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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涩人生(节选)

 yzsr273 2020-09-18

苦涩人生

作者 闫兔马

躲 难

1943年即民国33年的12月19日,也是农历十一月十三,我在榆次长凝镇东长凝村一个并不富裕的下中农家里出生了。
 
据父母讲,我出生那年,日本帝国主义正疯狂侵略中国,我们村北的土山上修筑着非常坚固的炮楼,炮楼里驻扎着日本人,所以村人称土山上为炮台上,至于炮楼里的日本兵是否经常进村骚扰掠夺,父母没有细说,我就不太清楚了。
 
我隐约记事起是从日本人投降后的1947年。当时,长凝一直是敌占区,驻有日本兵。日本人从炮台上撤走后,二战区的爱乡团又进驻长凝,长期驻扎在村北静乐寺的塔院内,并且经常进村折腾或到邻村掠夺,骚扰糟害百姓。长凝还驻有自卫大队,也常进村掠夺老百姓的财物。无奈之下,全村凡能走动的百姓于1947年开始往东“退却”(亦叫躲难),我们家躲到了石圪塔乡的庄窝村。在庄窝村期间是冬天,正好下了一场雪,连生火做饭的柴禾都没有,吃饭成了大问题。于是,我和几个同伴到处拾烂柴。一天,我们发现人们沤粪没有沤烂的高粱杆和玉茭杆,我们把它挖出来当烂柴拿回去将就着烧火做饭。我清楚记得一天清早,正准备生火做饭,突然锣声响起,锣是负责放哨的人敲的,敲锣表示接到“爱乡团”来村的情报,警示人们赶快撤离。我妈急忙把煮在锅里的南瓜捞出来,放到袋子里,把水一泼,父亲把锅装入行李袋,然后挑着行李,拉着我和姐姐,沿山沟跑到又一个偏僻的小村原家峪,躲到一个土山洞内,才松了口气。在原家峪村躲了十来天,打听到“爱乡团”的兵走了,我们全家才又躲回庄窝村。那一年的春节我就是在庄窝村过的。
  1948
年春,形势稍微松了点,“退却”(躲难)到山上的老百姓陆续往回转移,我父亲也跟着大伙儿收拾起铺盖卷回到东长凝村。由于走了一冬天,情况不明,人们都心有余悸,所以回到村里,人们未进大门,便先查看是否埋有地雷。我父亲小心地推开大门,一片凄凉景象映入眼中。院中荒草丛生,二战区兵闫匪军用刺刀挑烂的席片和枕头及枕头中的荞麦皮洒落院中。一阵悲痛涌上心头,父亲又气又急半天说不上话来,蹲在院中休息了一阵,才慢慢地缓过神来。收拾了大半天才安顿好,全家人住了下来。然而没过几天,又接到闫军入村情报,又得上山躲一阵,于是我们全家又躲到了东长凝村南一个叫柳沟的小沟里。柳沟过去曾经住过人,沟里原来就有我们家的地,柳沟与东长凝相距不远,我们住到那里后,白天经常爬上山头上查看村里的动静,如发现村里没动静,爷爷便把我往脖子上一驾马,然后驾着我回东长凝村,拿上食物后就赶快再回到柳沟里。就这样我们全家在柳沟里一直躲了两三个月。
 
到六月麦黄季节,一天,我爹在山头上看见东长凝村里黑压压一片人,悄悄到村口打听,才知是八路军的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团先在太谷打了第一仗,然后又返回长凝打敌人。八路军一来,闫军闻风而逃,我们全家又都回了东长凝村。然而闫匪军走了,剩下一小股顽匪却潜到静乐寺的“舍利塔”内负偶顽抗。潜入静乐寺的闫匪军,当时据说是一个连,实际上兵力只有一个排,排长姓闫,说话带哑,人称“哑嗓子”排长,这家伙非常顽固,八路军的部队白天就打了一天没有打下来,因“舍利塔”地形居高临下,地势险要,塔内的四周窗户全部架着重机枪,攻打时牺牲了我们的不少同志,最后,用话筒喊话让其投降,但那家伙死也不投降。晚上,八路军工兵从“静乐寺”的正殿后墙挖了个洞,到天刚蒙亮时,工兵从洞中越过,将炸药包靠在“舍利塔”上,点燃了导火线。只听轰隆一声,地动山摇,“舍利塔”身被掀到半空。然后,哗的一声响落到地上,随着“舍利塔”的倒塌,“哑嗓子”闫排长被活捉了,驻长凝的最后一股顽匪被消灭了。爆炸声惊动了村里人,天刚亮,我悄悄推开大门一看,满街都是八路军的部队。1948年7月19日,长凝宣告解放。我们全家和全村老百姓终于过上了安稳的生活,农民也可以安安心心耕种自己的土地了。

上学

1950年春,我背着书包走进学校读小学一年级。学校设在东长凝村旗杆院东厅。那时的学校条件不好,几个年级的学生组成一个混合班也称复式班,凑在一个教室里,老师是本村的宇三旺。一年后,学校迁到了村老爷庙。然而到老爷庙上学不久,母亲便因病去世,那时我才7周岁。母亲去世后,我开始和父亲、姐姐相依生活。
1955年春,东长凝村成立初级合作社,我爹报名参加了由全村有39户村民组成的初级合作社,当了喂牲口的饲养员。同年,我爹与本村楼只上(村地名)的柳润秀结婚,于是我有了继母。之后,我们全家就搬到楼只上继母柳润秀的楼院里去住。当时继母虽然不是很苛刻,但我心里还是不舒服。
  1956年夏,我小学四年级毕业,考到西长凝高校五年级就读。当时我的班主任老师叫高润莲,这位老师教学水平还可以,对教育学生有一定的方法,所以,在高校就读时还学到了一定的语文基础知识,对后来的语文水平的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57年秋,经人介绍,我姐姐嫁给了太原市大东关白龙庙街一个老家原是长凝辉举村的王姓青年王牛儿。姐姐出嫁后,家中便只留下我与父亲、继母共同生活。
  1958年7月,我高小毕业,正好长凝建初级中学,于是通过考试,考入了长凝中学,成为长凝中学第一届初中生。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的高潮,刚踏进校门不久的我就背起行李,随同两个班的师生投身到全国大炼钢铁的高潮中。我们学校所去的地方是榆次县境北鸣谦镇的西沙沟和赵家坡村。我们班住在西沙沟村,由于当时民工住的多,师生所住的家一无床,二无炕,全部打地铺。当时我们几个同学所住之房是院主人曾养过猪的西房,家里很潮湿,晚上睡觉不敢脱衣服,因为被子整天在潮湿的地下放着很冰冷,睡上一晚上第二天连身上穿的秋衣都潮湿了。在西沙沟时的生活是每早小米饭,中午带干粮在山上工地吃饭,每人两个半米半面馒头,在山里点柴火烤一下吃,觉得很快乐。快上冻的时候,留村社员都忙着收粮,我们从北山炼钢铁的阵地撤回来,直接到庄子公社的榆城坪大队帮秋,任务是帮助队里收枣。在榆城坪帮秋的日子里,每天三顿饭基本上是小米饭加白萝卜腌咸菜,我们几个同学每天还专门向做饭大师傅要小米饭锅巴吃。晚上我们住的是我们村村民麻铁柱老姨的土窑洞。住了一段时间,每天晚上身上痒,待集体开完会回到住处脱下衣服一看,浑身都是虱子,我和同学范爱全把衣服脱下来用火柴点着专门烧虱子听响声。帮秋一直到天气变冷后才回到学校上课。
  1958年秋,大跃进进入高潮,村里成立了食堂,全村人分五个食堂吃饭,我与父亲、继母在第三食堂吃。那时候一日三餐到食堂吃饭,每顿都坐桌子有人端盘子,过着快乐的大家庭生活。红红火火的大跃进成立了人民公社,公社成立的庆祝大会是在西长凝戏场里召开的。那天,真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各村排着长长的队列进入会场,当时长凝公社的全名叫“长凝红星人民公社”。
1959年是更大跃进的一年,59年的春节,上级号召过开门红春节,大年初一不休息,我们在校读书的学生们也不例外。全队社员在饲养处起圈积肥。年前安排过年每人发了一斤半白面,除夕和初一的一日三餐在家吃,初二起还回到食堂吃。由于1959年更大跃进,学校的上课时间也不正常了,每天课间操时间学生都得到东长凝砖厂搬砖,准备盖教室,因为我们考进中学时暂住的是西长凝村有钱人家的院落。就这样到了麦收季节,我们又到农村帮助抢收小麦,到了秋季又到村帮助采摘棉花。此外,学校还要搞勤工俭学,于是正式上课时间占的比例很小,学习课程很吃紧,再加之家庭、生活等因素,我的学业成绩降至中下水平。
  很快到了1960年,国际上苏联政府单方撕毁合同,撤回在华专家1390人,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国家处于困难时期,我们吃的大锅饭也开始节约。
  1960年5月,我们学校响应国家“兴修水利”的号召,赴交城县修建文峪河水库,我随我校初二班的同学奔赴文峪河水库工地。当时我们住的是交城县下广兴村,文峪河水库是号称十万大军的建筑工地,我们昼夜三班轮流上班,由于干活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人们都累得疲惫不堪。到夜班时,有的人步行在大马路上竟能人靠着人睡着。那时候的我年龄小,受不了苦,只干了半个月就病倒了,于是老师便让我与几位年龄小的同学一起返回学校。
  回校时正赶上麦收季节,我们全班同学去了郑家岭村支援麦收,麦收完了回学校开始上课,上了不到两个半月的课程,到秋收季节又开始到山区大队帮秋,直到秋收完了才回学校上课。
  就这样我度过了中学时代,我的中学时代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和国家困难时期,学业历程是不间断支援农业生产,生活基本是以糠菜代粮,因此三年中学生涯,我的心思不在学习上,学习基本成了一种应付,并没有学到什么知识。就这样马马虎虎于1961年7月,初中毕业了。毕业那年,正赶上国家号召知识青年返乡参加农业第一线。于是我便响应号召回到村里参加了农业生产。

“四清”

1965年9月30号,农村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叫四清运动)。住村工作队的队长叫梁斌秀,我队的工作队组长梁丽珍,有个工作队员叫王全荣,是太谷农学院的学生。1965年的四清运动确实是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热情与积极性,社员们白天在地名叫“麻湾”的河地大搞挖渠改碱劳动,晚上全村开大会。那时候,社员们白天劳动干劲冲天,晚上开会人山人海,而那时的我,思想比较落后,什么事情也不愿意干,每天吊儿郎当,不积极上进。有时还要和工作队的同志吵嘴顶牛。
  1965
年春节过后,也就是1966年春,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工作队进行了调动,我们村又从相立村调来了山西广播电台副台长赵斌任副队长。赵斌的工作能力很强,他驻村后通过深入了解,知道我是返乡知识青年,在农村大有用武之地,那时的农村正是缺少文化人才,所以,赵斌队长多次找我谈心,用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鼓励和教育我,使我思想上大大提高了一步,之后,村党组织又让我参加了整党建党会议。会议是半日制,上半天参加集体劳动,下半天集中整党。通过几个月的整党建党会议,我思想上有了更大的提高,浑身的干劲也释放出来。3月初,我被党支部确定为党员培养对象,并被选为东长凝大队民兵营营长。
民兵营长
 
任民兵营长后,我有了展示能力的平台,工作更加积极,白天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中午休息时间写十字街口的黑板报,像“楼只上”、“十字只”和“小井儿”等地段的黑板经常刊登一新。我还对各排的民兵排长进行了调整和充实,加强军事训练。转眼迎来麦收季节,我带领民兵积极参加麦收,并参加了护麦工作。麦收工作结束后,紧接着便是保护大秋,我又参加了保秋队伍。保秋工作还未结束,已近冬季来临。就在冬季来临之前,便开始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全村10个小队每队抽调15个青壮劳力,由我带领进行深挖坑种玉米丰产沟。那时我带的这支150个青壮劳力组成的专业队真是干劲不知道有多大,每天所干活儿的数量都出乎领导的想象与安排,真是拉到哪里干到哪里,被大队誉为“飞虎队”。冬季来临,便是民兵工作大训练之期。当时的民兵工作抓的很紧,我所搞的民兵工作在长凝公社是一流的。无论是学习开会,民兵训练,还是深挖地道,都走到了全公社第一位。早上训练民兵,我们村的民兵营搞得最早。公社武装部还没有号召让全体民兵清早出早操训练,我们村的民兵营就早已开始了。而且,我们营全体民兵排好整齐的队伍去公社所在地西长凝训练,以此唤醒公社武装部和西长凝村的民兵对出早操的响应。那时,早上一声军号响,不用20分钟全体300名基干民兵便可集合完毕。东长凝党支部也非常重视民兵工作,支部书记杨春有经常和民兵干部一块开会学习。学习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思想教育是提高人们素质的根本保证。我们东长凝民兵营的工作把学习和思想教育形成一种常规性制度,排长以上干部就跟小学生上课一样,每晚按时签到,根本不需要广播喊叫。有时党支部会议在西房,我们民兵学习会在东房开,两家真的还较劲呢?开完会后,其他人散会,而支书杨春有总要留下来和我们一块儿活动谈心,对民兵工作的开展起到至关重要作用。那时上级武装部还没有号召和布置工作,我们东长凝民兵营早已开始干了。比如我们营执行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的伟大号召,每个青年民兵白天参加集体劳动,下午和晚上夜战挖地道,他们的热情与积极性令人感动,从下午开始有时晚上都顾不上吃饭,连夜接着干。我每天抽晚上时间专门深入各点检查进度,特别是挖到深处出来休息的民兵,脸上被煤油灯熏得黑黢黢的,加之飞土加身,真是像下煤窑的煤矿工人,看了真叫人又痛心又感动。我所带领的民兵工作,不但军事训练和各项活动在全公社领先,在其他各项工作中也真正发挥了青年突击队的作用。
  1966
年初秋,不知是上级武装部门有意考核我们东长凝民兵工作,还是确有特务组织搞破坏活动,公社武装部通知我们,组织强有力的民兵骨干,每天夜间坚持在八达村至西沟村一带巡逻值勤。接到通知,我们立即组织以一排长宇周贵、四排长宇双全、五排长麻贞柱、九排长张联玉等十名骨干民兵,全副武装,佩戴子弹,坚持每晚巡逻在八达河滩和西沟村口一带,从西沟村口场儿上分工后,各自坚守,除巡逻流动执勤岗外,大部分同志坚持蹲守在玉米地里,窥视动静。秋天的玉米地里,午夜后露水挂满尖杆,随着秋风的吹动,仿佛就像下起蒙蒙细雨。秋天的蚊子咬起人来真是够呛,但我们的同志坚持蹲守在地里直到通宵,满腔的革命激情在每个民兵身上折射。第二天清早,同志们穿着湿淋淋的衣服,整装回家,吃过早饭后都不误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1967
年下半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各派之间的斗争越发激烈,我们长凝公社因地处交通要道,两派组织经常不断来长凝搞派系斗争。如此局面,把我们大队库房老保管员张四蛮吓得不轻,他一直找支部书记杨春有,让派些民兵保护大队库房,因楼院库房建社以来一直是全大队的粮仓,而且张四蛮还保管有一些现金,他怕造反派来抢他的财物。支书杨春有跟我商量,给派了六名基干民兵常年晚上睡在楼院石板院的南房里。当时为了鼓舞大家的情绪,我也参加了值勤守库队。同志们坚守了大半年后,除宇有生、宇双全等几名同志回到小队外,麻贞柱在库房一直坚守了一年多,和老保管张四蛮一直睡在楼院的库房重地。就是这样,我们的民兵同志不仅晚上守库,白天还不误小队的集体生产。

“黑枪案”
  1968
年春,我们长凝公社继续落实在“四清运动”中没有得出结论的遗留案件东长凝村的“黑枪案”就列为重点案件来督办。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的贾君谊同志亲自过问此案,并确定由时任村支部书记杨春有亲自挂帅主办,我和老支书郑惟、副书记宇有儿协办,还从各小队抽调了些得力助手。
 
查办此案从年后开始,一直到大秋作物下种、锄完后才结案。当时采取把“黑枪案”的嫌疑对象隔离在楼院大队库房办公室,用执勤人员轮流守护,家中给送三餐。因为东长凝的“黑枪案”发生在建国初期1950年春,是轰动榆次地区的大案,当我们重新调查此案时,专程到榆次找到当时主办此案件的时任榆次收容迁送站负责人李彦宏同志,他给我们详细讲述了当时情况。那天夜里,东长凝全村召开闾长以上会议,当人员到齐准备开会时,突然从外面射进一枪,子弹穿越窗户打到衣柜拐角处的墙壁上又反弹回来,打穿宇冬生的胳膊,又射中孙拴虎的腿。当时全场人员都慌了神,以为是工作队员带的枪走了火,有人赶忙去摸工作队员的抢,结果没带枪。有人赶忙跑出去寻找打枪者,但出去寻找时,人早已逃之夭夭。报案后,榆次公安局全力侦破此案,李彦宏同志是主办者,办案到关键时,他们把全村民兵的枪全收起来在车家湾用毛毡泼湿水,一支一支射击取样,最终确定是一颗“七九”步枪子弹,枪支已经确定,以枪找人,范围缩小。正当案件查办在关键处,一天夜里。刚解放的榆次城,一夜之间从北门至南大街都贴满了反动标语。当时因警力有限,把侦查此案的干警全部调回榆次,此案就此搁置下来。“四清运动”开展以来,又把黑枪案定为重点,从新组织人员里查外调落实证据,得出结论。但四清运动还未全部结束,随之开展了文化大革命,案件又一次被搁置。这次我们在公社领导的重视参与下,必须把多少年遗留下的案件进一步查清,得出结论。
 
“黑枪案”的调查开始了,我们负责外调工作,确实非常辛苦。有一次,我和老支书郑惟去运城调查时费尽了周折。我们去运城是寻访当时“四清运动”中具体主办此案的副队长赵会员同志。我们乘车到达临汾师大时,经过了解,老赵已去了运城虞乡的“五七”干校。我们饭都顾不上吃,急忙又赶往运城虞乡。到了运城虞乡,已是凌晨时分,我二人在火车站候车室坐了半夜,肚子饿的咕咕响,但半夜的车站哪里也找不到吃的,二人只好饿着,干瞪着眼睡不着,一直熬到天刚亮,急忙直奔“五七”干校。去了干校一打听,老赵已到省城太原党校了。饿了两天,最后却扑了个空,这时才想起吃口饭坐车返回。那时浑身的力量不知有多大。回村后向书记汇报了情况。第二天,我们立即又去榆次的“一三九”、“休干所”等地调查。那时不光是我们辛苦,就连在家工作的公社书记贾君谊也是半夜饿了啃上个自己带的窝头,我们辛苦更谈不上什么。经过几个月的内查外调,全体办案人员共同努力,最终使多年遗留的问题得出结论,存放了档案。

太焦铁路3202工程

1970年7月,榆次成立“3202”建设兵团,长凝公社也相应成立“3202”榆次铁路建设民兵团长凝民兵连,公社党委研究决定由我任连长带队赴3202工程太焦复线铁路建设工地。1970年7月19日,我带长凝民兵连以独立团基干民兵编制整装出发,奔赴铁路建设工地。第一战役,我们连驻在郭村,配合其它连队突击修通太焦铁路复线运输通道榆次郭村至太谷王公路段公路拓宽基础工程,经过一月有余的大会战,工程突击完成,初战胜利告捷。
  第二战役转到修文站台工地,驻地在陈侃村。修文工地工期短,任务重,铁路建设指挥部通知各公社继续增人,我们长凝民兵连由初建的130余名民兵,增到近280余名。编制扩大了,但连队的纪律非常严明,全体民兵按军事编制,分排、班组建,行动军事化,除白天正常班外,有时晚上经常加班,每天清早天刚闪亮全连便出早操集合训练。训练由懂军事要令的教官担任,我们连的教官是北蔺郊大队复转军人邓年喜,由他专门负责早上起床吹号,清早军事化训练。当时进入铁路工地时上级就有要求,必须由独立团基干民兵上阵,所以这批人来到工地,还须按在村的民兵各种制度执行。那个时代的民兵觉悟非常高。全连民兵听从指挥,服从命令,艰苦奋战在修文站台工地,再苦再累不下战场。如此大战八个月,圆满地完成了指挥部下达的工程任务。
  紧接着团部又命我带长凝民兵连开赴太谷县牛晶坪工地,配合中铁三局第三工程处第二工程段施工。牛晶坪工地位于深山峡谷,所有工程为垫路基、砌护坡、打山洞,劳动强度大,任务艰巨,但无论哪项工程,我们长凝连都冲锋在前,出色地完成上级领导分配的每一项任务,多次受到3202工程指挥部、榆次铁路建设民兵团党委以及中铁第三局第三工程处党委的表彰与奖励,历年被评为先进连队。我也于1973年底出席了中共铁三局第三工程处党委召开的“双先”表彰会,会上我们长凝连被评为先进连队,我本人也被评为优秀民兵连长。
牛晶坪工地工程的战斗是艰巨的,至今回忆起来,都令人胆战心惊,心有余悸。牛晶坪工地工程是配合铁三处二段打通牛晶坪2号隧道,那项工程的艰难真可谓耗尽了我半生的精力。长凝民兵连的全体民兵都是从未在山洞中劳动过的农村青年,如今钻在这山腹中的深洞中劳动,都是心情既复杂又害怕,身为一连之长的我的心情也非常矛盾和复杂,既深感任务的艰巨和使命的光荣,自豪的是上级领导能把如此艰巨的任务交给长凝连来完成;担心的是长凝父老把一百多名青年交给以我为首的长凝民兵连,我必须把他们安全带来,安全带回。高度的责任感,让我视每一个战士为亲兄弟,把安全施工视为头等大事。工程艰巨,责任重大,如何做到安全生产是摆在我们连队领导面前的重大课题,当时与我紧密配合的副连长张月友是位忠厚老实具有一定领导艺术水平的青年干部。我们二人密切合作,每班他都坚持带班领工,紧把质量关,我抓紧政治教育与安全教育,使工程进度日日刷新。一天夜班,隧道掘进到350米,正当施工关键时刻,也恰好,那夜正是我带班施工,洞内清渣封口,生产到九点多,忽然听到洞内一阵慌乱,掘进段传来消息,二段施工安全员王国安炮后撬顶被脱落的大石块压在下面。闻讯,我立即跑进洞内出事点,当时已有十余人在撬动压在他身上的巨石,我和他们一齐动手用撬杆慢慢移动巨石。经过十几分的抢救,终于把人从千斤巨石下抬出来,但不幸的是人已被压得粉碎了,战士们把王国安放在担架上,立即抬出洞去。上班作业前,我还曾看见到王国安同志进洞施工,但时间不长就失去年轻的生命,当时,在场施工的战士都忍不住留下眼泪。出事后,我立即集合当班战士,停工回连开会,趁势再进行安全教育。但尽管抓紧教育,仍有一部分战士士气低落。关键时刻,如何摆脱阴影,必须舍身为公,保护民兵,完成工程。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随着时间的推移,广大战士心情平定下来。工程质量进度又如同以前,日日猛进。
  牛晶坪隧道事故不久,不幸的事又发生了。3号明洞清渣时,不幸将张保生炸伤,当天也正好是我带的班。上班后,经过一阵紧张战斗,原有石渣基本清完,剩下大石,需要用炸药爆破,全班出洞小憩,爆破员郑保祥、宇安俊、田计成进洞装炮炸石。当时记载装炮12响,点着后只听得炸响11炮,还有一炮未响,而这炮正是明洞出渣的3号出渣口。炮响后还未等洞内的尘烟落尽,张保生从3号出渣口冲进去点炮,当他进洞一手抓起导火线的那一刻,只听得“轰隆”一声,进洞的张保生被炸了个反面。“不好了,出事了!”一排长宇喜兔、爆破员宇安俊等立即跑进洞将保生抱起。保生的脸已被炸得面目全非,两眼已流了血水,我赶忙让宇排长找来木板,抬起张保生立即送往团部卫生所。
  施工洞口工地在半山腰,往团部是下坡,几个战士抬着跑得飞快,我一手握着保生的手,边跑边叫着保生的名字,让他坚持住。从施工现场下到去团部的大路,我让宇排长他们抬上往团部走。团部驻地离我们连驻地隔有千米,我立即跑步回连部找带队干部徐大声。去连部也是上坡路,当时只觉得两腿是用力跑步,但就是跑不出道来。当我从食堂把正在吃饭的老徐抓起来的那一刻,急的话都说不出来,直到拉着老徐往团部走的路上才告清楚他保生出大事故了。我和老徐去了团部卫生所时,团部医生说,张保生伤势太重,应立即送往太谷大医院救治,并立即电话叫来分指挥部救护车,赶忙送往太谷铁三处医院,我立即安排副连长张月友随同前往太谷县。经过抢救,多方精心治疗,保生最终脱离险情,万幸没有造成残疾,而我却因心情着急,上连部叫老徐时两腿用力过猛,以致事后两个月了,两个腿根还在疼。
  两次重大事故,给我的思想加上了千斤压力,身为一连之长的我,才真正理解和懂得了领导干部的责任性,领导干部在关键时刻应该如何应对。两次重大事故,也使个别战士思想上也产生了恐惧心理,如何稳定好全连一百多战士的思想情绪,完成当月的工程任务,保持长凝先进连队名誉,这是对我这个连长的严峻考验,也是对连部每位领导的考验。于是我多次召开安全施工会议,进一步加强安全教育,通过会上讲、工前讲,让每位战士树立安全是生命的忧患意识。经过一段时间的大抓特抓安全教育,全连战士的思想情绪逐渐稳定下来。生产劲头不减以前,最终在牛晶坪隧道配合三处二段施工中取得了更加优异的成绩,受到三处党委的好评,年终又一次被评为全团先进连队。
  1973年春节过后,我们长凝连迈着矫健的步伐,接受了3912工地清渣任务。正月初六进入工地,初七开始施工生产,正月十四我让厨房把连队养的一头肥猪杀掉,准备过好正月十五。

第二天十五过节正好下了一场小雪,到上班时间,临近所住几个连队迟迟还未行动。我们连带头出工,因为我们连是全团先进连队,必须起到表率作用。我安排副连长张月友带班上工地,又到厨房安排炊事班长宇英旺,中午必须给每位战士吃到半斤大炒肉刀削面。当我们连战士出工时,就听到山对面有的连队战士说些不干净的脏话,不管怎么讲,我们是全团先进连队,必须带头上班。
   进入工地后,我们连的任务是清渣装小火车,装一趟小火车用一小时左右。装完第三趟小火车,时间已近十点,爆破员开始打炮眼装炮,为中午放炮备料。打炮眼遇上块石头地段就得用少量炸药冲一下,就在工地西侧冲眼时突然飞出一块小石,正好击中战士李二喜的头部,二喜疼得蹲坐在出渣车上,一位战士急忙喊:“二喜受伤了。”我赶忙跑过去,一手捂住伤口,一手扶他坐好,然后让战士背起二喜送往二段医院。去了二段医院,因医疗条件有限无法救治,简单包扎了一下,便往分指挥部打电话,叫救护车拉人往太谷医院送,但因当天正好正月十五过节,无法联系救护车,只好等进山送料车到来搭车送往。一直等到下午二时左右,一辆装料的解放车来了,我立即上前与司机联系,让帮助送往太谷医院。司机姓刘,二话没说就答应帮助护送。我让副连长张月友一同送二喜去太谷三处医院治疗。我们把李二喜抬进司机室,车行至张庄村口时,分指挥部的救护车来了,接上二喜飞速送往太谷,送到太谷晋中二院进行急诊抢救。
  当晚,召集全连开会。会上就当天所发生的事故进行了分析,认为事故的造成,纯属麻痹大意,对爆破员进行了严厉批评,对战士的麻痹思想进行了再教育,要求每个战士必须牢记沉痛教训,散会后每人写好一份安全保证书,订出个人安全计划。
  开完会我回到连部,一边等太谷晋中二院打来的电话,一边写当天事故的情况。11点多,急促的电话铃声响了,闻雅治副团长在电话中说:“兔马,你立即下团部一趟,李二喜已经死亡。”二喜“死亡”的消息如五雷轰顶,我顿感头晕目眩。放下话筒,我赶忙叫起熟睡的爆破员宇安俊一同向团部赶去,当见到面带愁容的闻副团长和政工组长于振林时,我已被惊吓得无所适从。闻副团长说:“兔马同志,要冷静沉住气,搞这么大的工程,事故是难免的,但要从中汲取沉痛教训,对战士再进一步加强安全教育。”于组长说:“明天你向团部、分指挥部书面写出报告,再派人回公社告知老徐,并让老徐及时通知死者家属。明天你下团部来,咱们去二段找于段长商量买棺材的事宜。”团部领导安排完后,我和安俊回到连部,连夜书写事故死亡报告,整整一夜未能入眠。天亮后,立即派宇安俊回公社通知老徐。宇安俊走后,我立即组织全连开会,通报二喜死亡的消息。再次提醒全连战士从事故中接受沉痛教训。
   散会后,战士们吃过早饭由二排长赵双成带队上工地,一排长在连部招呼来我连做花圈的其他连队的女同志。当天棺木做好后,我一看,样式不好,厚薄不一致,我立即去二段找于段长商量。于段长很不高兴地说:“木头已经做好了,不合适你们自己派人做,我们提供木料。”于是我又派一排战士刘东祥、李楞虎、李兴旺等八人连夜赶制。经过一天一夜紧张打造,一副厚度30公分的棺木终于制作完成。全团各连安排在我们连做纸扎的女同志也加班加点按时完成做纸扎活儿。安葬的那天,我跟随运棺车去太谷医院太平房给李二喜理了发,然后又护送回长凝壁达村埋葬。

事故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日日夜夜沉浸在苦思冥想中。那次事故的教训是深刻的,对时下的工作压力是极大的,如何把全连战士的恐惧心理释放出来,使全连战士从思想上、精神上有一个极大转折,作为一连主要负责人,我和副连长紧密配合,紧紧抓住这次事故教训,加强学习,加强教育,开展安全防患意识教育,要求全连战士从事故中吸取教训,保持优秀连的战斗力。自那以后的生产中,工地放炮时间规定12点,爆破员郑保祥、宇安俊在炮后的半小时如果回不到连队,中午这顿饭我就难以入口。为确保安全施工,事故后思想教育一抓再抓,安全制度严格再严格,连干部跟班制度决不贻误。三个多月的艰苦战斗,3912工地清渣任务顺利完成,紧接着我们连又接受了3909护坡工程。
  转战3909工地,当时正值炎夏,在深山峡谷中砌石头护坡,战士们面对的是百斤以上大石块。盛夏的深山峡谷,阳光直射,工地正好是一个大弯处,通风不畅,战士们冒着酷暑,把大石块赤着肩膀往护坡上扛,由于开水也没有及时供上,战士们渴了便喝些阴冷的沁山水。如此大干了20天,全连就有百分之六十的战士拉起了肚子,病倒了一大半,就连带班的副连长张月友也病倒在床,另一名副连长孙毛猴接着上阵,但带了几天班也病倒了。面对此种情况,我既急又怕,寝食难安。当时已有半年多时间没有回家,家中既有七十多岁的老父亲,又有四个孩子需要照料,家中的重担就压在妻子范月英身上。然而,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着自己在关键时刻,必须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坚守工地,放弃回家,坚持和战士们日夜奋战在施工工地上。于是我从抓好食堂管理入手,安排好战士生活,终于使战士们的体质渐渐恢复,我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经过近四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又一次光荣地按质按量完成了3909工地砌护坡的艰巨任务,再次受到团党委、二段党委的表扬。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那时虽然带的是工程建设单位,但政治思想教育一刻也没有放松。全连战士一进入工地就养成每晚坚持学习、开会,布置第二天施工任务。特别是进入牛晶坪隧道施工工地,对学习政治和安全教育摆在全连工作首位。由于加强了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大大提高了全连战士的文化素质,促进了每项工程的施工进度。3202铁建完工回村的西长凝村民侯爱林深有感触地说:“当年我们在铁路上每天坚持学习,不但没有丢掉我们上学时学到的知识,而且还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对今后工作用处很大。”
  几年来,我们长凝连之所以能成为3202工程榆次民兵团的先进连队,并荣获先进连队的光荣称号,除工程质量完成得好、进度快以外,最根本的原因是始终把政治学习、思想教育放在首位,故而永远强胜。在3202工程榆次民兵团提起长凝连,那是享有名气的连队。

学大寨

1976年10月中旬,由县委组织到寿阳县城关公社草沟大队参观学习草沟学大寨的做法与经验,听取了时任寿阳县委副书记草沟大队党支部书记潘华同志介绍草沟学大寨的做法与经验,并参观了草沟大队的农村建设。看了草沟,我心情非常激动,急想把草沟经验一夜之间学到手,一年把东长凝大队建成学大寨的先进大队。草沟参观学习后,又去祁县九汲大队参观。九汲大队党支部书记杨永海同志已升任祁县县委书记,未能见到,只参观学习了九汲大队学大寨的典型经验。之后又陆续参观了浑源县什义号大队,应县的东辉耀大队。通过参观学习各地经验,更增强了我学好大寨的革命热情与信心。初冬,我又赴大寨参观学习。在大寨参观期间,参观了学大寨的先进大队石坪,在党支部书记陈有堂引领下,观看了石坪大队新农村建设全貌以及石坪人民在他带领下,艰苦奋斗学大寨的先进事迹。并参观了昔阳县西古壁大队改河造地工程。西古壁工程气魄真可谓《愚公精神》再现,西古壁大队党支部书记李七毛同志给我们介绍了工程的规模、完成的时间和所获得的效益,他们的口号是:“劈开寨岭山、打通老坟湾、垫地300亩、产量翻一番”。我们去时寨岭山已经快劈通,水流已经能顺渠流过,但他们还是继续往宽打,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那学大寨的气魄真是惊人。在西古壁参观时我听人议论,李七毛同志很快就要调到我们榆次县担任县委书记。从昔阳回来后,我更是激动万分,为什么别人能干成的事业,咱为什么干不成。于是我暗下决心,朝着一年建成大寨县的宏伟目标前进。
  1976年冬,尽管虔心学大寨,但年终各项指标没有达到上级党委要求,冬季整党建党时,我三次检查过不了关。第一次检查后,驻村工作队赵改明深刻指出,东长凝支部工作没有上去,是因为路线执行得不好,工作中存在扯皮现象。接着老党员杨福寿、妇女干部李拉小都在会上提出了批评意见。李拉小说:“尽管秃只(我的小名)回村担任支部书记,作风上有了很大改变,但各小队之间的工作发展很不平衡,支部成员发挥作用小。”通过大家诚恳发言,我认识到,要学好大寨光靠感情是上不去的,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党支部班子,支部一班人要坚强团结,共同奋斗,把全村群众凝聚在党支部周围,才能在学大寨的路上突飞猛进。冬季整党后,我们党支部认真研究分析了学不好大寨的原因,而后支部成员带头抛包袱,表态表决心,来年猛前进。
  1977年,学大寨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更大高潮,原昔阳县界都公社西古壁大队党支部书记李七毛调任榆次县委书记,榆次县也被确定为1977年一年建成大寨县的县。七毛书记是昔阳县学大寨的尖子书记,对学大寨工作自然抓得更紧,要求更高,他要求全县人民苦干加实干,一年建成大寨县,提出各大队必须上马一项突出重点工程,我们大队确定是东河“带土淤地”工程,就是把涂河水从原高灌站泵房抽水送上其窑沟,然后顺沟流下,路过沟口,然后再把道西边大土山用炸药炸松,人工推到下流的水中,让流水把黄土冲到公路南的按2分地一格围好的方格内沉淀淤地,一般连续灌满两次水就可淤成标准水浇地了。那时,我每天带领大队两名电工张余只、杨根玉坚持抽水淤地,中午自带干粮,渴了喝河水,这样一直坚持大干了三个多月时间,平坦整齐的20余亩河地淤成了。李七毛书记对此项工程非常赞赏,多次亲临工地指导工作,时至今日,改造好的田里还长着旺盛的庄稼。
  1977年是华国锋抓纲治国“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之年,也就在那年,大自然恩赐,气候非常适宜,风调雨顺,盛夏季节,晚上下雨,白天日晒,庄稼长势非常喜人。大寨精神的贯彻,夏、秋作物的管理,经过一年大干,全村粮食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达到230万斤,是历史上的丰收年。

办企业

1983年春,在改革春风的吹拂下,长凝公社改制为长凝乡人民政府,我不再担任行政秘书工作,调到新成立的乡经济联合委员会任副主任,主任是安太旺同志,我和另一名副主任范九练同志配合安太旺主任主管长凝乡的乡镇企业管理工作。6月份,我又兼任了乡镇企业管理员工作,那时行政领导归乡党委、政府,业务工作由榆次市乡镇企业管理局领导。之前,还曾由我们公社调走的党委书记姚建章同志担任过一段叫“社队企业管理局”,地址在榆次猫儿岭榆次尼龙制品厂院内,而后市、县合并后就由市乡镇局局长陈秉尧任榆次市乡镇企业管理局局长。陈局长对工作要求非常严格,全镇所有集体企业或个体企业必须详细造册登记,每月上报企业名称、产值、利税、利润及新上项目;每月一次例会,上报当月数据,并要求管理员深入企业,出谋献策,帮助管理。
  改制后的长凝乡政府第一任乡长康建国非常重视乡镇企业发展,专门带领我和长凝锻件厂李栓青厂长到山西盂县东木口公社参观他们生产的小型切脱机和抹墙用的麻刀,利用收购的烂麻绳为原料,去河南省新乡地区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刘庄大队考察他们大队企业研制的奶粉机。去时正好见到刚从北京开会回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河南省委委员、中共新乡地委副书记、中共新乡县委副书记、七里营公社党委副书记、刘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史来贺同志,他对我们很热情,还给我们介绍了刘庄大队农业、企业的发展情况,介绍全村人民在他带领下过上基本供给制的集体生活的情况,并带我们实地察看了他们生产奶粉机的基地、社员们领取食品的供应商场。看了后真让人感动不已,启发很大,康乡长表态说:“回去后,咱们利用河滩地的优势把东长凝、西长凝、壁达、南合流发展为奶牛养殖基地,这样,既发展了长凝乡的养殖业,又有了奶源基地,带动了长凝人民就业门路,致富长凝人民。”从外地考察回乡不久,机器便从河南拉了回来,然因设备较为简单,奶粉生产出来后还得人工包装、筛制,尽管安装有紫外线杀菌,但还是不合格,于是我又带人多次去咱们太谷奶粉厂培训学习,但最终没能生产出合格奶粉,以致设想未能实现,奶牛相应的也没有发展起来。由于奶粉没能正常生产出来,我又与杨林荣结合长凝生产有名大蒜的优势,“涂河牌”陈醋的有利条件,开始在奶粉厂基地研制“蒜醋”,即用食醋加入酱油、食盐、味精、生姜、花椒大料等十余种附属材料,通过浸泡腌制大蒜,用于人们吃水饺一类食品时食用。研制出来后,曾经带上样品,去太原名店“认一力”饺子馆联系推销业务,并找到该店负责人,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淑贞同志。经过推荐产品商谈,李淑贞给我们讲明他们饭店是国营饭店,所用食品必须由国营单位购进,他们所食用的醋是国营太原酿造厂供应,决不允许从其他地方购进。之后我们又跑了太原多家饭店、食品店,都事与愿违,没有成功。最后通过市场调查,研制油炸素丸子包装销售,但还是未能如愿。
  1984年初春,针对长凝锻件厂所设针织车间在一个厂区内生产的现状,我和企业及乡领导研究后,决定把两家分设开来,既解决了锻件厂生火、针织产品怕火的隐患;针织产品也能扩大再生产。这样在针织车间基础上建起了长凝针织厂,厂址迁到原长凝农机站的大院内。我又兼任了长凝针织厂厂长。当时从锻件厂分出来时,只有8个女工,两台手套机,两台横机。迁到新址,在原有旧厂房的基础上,进行了维修与扩建,又新盖了三间车间和三间销售门市部,在大搞基础建设的同时,又多方面筹集资金,新增了两台横机和两台手套机。新机器购进安装后,我先抓好技术骨干的培养,再抓住产品质量和产品花样形式,然后抓各种制度的健全落实和全体职工的思想教育,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促进了企业发展,生产出了质量非常合格过关的产品。与此同时,我们还经常派出技术人员到外地参观学习,从而使产品质量更加提高,产品样式更加新颖美观。当时所生产的青绒羊毛衫远销到内蒙的丰镇和呼市一带,山西的大同、忻州等地,还有本地八大供销社都购进我们的产品。
  产品打开市场后,由于机械少,产品供不应求,采取了两班工作制,除白天深入调查摸清下面各村企业发展情况完成管理员的工作职责外,大部时间还需经常蹲守在厂内,特别是夜班,更必须坚持跟班常守。有时还必须抽出一定时间出外地参观取经学习。有一次我和副厂长张月友去内蒙丰镇开拓产品业务,适逢秋冬,晚上下了火车,真把人冻得够呛,宁受冻等到天明才找到客户住地。那时我本着艰苦办厂的精神,一般到榆次毛纺厂进材料都不雇车,就我和副厂长张月友用自行车往回带,饭都舍不得从榆次吃,待回到厂里才吃碗面。
为了搞活针织厂经济,1984年秋冬,我和峪壁大队会计张润友到河北省元氏县东正乡毛纺厂购进一批既经济又实惠的青绒毛线,扩大了业务,满足了群众需求。
当时已是秋后,气候已渐寒冷,当我们从元氏车站下车时,已是凌晨四点,经打听毛纺厂离火车站只有25里,夜间没有通往乡镇的任何交通工具,我们二人只好趁着夜色沿公路步行到东正乡,肩上还轮流扛着一箱山西老陈醋,到厂时已是早饭时分。东正乡毛纺厂原是个乡办企业,改制后,由于资金不足,故而停产,库存一批青绒毛线待销。我们通过验看产品,经过价格协商,最终达成协议,同意购线4吨,三日内提货。第二天,我们乘坐一辆进城拉货的三轮车返回元氏县城,购票回榆。第三天,我们雇了一辆大货车,由东长凝汽车司机宇文顺练前往拉货。宇师傅对我们 这次运货很负责,为了节约开支,路上只吃了些便餐,只用了一天时间久按时运回了这批毛线,满足了乡镇四大供销社的需求,也方便了群众。
  那时,由于办厂经验不足,又是初次办厂,必须以艰苦创业的精神办好企业,厂里办公费用及其它开支可以节约,但工人工资必须按时发放,从而赢得了全体职工的信赖。经过1984年一年的艰苦努力,厂经济效益非常可观,并且职工由原来七、八个发展到年底的八十多个,工人工资也逐月提高。1985年,迎来了新的挑战,榆次市建起了羊毛衫厂,并投产出新颖产品,厂址就在离咱们很近的猫儿岭,厂子不但规模大,而且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产品样式繁多,我们一个镇办小厂,如不及时应对就有被淘汰的危险,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抓住机遇,转变观念,调整产品,由花样变为结实耐穿,适合老年人。从质量上下功夫,赢得老年人的喜欢,解决了老年人买老年服装的难题,充实了产品规模,赢得了良好效益,发展了乡镇企业经济,提高了经济实力。

义务植树

1990年春,全市义务植树基地在东长凝村南山一带实施,市绿化委员会每年分配我村植树面积都在两千亩左右(实施任务是驻榆次各单位),经纬纺织机械厂、晋华纺织厂两大单位每年植树任务都由我们村承担完成,厂方只是按亩付款就行了。就这样每年南山义务植树所收款项基本上就够村每年开支了。
  1991
年春,长凝镇党委,政府在“重教育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林果业,并提出全镇人均10株苹果树的方针。方针提出后,各村积极抢购苹果苗,由于各村大量选购苹果苗,当地苗木供不应求,我和韩林旺书记专程赶赴陕西绥德县购进2万余株苹果苗,补足了各村的苹果苗木。同时,镇党委又号召各村必须建立一个集体果园,尤其是大村大队。我们党支部、村委会研究决定把村南的南坪建成为集体百亩果园,因原来南坪已有一部分村民栽植的苹果树,而有的基本成材,将要结果。我们就利用这个条件再继续发展,把村民土地统一调整。果园收归集体后,又从西湖桥购进了优质果苗红星,并在果园基地建起了大粪池,按时为果树施肥。同时大队党支部还确定了果树专管人员,由退休工人、对果树有一定爱好和技术特长的郑虎儿专门负责百亩果园的管理工作,还给老郑搭配了几个较强的妇女劳力协助老郑共同管理果园。他们常年为果树打药、浇水,整个百亩土地种植锄草管理。第一年在果园种的配种玉米,收入可观。第二年种的小杂粮黄豆,还打了两千多斤。这种办法基本解决以地养树的方针,经过郑虎儿等专业人员的管护,百亩果园树木长势喜人,可望近年内产出香甜的苹果。
1991年初夏,市绿化委员会为隆重纪念南山万亩造林工程,决定在南沟一带建造一座万亩义务植树纪念碑,后经多方考证,确定建在南山的灶里山上。由于山势高、交通不便,建造如此庞大的建筑物,运输就是一大困难,但我们为了把这座有纪念意义的碑建好,所有建筑材料、砖、水泥、石子、白灰、沙子全部由三轮农用车运到浪蹄子沟圪跌底,然后再让村民石晋生、宇铁海用小马车一车一车地运往一里多远的山顶上。万亩义务植树纪念碑的建造,正值春夏之际,为了保证建造质量,我每天坚持跟班上山,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全身心投入纪念碑建造,常常午饭吃在工地,渴了喝些和泥用的河水,有时下午收工已是繁星满天。万亩义务植树纪念碑建起后,我专门从太原东太堡劳改砖厂的琉璃瓦车间购进纪念碑顶部彩色琉璃瓦,铁角兽等全部装潢材料,并对碑身木质结构进行了全部油漆彩画,把一座装饰美观大方的纪念碑建造成为东长凝村南山一大景观。此项工程的实施得到了市绿化委员会的大力支持,绿委副主任赵文达同志对纪念碑的设计、施工质量非常满意,并多次亲临现场指导工作。1991年由于东长凝村圆满完成了镇党委提出的各项指标任务,受到镇党委的表彰奖励,我被中共榆次市委、市人民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1992年春,长凝镇党委、政府组织全镇机关干部、各村党支部书记及村委主任在万亩义务植树纪念碑前广场开会。会上我代表东长凝村党支部讲述了建碑的目的意义及艰辛付出。镇党委书记韩林旺同志代表镇党委、镇政府表扬了东长凝党支部的建碑事迹。时任中共榆次市委副书记的王俊忠同志也参加了会议。榆次市委书记冀安信、市委副书记王俊忠多次到南山纪念碑前视察并合影留念。纪念碑的建造是对南山万亩植树造林工程的艰辛付出的集中体现,从1990年开始,中共榆次市委、市政府对工程就非常重视,时任中共榆次市委书记冀安信、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天祯、市委副书记王俊忠以及副市长康柱生,市委常委高荣光带头扎营在灶里山,中午带干粮吃在工地。市委重视,领导带头,驻市各级单位努力,使南山披上了绿装,改善了生态,彰显了建碑意义。纪念碑建成后,为了把南山万亩造林基地连成一片,我又组织村民把连贯南山的整个通道进行了全部贯通整修。专门抽调村民宇连根跟随推土机常年在南山推整环形路,使检查指挥车辆从南沟的灶里沟进去,从狼蹄子沟爬上灶里山,然后又从石备南返回,路过南垴整个南山一带植树林区,这样,检查林区时就能查看到60%的所植林木,然后车辆再从南垴坡下来,进南沟再爬八角渠坡,上了南坪,观看百亩果园。目前,石备坡、小岗狼沟南坡一带的油松已经足有大碗粗了。所植刺槐已连片成林,长势喜人。6月份,市绿化委员会又组织安排让我们专程去榆社县讲堂镇拉大石片做标界,当时绿委只负责石片购买,运输车辆自己解决,我求助了铁三局第五工程后勤处的马寅芝处长,给我们配了一辆解放大卡车,石片是产地专门为植树地界而开凿的,宽度一米,高度为两米。汽车拉回来后还直接拉不上山去,还得一块一块用小马车往山上运,运到地界矗好后,碑上再表明植树地名、单位、树种、亩数、植树单位,这样使检查车辆及领导坐车路过时就一目了然了,使南山万亩植树林区交通得到彻底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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