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的夏天，中国北京刚刚走出 SARS 的阴霾，协和医院来了一个生命垂危的美国小伙。当时他在国际医疗部的急诊，发着 39 度高烧，神智不清，白细胞1万多，血小板只有正常人的一半。可是他坦言没有钱，住不起国际医疗部，于是来会诊的感染科专家王爱霞教授亲自联系，把他介绍收入了刚刚从 SARS 病房恢复到正常医疗工作的普通内科病房 15 楼 4 。门诊诊断是发热待查，伤寒不除外。 王教授亲自送他到病房，交代了患者的病情和诊治方案才走。「他烧得太高了，我已经按照伤寒经验性的治疗给他用了西普乐，但是还是要尽快完善检查再确诊」。王教授亲自嘱咐给病房的主管陈嘉林教授。早在 1985 年，正是王爱霞教授诊断了中国第一例 AIDS 患者---一名发热的外籍人士，听说王教授亲自来送病人，我们一群小大夫赶紧凑过来膜拜王教授的音容笑貌和医风医德。陈教授送走了王教授，转身问我们：「你们谁来管他？」大家都看我，我当时是病房里不多的本院医生，自觉理应主动收治危重病人，又热衷于学习英语，于是自告奋勇的收了这个重病人。 小伙子英文名 SETH ，中文名叫席斯，是个人高马大的帅哥，不发热时精神很好，声如洪钟，他在病房说话时隔壁两间病房都能听得清清楚楚。他很爱聊天，没两天我们对就他的情况了如指掌了。席斯是个典型的美国小伙子，大学毕业没多久就来中国闯荡，赤手空拳，来北京没几年时间，交了一堆好朋友，娶了一个中国美女，旅行中的风景照片还登在了人民日报上。陪他来的就是这个形象气质颇佳的中国未婚妻。「如果不是因为她想去美国，我其实不想离开中国」，席斯说。席斯的未婚妻很矜持，外形气质都颇似当时的四小花旦之一：徐静蕾，后文就简称她小徐。时间长了熟了后，她还经常主动和我聊聊天。我方才知道她不仅漂亮还非常能干，自己手里有个不错的房地产中介公司。遇到席斯后，她就决定放弃中国的公司，结婚后去美国发展。「我不是因为他帅才喜欢他的，他人真的很好」，小徐反复告诉我。那时，不少北京女孩都以有外国男友为荣，年纪大一点也没关系。女作家们写书炫耀她们的浪漫而美好的跨国恋情，邓文迪嫁给默多克就成为了媒体的热点。 那时的北京，申奥成功没多久，一场 SARS 把中国的国际形象降到了极低点。外籍人士在北京难得见到。老外的优越感也还是很强的，通常只能到我院的国际医疗部诊治，检查费用是普通病人的三倍。但因为没有钱，小席和家属要求住到普通病房，而且选择了最便宜的四人间。 发热的外国人一来病房，患者们立刻炸了锅。北京刚刚经过 SARS 的扫荡，谁都害怕 SARS 复燃，更何况是个不名原因发热的老外，谁知道会不会是个烈性传染病。本来美国小伙入住的是个 4 人间，同屋的其他患者和家属都很不满，集体向护士长抗议。好在当时病房刚刚开张不久，空床也多，护士长当机立断，按照消化道隔离的标准给他安排了一个四人间--只有他一个人住。席斯住到了特殊病房了，他却非常生气：「他们为什么要歧视我！？因为我是外国人吗？」我耐心的告诉他：「不是因为你是老外，是因为你得的病可能具有传染性，他们害怕。」「.....，那你们医务人员不害怕吗？」小席问。「不会呀，因为我们都是医务工作者呀」，我微笑着说。他不知道的是，我们这个病房的医务人员全部都刚刚从 SARS 一线回来，既有丰富的传染病处置经验，也充满抗击病魔的勇气。为了防止不明病原体的播散，医护人员早就给他按照烈性传染病的护理标准开始护理和隔离，但是表面上又尽量做到人性化对待，不制造无谓的恐慌。小席安静下来，叹了口气，说：「谢谢你们，你们都是天使，帮我制服我体内的魔鬼吧。他很快就要来了。每隔几天，这个魔鬼就会出来，我就会发冷、打哆嗦、憋气、发高烧，持续 1 天。但是一退烧，我就又和好人一样了。」「你最近去哪里旅游过吗？」「我们两个人 2 个月前刚刚去过云南和贵州，挺开心的。可惜回来没多久我就忙着和她办理结婚和回美国的签证，忙得不行」。 我在病历里记录下这些信息，一边写一边想：这不是俗称的「打摆子」吗？可是常听说非洲和广东地区有，云贵高原可没听说有啊。再说他刚发病 2 周，超过了疟疾的潜伏期了，隔的时间有点久。疟原虫是非常细小的原虫，寄生在人的红细胞里，我只在大学的寄生虫实验课上看过，好像小小的红宝石戒指。老师说，只有在发热的时候才能在血里看到从红细胞释放出来的小小虫体，必须要很有经验的人才能看到。猜想归猜想，诊断还是要靠检查证实的。第二天讨论病情，陈教授进行了病情的全面梳理，也提出要把伤寒、疟疾等发热性传染病的检查都要好好做一做，尤其还要追一下之前在急诊血培养的结果。初生牛犊不怕虎，在细菌室，我拦住了一个看起来年纪较长的老师，他正要出门，被我拦住在老楼的过道里问结果，却面带微笑而且超级耐心的告诉我，结果还没出来，同时还针对我的问题指导我：伤寒诊断难度很大，肥达外斐试验的敏感性不够高，根据滴度变化判断需要较长的时间。值得推荐的快速诊断方式还包括发热时反复抽血培养，必要时可以抽骨髓培养。徐主任还对我这个低年小住院医说：如果我们送来标本，可以打个招呼，细菌室也会特意重点观察我们的标本。听到旁边人对他的称呼，我才知道他是徐英春主任！得到答案和知识，我高兴而温暖的走了，心想一个普通病人让我这个小住院医得到了协和这么多牛人的帮助，做协和内科的住院医真的很幸福。 席斯一住院就不烧了，可是我们不敢大意，手脚麻利的把各种检查包括骨穿都给他做了。病魔蛰伏了 2 天，果然卷土重来了。入院的第三天下午，经历了难得的 2 天平安无事后，席斯骤然寒战、高热，最高 40 度，他再度陷入昏迷。那天赶上我值夜班，白天的下午按要求在宿舍睡觉，接班时同事们告诉我，席斯和未婚妻疯狂的寻找我，希望我能在他身边陪伴他。果然，我一到他床旁就看到小席曾经帅气的脸庞晦暗如灰，嘴唇、口周泛起了大片的疱疹和焦痂，巨大的骨架筛糠一般的抖着。他的未婚妻躲到另外一张空床上蜷缩着，眼泪包含着泪水和茫然无助。「我来了」，我伸手握住他颤抖不止的手：「不要怕，有我在。」席斯睁开眼看到我顿时激动起来，握紧了我的手：「救救我，医生，魔鬼来了。」紧接着拉着我喃喃的说了好多话。我一边安慰他，一边轻轻松开他的手，并试图从他的静脉里抽血。这是一个高技术含量并高难度的操作，我要克服他的颤抖，将最粗的 20ml 空针针头插入他因发热脱水而萎陷的静脉里抽出 20ml 的静脉血液，随时可能因为他的抖动而导致针头扎破血管或脱出导致抽血失败。我一边用英语安慰他，一边飞快的带上无菌手套，将 20ml 空针筒换上了比较细的 5ml 空针的针头以减少他的痛苦，消毒-绑带-进针，哆嗦并胡言乱语了一下午的席斯居然在抽血的一瞬间乖乖的安静下来配合，一针见血。我赶紧把还滚热的血打到血培养瓶子里又做了厚血涂片，这才踏实下来。小徐在我抽完血后和席斯很不满的说了几句，她告诉我，席斯在发热时根本不让她靠近，一看见我就开始感激，包括承诺一定将来要帮助我去美国，他在美国的姐姐很有能力可以帮我找到美国的工作......我对他们微微一笑，谢谢你们，不过我相信我可以去美国，以更好的方式..... 第二天，席斯不烧了，可是以前回报的血培养和肥达检查都没有发现伤寒，好不容易的血涂片也因为放置了一晚上而凝固了，根本看不清。席斯的发热好像愈发的频繁起来，隔一天就烧一天。第 5 天白天，席斯又发起高烧，我们赶紧又抽了血培养和厚血涂片。这次为了万无一失，我们的实习医生亲自跑步把厚血涂片和试管送到了化验室。巧合的是，实习生刚刚出发，骨髓室给病房打来了电话，葛昌文老师在骨髓涂片里发现了疟原虫！很快，门诊化验室也传来捷报，血涂片里看到了大量的疟原虫。我们组里的医生们都开心极了，大家齐心协力一起为了他的疾病忙碌了几天真的有结果了。护士长马上申请到了一顶蚊帐预防传播。 恶性疟原虫血涂片 图片来源：Coatney GR, Collins WE, Warren M, et al:The primate malarias, Bethesda, Md, 1971,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可是马上又涉及到治疗的难题了。疟疾在北京很少见，用什么药能治？医院里能有药吗？感染科的盛瑞媛教授接到会诊电话就来了。大家赶紧扑上去问，盛老师笑眯眯的说：「没问题，就用青蒿素，国产的双氢青蒿素，效果很好，咱医院有货！」。这就是我对青蒿素的最初印象，简陋的小纸盒上写着「双氢青蒿素」，价钱便宜得很。美国大男孩席斯一脸茫然的听到我用充斥了大量专业词汇的英文病情介绍，然后乖乖的把这个中国产小药片吃了，此后我们提心吊胆的观察了几天。结果居然隔日就只有低热一次，此后再也没有发热， 1 周后痊愈出院！简直立竿见影！当时我对这个药物简直印象太深刻了，记得后来还仔细阅读南方周末的专题报道，青蒿素在非洲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真令人骄傲。 2007 年我才了解到屠呦呦是这个药的主要发明者之一。 2015 年她因此获得诺贝尔奖，实至名归。 青蒿素 图片来源：http:///101075/T1235191.html 在我们确诊席斯的病后不久，席斯的父母还专门打过一次越洋电话给我。席斯的父母是美国的中产阶级，信奉的是有机食品和天然草药，反对任何西药治疗。听说儿子确诊为寄生虫病，赶紧咨询了他们的营养师，然后转告我：多吃生姜和大蒜有益于驱虫。对于这样的指导，我也只能谢谢，呵呵了。我还告诉他们，青蒿素也来自草药的提取物，请放心，此药安全无副作用。小席回国后不久还专门请我把诊断疟疾时的图片发给他，美国的医生要看。不久，他还再次回信表示感谢，再次提到要帮助我出国的事情。我再一次婉谢。我知道席斯的未婚妻小徐不会理解。犹记她拿到美国签证的时候欣喜无比，告诉我去美国是她最大的梦想，「你知道吗，席斯没有他看起来这么穷。他的父母家还有游泳池呢。我终于可以实现我的美国梦了。你要是想去美国可以找他姐姐帮忙......席斯很感激很崇拜你呢，说你是个很棒的临床医生，还很漂亮......」，小徐眼神里充满了对美国憧憬，还有一丝对我的试探。我点点头，恭喜你们了，不过现在不想放弃协和内科医生的工作。小徐不知道，在协和医院，去美国进修学习的机会很多，包括每年住院医都有到 UCSF 培训交流的机会，还有著名的百人计划。我的同事们和前辈们都曾经有过美国学习的机会。去美国，于我，是个早就考虑成熟的问题，那就是：在中国做个好医生。即使去美国，也是为了学习，一定还要回中国来做我的临床医生，服务于中国人！ 果然，没有几年时间，中国如期举办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身为奥运村的医疗志愿者，我一边用英语为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们解答病情，一边体会着主人公的自豪感。有没有过几年，美国开放中国人自由行，我很顺利的拿到美国的签证到美国旅行，此后又通过学术交流的方式，既得以看到中美的差距，也自信的发现差距并非不可追赶。 然而，我仍然能时时感觉到中国人的不自信。近年来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愈加频繁。 2011 有一次一个青年医生沙龙上，我非常震惊的听到一个来之约翰霍普金斯的内科学和药学主任（退休）亲口说出对中国临床研究的定论：「中国的临床研究不可信。中国人没有信仰。中国的文化就是不诚信的文化。」我当场就表示反对，激愤以至于要落泪，而限于提问时间太短，没有能充分表达。更为让我心塞的是，当时在场的同道青年均保持了「礼貌性的缄默」，与开会之初大家争先发言提问的热情场面形成了鲜明对比。会后特意索到教授名片一张，准备择期写邮件用文字反击。回家后搜肠刮肚，撰写了一篇数千字的长文想说明中国人的文化里，诚信为本。同时在人类历史中，中国人为医学贡献做了很多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我转念一想，突然又放下了辩论输赢的念头，扣下了这篇文章。 我在等待中国人「赢得」赞誉的一天。我认为，在任何年代和任何情况下，辩论是无法分出输赢的，只有实力说话。「赢得」这个动词的核心含义是要「先赢」而「后得」。「落后就要挨打」。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服从丛林法则的，不去用实力赢，就会任人摆布。与其用文字反击，不如取得实战胜利真正彰显实力。青蒿素发明多年，救人无数，赢得世界美誉；汤非凡发现沙眼衣原体，并提前世界 15 年在中国消灭沙眼，无人能否，这些都是中国人务实求真，对医学做出的无可辩驳的成就。有些研究无需诺贝尔奖的肯定，仍然意义非凡，比如中国人自主研发的两弹一星、东风 5 号，比如自主制造的航母和大飞机。我们这些后来人需要做的，就是秉承并发扬先辈精神，做好科研工作，求真务实。我在等，等我和我的同道们，等仍然在医疗卫生默默耕耘的医务工作者和科学者交出一份更骄人的成绩，用事实和成果回击当年那位美国教授的偏见。对此，我特别有信心。因为早在 10 年前，在我在协和经历的这个病例上，我就看到了中国医学的信心：我们有经验最丰富，临床最细心最耐心也最有医德的医护人员，我们也有最紧密配合临床并紧追世界一流的实验室，我们还有完全自主研发特效药物的能力，我们完全可以做到世界最好的医疗。 那么，我们还需要等多久呢？ *文中图片均来自正版图库 作者：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 赖雅敏 主治医师 编辑：野西瓜苗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