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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奕劻啊，可能很多人的印象不是很深刻，但是提到和珅，估计是家喻户晓。今天要提到的奕劻在一项专业特长上，就能与大名鼎鼎的和珅一较高下。那就是一个字：贪。 二人在敛财手段和技巧上可谓是平分秋色、难分伯仲。据统计，奕劻最终受贿折合白银一亿两以上，要知道当时的大清一年的总收入也不过才8000万两而已。作为晚清支柱、清廷的铁帽子王、首任内阁总理大臣奕劻贪腐银两总数虽不及和珅，但是和珅贪在太平盛世，国有余粮，而奕劻在风雨乱世中还能敛亿万之财，比起和珅也的确不落下风。   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这位庆亲王可是一位极其活跃的人物，他先是领班的军机大臣，后来军机处被废之后，他又一跃成为了领导内阁的首位总理大臣。而且，他还是大清最后一位铁帽子王（整个大清统共就12位，意思是无论承袭多少代，爵位都不降），这种莫大的殊荣让他得以在整个世界舞台上都有一席之地。 在晚清政坛上主张“维稳第一”，所以像奕劻这样的大臣就有可用武之地。但是这位“国务活动者”闻名于世的方法却是独辟蹊径——疯狂敛财。他在任期间敛财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手段就是卖官。  当时的庆亲王府邸甚至被人称作是“老庆记公司”，因为大家都知道带着钱进了这王府，出门儿那就是个官。而且按照官位大小，所花费的银子也是有多有少。彼时杨士骧想要山东巡抚的位子，就给庆亲王送了十万两白银打点，才顺利当上。还有不计其数的朝臣为了更高的乌纱帽重金贿赂过奕劻。 在贿赂奕劻的朝臣中，袁世凯应当是最卖力的一个。在晚清的最后十年里，这对庆袁组合几乎掌握朝廷的军政大权。北洋的政治框架也就是在那时候形成的，虽然在1909年，袁世凯被迫下台，但是整个北洋集团长期的耕耘已经为其在军事上的垄断地位，打下了牢不可破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袁世凯能重新启用，并且胁迫清帝退位，自己当上大总统的原因之一。  袁世凯很能审时度势。1903年领班军机大臣荣禄病重，袁世凯预料奕劻将会接任这一职务。所以他当即让杨士琦持10万两白银相赠，如此一来这关系就算是定下了。等到奕劻正式履新之后，袁世凯是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总之就是银子不断，贿赂不停。而且王府的一些事宜，比如说福晋生日，儿女成婚之类的，皆是袁世凯出钱打点。 刘厚生作为当时的知情人曾经说：“弄到后来，庆王遇到重要事件，及简放外省督抚藩臬，必先就商于袁世凯，表面上请他保举人才，实际上就是银子在那里说话而已。”  1908年，庆亲王70大寿，这是官员们争先用银子攀附的一个好时机。当时前往庆王府送礼的人络绎不绝，几乎把王府门前的街道都排满了。为了不给人留下口舌，奕劻表面上声称不收丝毫贺礼，但是私下里命令属下将送礼者按照礼物贵重分为四级。最后整个寿辰下来，庆亲王共得白银50多万两，各种礼物合计超百万两。 到了1911年，按照后来的眼光看，当时的大清几乎只剩最后一口气了，但是这位庆亲王还在忙碌着把钱装进自己的腰包。当时邮传部尚书一职空缺，奕劻便特意传出消息，明码标价30万两。当时盛宣怀想要买这个职位，奕劻知道他家大业大，就想着能多捞一点，他说：“别人三十万可以，你就非六十万两不可”。  盛宣怀也不愿意当冤大头啊，他就四处找人说清、砍价，最后在不断的斡旋中，他还是以30万两拿下了这顶乌纱帽。而且，奕劻要求只要现金，不能用其他东西物件抵押，所以这30万两送到庆亲王府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据《光宣小记》中记载，武昌起义后，四川原总督锡良自告奋勇希望率兵督陕，然而奕劻索要钱财习惯了。一张口就是八万两白银，锡良闻之大怒：“平生不以一钱买官，况此时乎？”  在最后的清帝退位中，奕劻也算是一个重要的推手。在1912年1月17日的一次御前会议，奕劻主张自行退位，其他王公大臣诸如溥伟、载泽等都坚决表示反对。有些坚决拥护清王朝的大臣甚至前往庆王府围攻奕劻，但是他仍然坚持不改主意。他说：“革命军队已有五万之众，我军前敌将士皆无战意。” 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细节是，当时的袁世凯已经打定决心南北议和，并且要让清帝退位。为了达成目的，就花了300万两白银让奕劻逼迫清帝退位。堂堂一代亲王，为了几百万两白银，甚至连自己家的江山也愿意拱手让人，昏聩贪财至此，已是无可救药。  要说满朝文武没有人对奕劻的所作所为而感到愤恨，那是不可能的。从甲午海战之后就已经有人陆续弹劾奕劻了。 海战期间的奕劻是慈禧太后寿宴的总指挥，所以经他手上的银子不计其数。他还从自己掌管的海军衙门中悄悄地为慈禧太后敛财，这一点让慈禧十分欢喜。 当时海关税务司赫德在一封函件中就曾经提到过每年批复给海军衙门的钱，应当还剩余几千万两，结果却是衙门空缺，一个子儿也不剩。用他的话说“都拿给慈禧太后任意支用去满足她那些无谓的靡费了!”那么是谁将这个钱拿给慈禧用的？结果当然也是一目了然。  甲午过后没多久，就有大臣弹劾庆亲王，说“自该王总理海军事务，一味敷衍，毫无整顿”而且，在弹劾中还怀疑海军衙门凭空消失的千万两白银与庆亲王有关联。但是就是这样一份让人惊掉下巴的奏章，却没有对庆亲王的政治生涯有些许影响。 1904年，御史蒋式上奏揭发奕劻的贪污行径：“臣风闻上年十一月，庆亲王奕劻将私产一百二十万两白银送往东交民巷英商汇丰银行收存。奕劻自任军机大臣以来，细大不捐，门庭若市，是以其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尚能储蓄巨款。”  可怜这位御史冒着丢乌纱帽的风险去弹劾一位当朝重臣，最后换来的结果却是不了了之。后来的又出现一位御史名叫赵启霖，他弹劾奕劻的儿子，更是得到了“查无实据”的结果，自己也惨遭罢官。好在，后来又真相大白，这位御史才得以官复原职。 那为何奕劻能够再次次的致命的弹劾中全身而退呢？我想主要还是因为奕劻能够得到慈禧的信任。奕劻虽然贪得无厌，但总算是在朝政方面起到一些作用。当时有人形容奕劻做事，作风沉稳，滴水不漏。慈禧本人评价：“荣辱乎焉，皆在圣意”。由此可见，此人虽然贪得无厌，但并非无能等闲之辈。  八国联军侵华后，就是他与李鸿章联手和洋人谈判才签下了《辛丑条约》，对慈禧来说，这已经为她立下了汗马功劳。 慈禧对奕劻的贪腐是心知肚明的，她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她说：“奕劻藉朝廷势，网取金钱，是诚负我。今我夺奕劻为以畀他人，他人遂足信哉？”在慈禧眼里如果连满清贵族都不能让她信任的话，那么满朝文武皆是不可用之人。这或许就是清王朝的可悲、可恨之处。 1917年，也即是辛亥革命爆发的第六个年头，这位在晚清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庆亲王在天津走完了他的一生。按照惯例，庆王府向当时蛰居在紫禁城的溥仪索要谥号，所以停尸不殓，等待被废皇帝的最终评价。 有人向溥仪建议：“哲”，意思是有知人之明。12岁的溥仪一口否定，直接抛出来四个谥号：“谬、丑、幽、厉”。这四个字可是不得了，历史上得此谥号的全是昏庸残暴之君。溥仪这样的态度，便可以看出这位废帝对庆亲王是多么的厌恶。 溥仪的父亲和其他一众王公贵族，都去劝溥仪，因为毕竟同为宗室，不如网开一面，给奕劻留一个不被唾弃的身后之名。溥仪最后赐谥号“密”。密者，“追悔前过”之意。虽然已经网开一面，但是这仍然是清代所有亲王中最差的一个谥号。 溥仪骂他，“受袁世凯的钱，劝太后让国，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断送在奕劻手里！”蔡东番说他是清室罪臣，袁氏功人。总之，还有无数的人在议论他的功过是非，荣辱得失。 1917年 下半年 12岁的溥仪正好赶上张勋复辟 奕劻再也看不到世人给他的评价了，但是我们看得到。正如李世民所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总觉得从大清覆灭和庆亲王奕劻身上，我们应该学到点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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