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中国“：考古学证据和推想

 
“中国”之名在西周初现，“何尊＂铭文有“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薛民”,《诗经·大雅》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查其语境，概指以河洛汇聚之地为中心的地区，是肇基于“西土＂的周人对夏商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的称呼。此乃＂中国“原义。此“中国”一定是以对一个更广大的地理和文化空间的普遍认同为前提的，大空间既定，才会有“中”，有“四方”。在西周，这个空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是“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的＂禹迹”,大约与流传至今的《尚书·禹贡》记载的“九州”范围相同。
 
考古资料可以确证的是，商代之前的文化和政治中心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占据中原河洛汇聚之地，地望正在文献记载的夏王朝中心地区，碳十四年代约相当于依据文献记载推算出的夏代后期。二里头遗址发现有来自南方的印文硬陶、鸭形壶和海贝，来自西北地区的青铜斧和环首刀，来自东方的酒器，与东方、西北方和南方文化相似的玉器。在盛产铜矿和食盐的中条山脉及运城盆地，在铜矿资源最丰富的长江中下游的湖北和江西都发现包含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址。更有资料表明，为了获取铜和铅，二里头与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二里头文化同样表现出强大的文化扩张力，向四围发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二里头风格的陶礼器北至燕山南北，南及长江流域，西达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玉璋向南传播至南阳盆地，再南下到达长江中游湖北、湖南一带；再向南，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香港乃至越南北部都有发现。这种强势的大范围传播，表明来自中原王朝的礼器被作为权力地位的象征物推广和接受，中原王朝与某些区域的社会上层之间建立了程度不同的政治联系。高居二里头宫殿中的王者显然同样胸怀天下，以最强大的文化中心的地位，在一个甚至超出九州的地理范围内施展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获取资源、推广礼仪。这种强大中心为主导的互动，客观上肯定会促进各个文化区的一体化。在此情势下，二里头的王者是否心怀构建一个广域统一国家的梦想，主动以创作政治神话的方式，从文化心理上推进各地区一体化进程呢?目前的考古资料虽然难以提供确证，但也明确提示，他们是具备实施这种主观努力的政治动机、知识储备和运作能力的。
 
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 的诞生是“最初的中国”这一文化共同体内强大中心形成，交流模式从平等互惠向中心辐射和四方仰慕转变的划时代变革。王朝初兴迸发出的创造力固然不容忽视，但其很多重要特性，大至政治理想蓝图和权力表达方式，小至绿松石镶嵌技法，都可以在陶寺和龙山等文化中找到“榜样”；周边强邻的压力更应是其强势崛起的重要动因；王朝形成后的强大影响力，也只有在一个更大的“最初的中国” 的范围内才能被深入理解。与其说二里头的勃兴是“禹生于石”那样的“断裂”式腾空出世，不如将其看作“伯禹腹鲧”，是“最初的中国”各成员地区激荡碰撞、风云际会的结果。
 
从这个角度上讲， 中国文明形成的最重要标志也许不是在现代中国疆域内最早的符合或接近西方标准的国家级政体的出现，而是“最初的中国”这一文化共同体的形成。#

本文摘自李新伟先生同名文章中有关二里头文化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