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宋这个反例开始的随机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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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了其中3段：

为什么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往往声势浩大，甚至推翻一个王朝，而欧洲则要小的多，原因就在于欧洲是分权的封建制，而中国是集权的郡县制。

封建制下，权力掌握在地方，地方贵族具有高度的自治权，当地的所有问题归咎不到国王身上而只能埋怨当地贵族玩忽职守，因此欧洲的农民起义往往只针对地方贵族，而不针对远在天边的国王，国王虽然没有大权，但也脱离了全国性起义的风险。

相比之下，中国皇帝大权独揽，地方由他任命的官员统治，最终的责任人都是他，任何一个地方官的失职都会让百姓联想到皇帝的昏庸，至高无上的皇帝，实际上也承担了所有的风险，任何地方性起义都可能演化为威胁皇权的改朝换代。在周朝和春秋战国时，中国也不具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自秦朝以后，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已经成为历朝历代的标配。

然后加了一段评论——

这个问题也正好是我思考过的问题。我觉得他只是说到了一个方面。

反问一下，为什么宋朝400年，总共发生过400余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却似乎没有威胁到王权？总是在地方上就解决了，没有酿成全国性的骚乱？

显然，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以后专门抽时间来说。这里先说一个反证。

今天就顺着这话头，来一次信马由缰，写到哪儿算哪儿，兴尽为止。

1】

宋朝连头带尾319年，各种“农民起义”400多次，但规模都不大。唯一较成规模的方腊起义，说是波及南方数省，其实也就浙皖赣边。

即便酱紫，还把“书画皇帝”气要死，一怒之下，把歙州改成徽州，把睦州改成严州。前者意思“要管束”，后者意思“要严”。至于威胁王权，根本没那回事。

大宋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特殊规律里才有真正的解决方案。而单一的归因法无法解释复杂事物，也无助找到问题根源和解决方案。甚至有可能出现“副现象”——因为公鸡打鸣在天亮前，所以公鸡打鸣就成天亮的原因。

经济和社会管理制度更合理，更具灵活性

历朝历代，反对土地兼并，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都是基本国策。

反对土地兼并好理解，因为严重的土地兼并会导致大量农民失地，生计无着落。农民安则天下安，农民不安则天下不安。

但严格的户籍管理让很多公知大肆抨击，说是把全国变成集中营啥的。

其实没那严重。

户籍管理的主要目的只是为收税和分派劳役的方便。

国家因税收而存在。劳役也是税收的一种形式。在商品经济极不发达情况下，大量的税收只能以实物形式来征收，如果以货币形式征收，反而是一种害民政策。反过来，很多要雇佣劳务来完成的国家事项、国家工程，也无法用货币来支付工钱，所以就以服劳役来“征税”。

一个国家的税收形式不仅跟它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也是跟它社会管理能力和权力投射能力成正比的。

比如，今天的主要税项是所得税，这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何为所得？我一种田的，打下100担谷，你说哪该算我成本，哪该算我所得？即使能够算出我所得，那么谁来算？怎么算？有那么多专业人士来算吗？整个社会负担得起那么多的官员和专业人士吗？所以，最简单的是按人头，你家几口人，就交多少税。而人头税的唯一征税依据就是户籍！按人头分派的劳役也要靠户籍，这就是户籍制产生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户籍制有什么公知说的副作用，那只能说我们太早熟了。公元481年，由日耳曼蛮族一支法兰克人创建的西欧第一个王国——法兰克王国（你愿意把它理解为法兰西王国的前身也可以），连怎么征税都不知道，因为这是一群文盲建立的国家，只能分封：“阿三，那块土地归你了，阿四，那块土地归你……俺有事了，大家支应一下就行了。”分封制就是这么来的。它是人类社会管理能力和手段还比较落后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社会、国家组织形式，无论西方的分封制还是东方的分封制，皆如此。所以当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说中国人是野蛮人时，雨果愤怒地说，“当我们还在丛林里追逐野兽时，中国人就创造了灿烂的文明，谁是野蛮人？”

曾经落后的文化会因时代变迁，演化成先进文化；曾经的先进文化会因故步自封，变成落后文化，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否则，人类文明发展就停止了。与时俱进，向新的先进文化学习是对的，但因邻村讨饭的阿二发迹了，就说阿二向来高贵，从小就是个大人物样子，那就恶心了。

但不允许土地买卖以抑制土地兼并，严格的户籍管理，人头税，这个配套成龙的制度有一个最大问题：当一户农民事实上已无力耕种时，这土地于他又有何用？当一个农民连自己都养不活时，人头税却还是要交，这日子怎么过？还有，当这块土地无法再耕种了，比如遭遇了洪水，田毁了，或连续干旱，水没了，我想挪一个地方，去寻找新的生计，但户籍制却把我紧紧地拴在了这儿，离开就是犯法，我的活路在哪儿？

所以，事实上，这条政策并不能抑制土地兼并。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的贯彻执行有赖一个廉洁高效的管理（官员与僚属）体系。而任何时代，又都有一些享有特权的人，或能摆平地方的人。前者即特权阶层，后者即地方豪强。他们可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不同方法，实施土地兼并，其中的名目可以写一本书。

比方说，你是农民，不卖地已度不过眼前难关了。我出钱买下，但名义上那土地还是你的。我是豪强，我怕你赖啊？

还有，你日子都过不下去了，税还得交。也好办，我帮你销户，地还是你的，但法律上它已归我了。这就产生了隐匿户。

无论是成为名义上的土地所有者，还是隐匿户，最终，这些土地都会真正地从自己手里失去，成为彻底的，连耕种权力都丧失的无地户。

由于人总有个三长两短，天灾人祸，所以，越到王朝后期，土地兼并现象越严重。一方面是朝廷税收越来越少，一方面是大量因走投无路不得不逃亡，或啸聚山林，或四处流荡的流民越来越多。再来个重大自然灾害，时机合适，有人挑头，就四处干柴烈火，腾腾腾地烧起来了。

反过来看宋朝的这套制度，就可以知道它的先进性、合理性与灵活性了——

允许土地买卖，变暗的兼并为明的兼并。让土地所有者根据自身情况，去决定拥有土地，还是出售土地。

两税制。简要讲，就是把税赋分成两块，一块按户收取，一块按资产收取。这样，无地的农民是不是就可少缴税了，而资产多的就必须要多缴税了？贫民负担减轻，富民多缴税，财政收入也不受影响。

永佃制，绑定地主和佃农的承租关系，让无地的而又有能力种地、愿意继续以种地谋生的农民有地可种。

放松对人口流动的管制。

两税制不是宋的首创，它始于唐德宗时期。永佃制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始于南宋——宋高宗赵构。所以，从社会经济层面讲，作用最大的还是这一条：放松人口流动管制。它使普通民众可根据实际情况，去寻找新的活路。或经商，搞长途贩运；或去城里从事手工业，像武大郎一样做点小生意；或去山林、河湖、沼泽，开荒种田，烧炭采菇，捕鱼捞虾……这样，商业繁荣起来，系统自组织能力也因此大幅提高增强，整个社会系统的承载能力也大大提高。

城市，对内开放的集中体现

知道热带雨林吗？正是依靠强大的系统自组织、自演化能力，使热带雨林成为地球上生物密度最高的自然系统。在热带雨林中，一棵树上可以有多达上万种生物，它们各自占据不同的生态位，使大自然产生的每一份能量都能得到充分利用。夸张点说，一滴雨水，从滴上树梢到流入小溪的短暂过程，其能量就得到了无数次循环利用。经过无数次循环利用的雨水流入小溪后，并不是循环利用的结束，而是新的循环利用的开始：它带去的养料滋养着水中的微生物，继而形成新的食物链，反过来又滋养着热带雨林。这种无穷尽的循环往复利用，不是靠哪个人去组织、去规划的，而是靠个体的自适应，个体与系统的自演化，再到系统的自组织来完成的。

城市也是个热带雨林系统——它常常会成为系统论研究人类社会的主要样本。这个热带雨林系统可以比农村产生更多生态位，供更多“生物”在里面寄居。所以，对宋朝来说，放松对人口流动的管制，以及“里坊制”的消失，要比前几条更具意义。

中国城市发展和西方城市发展有很大不同。西方城市，往往是从一两幢核心建筑开始，向四周扩散形成的。中国的城市则从一开始就考虑到有哪些职能部门——政治的、军事的、官方与非官方的经济、生产、服务部门，以及多少人口，然后来规划：这个城要筑多大，核心的权力部门——对京城来说，就是宫城放哪里？哪里是行政中心，哪里是官员住宿区，哪里是工匠和手工业区，哪里是交易市场，哪里是一般市民居住区。

这种差异并无好坏之分，如果硬要分高下，我只能说，我们的社会形态从一开始就比较高级，西方的社会形态开始很低级。

想象一下法兰克王国的君主就可以了，啊！这里好，我要在这里盖房子，小的们，给我在这里盖个城堡。城堡盖好了，他带着随从、卫队住进去了，其他人怎么办？好办！围着他，隔段距离，盖自己房子就行了。于是，你一栋我一栋，房子越盖越多，人越聚越多，最后，就发展成一个城市——巴黎，最早就是这么来的。

这样发展起来的城市有一个最大好处：可以无限扩展、延伸，而毋需动任何一个老建筑。

而我们的城是用墙团团框起来的，城市要发展了，原先的城墙就成了障碍。怎办？拆呀！不同的是，古代拆了旧城筑更大的新城。近代，随着工业社会到来，拆了就不再建了。

没错，拆城是从近代就开始的。比如，武汉的城墙就是在张之洞手里拆掉的；上海的城墙，是晚晴时由上海商会及各界绅士联名要求拆掉的——拆掉后上海市民都拍手叫好。九十年代初我去西安，当地人说起那道城墙其实都很痛恨，因为它严重阻碍了西安的发展，给现代西安市民生活带来了极大困扰！北京城墙也是这个原因拆掉的。“发展是硬道理”，这个道理是百代通用的。事实上，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也曾经想把南京的明城墙全部拆掉的，把南京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兼具政治、文化、工业中心的大都市。规划也定了，最后，一是反对声太强烈，一是拆这么大一座城墙，成本不得了，也承担不起，最后只能采取折中办法，不断打洞，前前后后开了十六个洞。

扯远了。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它农耕文明的早期形成的。为什么西方城市格局从开始就是开放式的，中国的城市格局却是封闭式的？很简单，因为它们是从游耕时代开始的，即使后来发展到定居式农业，也是一种疏离型的。包括今天的西方，依然可看到，很少有大村庄，独家独户的农家倒不少。

而中国农耕文明从开始就是一种密集定居型农业。

密集定居型农业产生“命运共同体”观念，最早的城的雏形就是这样形成的：为防止入夜后野兽及外族侵袭，白天男人去田里干活时，家里小孩和女人没人保护，所以就建一个土围子，把整个聚落的人都围在里面。

最早的社会结构简单，一个聚落，百把人，一个头领，这个头领通常只是义务的——如果你八九十年代去过山江苗族聚居区，就可知道这一点，他们不是全聚落最足智多谋、经验丰富的，就是打仗最勇敢的带头人。所以它的布局也简单：头领住中间，其他人围着他。一来保护好头领，二来方便听取头领发布的信号、指示。

这种聚族而居，用一道墙把全体群友保护起来的做法，奠定了中国最早期城的形式。这和西方（除地中海沿岸的拉丁民族以外）城堡只是贵族、领主用来保护自己的做法，有天壤之别。

当然，中国的城在演化过程中也出现过“大都无城”现象。这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都城发展太快，人口膨胀过于迅速，一方面是当时的生产力不足建太大的城，于是就使一些大都，如秦国的咸阳，只有王城，而无居城。所谓大都无城，是指没有外城。

还有我去里耶古城，看2300年前的秦城遗址，也是城内只有政府机构、部分警卫部队、不可缺少的工匠铺，没有居民区的布局。那都是在没有筑大城条件，又必须有基本防卫功能条件下的变通。

由于皇城内要讲究等级制度、功能区划，还要有非常严格的规制，所以后来，当有条件筑大城时，共同保护和规制森严就一起保留了下来。里坊制，就是其中之一。

在里坊制下，城内居民被圈在一个个方块（社区）内，临街一面只是墙，每个坊都有门，实行严格的宵禁制度，要做买卖，就到“市”里去。 

这种城市，和民生密切相关的商业功能是非常薄弱的，如果宋朝还是这种里坊制，就不会有大宋商业传奇，不会有清明上河图，不会有武大郎沿街卖炊饼了。当然，也不会产生西门庆这样的市民富豪，不会有西门庆和潘金莲故事。

幸运的是，到宋代，里坊制已维持不下去了。从唐末黄巢起义到赵匡胤黄袍加身，长达八十年的战乱，刀光剑影血与火，到宋初，汴京城内，很多里坊都已年久失修，外墙颓圮，坊门洞开。而开封，由于后周柴世宗威武，成为五代十国后期，北方最难得的安宁地，导致人口大增。人多了就得谋生啊。墙破了不正好开个野鸡店，做个小生意啥的？既然里坊的门都没了，那么趁城管不在，把摊儿摆出去又咋地？于是，小摊小贩和城管捉迷藏的日子开始了，把个皇都，堂堂汴京城搞得乌烟瘴气的，不成体统，毫无皇城风范。

最开始，赵官家也想管的，曾2次下旨，把破的墙补起来，坏掉的门再安上，把里坊制恢复起来。但架不住囊中羞涩，工程进展缓慢，更架不住民怨四起。罢了罢了，也怪可怜见的，干脆，里坊制也别搞了，大家方便，让那些无路可去的百姓做点生意吧，俺也好多收点税。千年里坊制就这样，被“以宽厚治国”的大宋开国皇帝挥挥手，结束了，大宋的商业传奇开始上演了。这是不是也是一次伟大的改革开放？没错，对内开放！

我讲过，城市就是人类社会的热带雨林。这一放开，解决了多少人的吃饭问题啊。宋代是我国历史上土地兼并最严重的国家，有资料说，其巅峰时70%的土地都在地主、富人手里，但除了永佃制、两税制，放宽人口流动管制，去里坊制，起了更大的作用，它给普通民众提供了很多活路。

当然，宋吹们大肆吹嘘的，什么藏富于民啊，宋代百姓生活如何如何富足啊，等等，则是大大滴言过其实了。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以后有兴致了再跟大家聊。

江南，那一片膏腴地

但是，在古代，无论你怎么开放，城市这个热带雨林的容量都不大，能够产生并提供的生态位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有一个因素对两宋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承载能力的提高，起了更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我曾在一篇股市周期分析文章中提到过的——两宋时期，正是我国气候的又一个寒冷期，年平均气温下降了3度左右！

它给宋带来了不幸：因气候更加干冷，生存条件更加恶劣，北方游牧民族向中原进攻压力也大幅增加。

但也带来了幸：曾经燠热难耐的江南变得更宜耕宜居。它极大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发展、开发及其利用，通过向江南的“对内扩张”，宋的社会承载能力、生存空间得到大幅度提高，从而极大缓解了因北方形势不利、三冗（冗官、冗兵、冗费）带来的财政压力，以及因土地兼并带来的农民的生存压力和社会矛盾。

秦汉以降，我国江南地区有3次大发展：三国两晋南北朝，两宋，明清时期。这3次大发展都伴随气象上的寒冷期，都伴随中原人民的大举南下，都伴随北方游牧民族的大举入侵——第一次是五胡乱华，第二次是辽、金、蒙元，第三次是明宣宗后北方边关压力骤增以及最后的满清入关。

两宋时期的江南开发，一般会以为是宋室南渡之后。其实不然。考察一下徽州历史就可知道，它的开发兴于唐末，盛于两宋，定格于明代。到北宋后期，它已可以向中原输出人才了——程朱理学的程（程颐、程颢）和朱（朱熹）都是徽州人，程是北宋，朱是南宋。到宋室南渡，建都临安时，徽州已通过新安江，向临安大规模提供竹木建材，开启财富神话了。还有江西，北宋时期，它已是物埠民丰，俊才群出。还有比之更偏远的湖南，也是如此。

总之，两宋时期的江南，因气候变得更宜耕宜居，使它成为巨大的对内扩张“新大陆”，不仅极大缓解了社会矛盾，也极大提高了朝廷的财政收入。到北宋后期，江南提供的财政收入事实上已占到了三分之二。

现在我们来讲最后一个原因。

秦汉晋唐，不管军队组织形式是什么，叫什么名字，实行怎样的兵役制，都有一个共性——兵民一体，寓兵于民。平时种田，战时打仗。客观上形成了兵就是民，民就是兵。一个普通农民，很可能就是打过仗，受过军事训练，有集体行动意识和集体行动力的。

而宋实行的是专业雇佣军制度，兵和民是截然分开的。看过电视剧吗？狄青脸上刺的那个字——制，这就是宋的“刺字为兵”，防止你开小差，逃跑。因此，宋的一般百姓于军事、于打仗，都是菜鸟。虽然菜鸟也会成长，但需要时间，需要战争磨砺。

而宋的另一个国策是“强干弱枝、虚外实内”。它的最精锐部队——禁军，不是驻扎在边关前线，而是驻扎在京城及国内各战略要地，防止可能出现的任何形式的叛乱。这就是宋的任何农民起义都不会成规模、成气候的又一个原因。

两宋的社会矛盾其实很多，要不就不会发生那么次农民起义了。但正是得益于下面这些因素——

更公平的税赋——两税制，让富人多缴税，穷人少纳税；

永佃制——让佃农有田可种，不至于被地主把地收走，生活无着落；

给出路——放宽对人口流动的管制；

对内开放——取消里坊制，增强城市对无地人口的吸纳能力；

对内扩张——因寒冷期到来而变得宜耕宜居的江南（广义的江南，指云贵川以东，长江以南的所有地区），提供了一个广大的可供进一步开发的“新大陆”；

“严加管束”。

所以它们不仅没有酿成全国性的农民起义，而且每次起义，都像毛评《水浒》说的，“反贪官，不反皇帝”，并不存在《王权》一文说的“任何一个地方官的失职都会让百姓联想到皇帝”。

2】

《王权》一文说，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是“路易十四把原本属于地方贵族的权力全部集中到自己身上，以后地方不再由贵族所统治，而由自己任命的督办治理……法国诞生了一批没有社会功能但却空有特权的享乐阶层，曾经庞大的统治中间层瞬间坍塌。”这是对的，尽管只是原因之一。

在分封制下，贵族虽然享有种种特权，但也要承担种种地方管理责任和维护的义务。包括，郡县制下由地方政府承担的所有政府功能，由地方武装和禁军共同承担的弹压地方的责能，由中国明清时代一般乡绅承担的乡间修路架桥责任等等。而法兰西王国在取消了贵族制度后，下面制度建设一点都没，那些督办们除了收税，啥事不管，加上法国到路易十四时，因连年征战，财政濒临崩溃，税赋不断加重，最后导致民众强烈不满——尼玛，只知道收税，俺们需要的事一样不管。这就是托克维尔说的，“正因为旧制度已崩塌了一部分（贵族制），剩下的部分（王权）才变得更加可恶”。

所以，关键不在最高权力的组织形式，而在你的治理模式与治理结构，以及老百姓过得下去、过不下去。用吕思勉的话说，“对地方豪强的有效抑制”，有“一个廉洁高效的官僚体系”，再加上不发生连续数年的重大天灾人祸，一个王朝的合法性、有效性就都齐了。

至于拿西方如何如何来说事，那就憋了。一来，东西方自然历史人文条件都不同。二来古代的西方比中国差远了，而现代的西方，历史最长的英国，从光荣革命到今天也就331年，一个宋朝时间而已。巴菲特做股票七十余年，其间虽有潮起潮落，但若以某个人在某段时间内业绩超过巴菲特，就否定巴菲特，说巴菲特不来赛，那个人行，就可笑了。

我所以想就此话题来说说宋朝，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原因，就是，它可以给今天正努力构建双循环的中国，提供一点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