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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中的秦国，之所以能统一全国，和那些些有才华的文成武将是分不开的，自从秦孝公颁布了求贤令之后，大批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秦国，为秦国富强出谋划策。  而最先来到秦国的就是商鞅，而这时的秦国可谓是国弱民穷。而当时的秦孝公看见商鞅确实有才华，所以留下商鞅变法强秦，商鞅主持变法以后，秦国日渐强大。从此之后，秦国开始异军突起，渐渐成为了战国七雄中最为强大的力量。而这一切不仅归功于商鞅，还要归功于另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张仪，他们两个人，一个是为秦国改变了秦朝法律，而另一个则是为秦国以连横之势破解合纵之术。 然而尽管这两个功臣都为秦国做了许多的贡献，但是两个人的结局却截然不同，作为变法者的商鞅被车裂而死且诛灭三族，但是张仪却毫发无损，顺利地离开了秦国，那么同样是秦国的功臣，为什么他们的下场差了这么多呢？  小编认为这跟两个人之间的思想差异有关系，商鞅所遵循的法家思想，让他的用武之地主要局限在秦国内部。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商鞅和张仪在秦国的角色就不同——前者是处理内政的官员，后者是游走于各国的''外交官''。 终日在秦国君主面前活动，这就意味着商鞅会比张仪获得更多来自君主的监督，或者说提防。且商鞅和张仪虽同是秦国臣子，但商鞅日常接触的秦国官员远比张仪多。因此，商鞅的直接政敌也会远比张仪多。故而从一开始入秦为官，商鞅要承担的政治风险就比长期在外的张仪只多不少。 还有，小编觉得这是因为他们两个手中握着的权力不一样。商鞅作为变法者，他手中的权力实在是太多了，他又有改变法律、制定法律并执行法律的权力，拥有着军权和外交权，同时还有着自己的封地领土，可以说商鞅手中握着的权力，几乎涵盖了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方方面面。而这样的权势也会让无论是哪个君王都会为之而感到忌惮，就更不用说新上任的秦惠文王了。  张仪却有所不同，他所拥有的只是外交上的权力相当于一个说客而已，不会让君王感到难以控制。而张仪作为能言善辩的纵横家，他在四处游说时无疑是处事圆滑的。在秦国，因为长期在外，他与秦国朝臣们并没有太多直接的利害关系，所以在国内树敌较少。而在国外，因为是秦国使者，他代表的是整个秦国，所以他也不会轻易丧命。 可商鞅却不一样。商鞅推行的改革，虽然于国家层面来说是利大于弊的，但实际上损害了秦国贵族们原本的利益。商鞅在开始改革前与甘龙、杜挚等人的辩论虽然彰显出了他的优秀，却早早就为自己树了一大批敌。  且在实际变法过程中，商鞅还在不断给自己''挖坑''。因为变法对民生的重要，商鞅需要获得百姓的支持，所以在变法中商鞅还有了群众基础。当时的秦人简直是做到了“妇女婴儿皆言商君之法，不言大王之法”。试问哪个君王能容忍这样的局面？ 为人臣子要有所成，自然离不开君主的信赖。可这信赖又是一把''双刃剑''，在让臣子步步高升时又将功高震主的断崖布在前路。你们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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