡蛋，是专门招引人的道具。“醪糟____！鸡蛋____！”“喝醪糟，鸡蛋_____。”有没有人经过，他都隔一阵喊几声叫卖。若有人坐下来气派地咋呼：“一碗醪糟，两鸡蛋。”老汉提高嗓门也跟着叫喊一遍：“一碗醪糟，两鸡蛋_____。”声音洪亮得过路人都听得到，一方面让人知道他有生意做，更是为坐下愿意花两毛钱的人脸上贴金。那时乡下人的鸡蛋都是卖钱的，没几个人舍得自己吃。

“走走走，有啥看头嘛？”父亲总是把看得嘴巴一嚅一嚅吞咽口水的我拖走，我从不敢说“我要喝醪糟。”我知道那是犯法的事情，下回父亲就会以不带我来逛街为惩办。那个往滚热的锅子里磕进鸡蛋，一手拉风箱一手搅和的老汉早已乘鹤而去了吧。听父亲多次念叨，那老汉卖了几十年醪糟，自己都舍不得喝一碗，每卖出一碗的挣头也就是两三分钱。

这通往东西南北的十字街头，如果过会，是最热闹熙攘的地方，不是被碰掉帽子就是被踩掉鞋。婆娘们挤在人群里叫娃：“快些！快些！”“妈____，我不得过去。”街头两家最大的百货店早已解体，承包给私人经营，同村的顺娃哥也随之失去了当年令村人羡慕的“公家饭”，回到屋里种地育猪。记忆中黑白照片样的老街，都被彩色新画面代替，剃头铺子变成了丽都发廊，裁缝店变成了上海时装，大众食堂变成了川味酒家，门檐下挂着一排鲜艳的红灯笼。我想进去看看，又不敢，因不打算吃喝，怕店里的人过于热情，怕让人失望。

因为不是过会的日子，十字街头的生意只有稀稀拉拉十来家。两个卖肉的汉子吸着烟卷瞎聊着打发时间，看我过来，又城里人模样，即笑得一脸只见焦黄的牙，“割肉呀？”“我要瘦的呢。”卖肉的汉子操起刀在案上的磨石上“嚓嚓嚓”几下，“没问题，要哪一块，我割给你。”汉子撩开防尘的白布，倒挂的半片猪肉皮白肉红，看上去十分新鲜，像是一大早晨才屠杀的。“要后腿这一块，五斤。”“行嘛，五斤。”就见一刀下去，一块带皮的精肉已经上称。“把称称好了。”我故意说一句，只因听说做小生意的缺斤短两，五斤只给三斤斤半的事多了，“你这放心，咱价是价，称是称嘛。咱不哄人。”(掂掂不差什么分量，可回到家我还是让妹子用自家的称称了肉，高高五斤，我又为自己的小心眼感到羞愧。)

其实不缺什么，我只是来这里闲逛而已。从前卖粗瓷碗大水缸的铺子都找不到了，如今乡下也有了自来水；炉火红通通，“叮咚！叮咚！”打铁的铺子也不见了，新一代的农民基本上摆脱了旧时的纯体力劳动，多以机器代劳。农闲的季节，娃留在屋里由老人照看，小两口去广东北京西安打工……

那绿色的中国邮政门前，一位五十来岁的婆娘正摆放着笼中的葡萄，小心翼翼的像摆鸡蛋，唯恐碰坏了，将红色的摆在上面，卖相好看些。她脸色粗黑，是一夏在果园里操劳的结果，她远远就朝过路的人招呼：“买葡萄嘛？甜得很。卖嘛？”……我看着那婆娘，不愿意走开。她卖葡萄的地方，我和那时还是年轻小媳妇的母亲曾蹲在那儿，守着两个鸡笼卖过鸡。鸡的腿被旧布条子绑着，一蹬一蹬，眼睛明亮亮地惊恐万状地忽闪忽闪，嘴里“唧！唧！唧！”地叫，想挣扎着起来又起不来。我和母亲已蹲了一个后响，才卖掉一只鸡。母亲一脸愁容，熬煎得不行，见好不容易有汽车经过，穿着阔气的城里人下车准备买土产，就让我抱着一只大母鸡上前去问 ，说小娃家和人好说话。我表现得特别积极，是为了把手里的鸡卖成钱，让母亲高兴。“要鸡哩不？要鸡哩不？两块钱一个，不贵，不贵，人家都卖两块五哩。“那脸白嫩得像白面样的女人拎过鸡提提，撇撇嘴：“你这鸡瘦不拉几的还两块？ 便宜点了。”我回到台阶前问母亲。母亲交待：“就说一块五，便宜了不卖。”我返回：“一块五，便宜了不卖。”“一块，一块，我就全要了。”我又返回问看着鸡笼的母亲：“那人说一块，一块她就全要了。”眼看着天色已麻麻黑，我和母亲已饿了半响，若不抓住机会卖掉就得把鸡提回去明天再来，母亲却急着用钱。“不卖就走了哦。”女人叫着。母亲提着两个鸡笼上前：“一共六个。自己养的，都吃的是玉米……”“那就是六块了。”女人将钱塞进母亲手里，母亲数了几遍攥在手心，帮女人将鸡往汽车里的纸盒里塞。鸡拍打着翅膀，眼睛凄凄地望着母亲，拼命不愿意上车，好像知道自己的命运将是如何。我对母亲说：“妈，鸡不舍得咱呢。”那天，母亲给我花几分钱称了一截甘蔗，我甜甜的吃了一路。

“要葡萄嘛？甜得很。刚摘下的，我自己果园里的。”卖葡萄的女人热情地问。“称些。”女人低下头在笼里挑，拣大的红的。“我看你是个细人，给你好的。”婆娘个头不高，鬓间已有了白发，但她是麻利的，满足的，因为一春一夏的劳动都到了收获的季节。我接过葡萄付钱，有四五毛零头，我说：“不用找了，不用找了，给你。”婆娘有些惊异，却态度鲜明地不愿意接受，“那也不能让你吃亏嘛？”硬是又往袋子里塞进一串葡萄，我不再推让，这样她才踏实。

太阳已下西山，起了微微的风，街上的店家有些开始收摊打烊，我也该回家了，免得母亲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