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同时，工程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特别是完整展现夏朝历史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诞生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最初“中国”究竟在哪里？是怎样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决定了“中国”在中华民族中的崇高地位与决定性的作用？ 在中华民族摆脱世界列强的欺压，重新站在世界之巅的重要历史时期，追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过程，还原中国历史文化形成的真实历程，建立起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自信，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尤为重要。源远流长的中华历史，虽然让我们遗失了许多历史记忆，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却可以为我们还原出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历程，再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向心力。  今日之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成为中华民族无比自豪的称谓，是由极其丰厚的历史与文化沉淀而成。二千五百年前，“中国”在人们的心中就具有了崇高地位：“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中国，古称“华夏”。《左传》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书经》曰：“冕服采装曰华，大国曰夏”；《尚书正义》注：“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南宋《六书故》曰：“夏，舞也，象舞者手容，足容”；许慎《说文》曰：“华，荣也。夏，中国之人也，珿中原之人”；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由是可见，最初的“中国”在万邦林立的古代社会，是一个讲究礼仪、崇尚仁德、衣冠华美、圣贤辈出的大国。各氏族部落美其名曰“华夏”。  在上古时期，万邦林立之中的大国“中国”，却在尧舜禹时期连续数年遭受到夏季季节性洪水的侵害，使得人民居无定所、庄稼失收。《孟子》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记述有：“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仁义之所施也”的大国“中国”，天下人民遭受了天灾水患，尧舜禹等圣贤领导的“中国”人民自然要义不容辞地治理洪水水患，战胜改变自然，让“中国可得而食也”。 随着大禹治水成功，大国“中国”的领导地位在万邦氏族部落中进一步加强，“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以大禹夏后氏族为代表的夏王朝就此正式诞生，立都于淮河涂山之北的夏水北淝河四方湖畔之古城。“夏之兴也以涂山”，成为华夏民族永远的历史记忆。以夏都四方湖古城为历史文化遗存的上古“中国”，就此正式确立，成为“中国”文化的地理标志。 于是，围绕上古“中国”京都四方湖古城的得与失，中国夏商周三代演绎出不同的兴旺发达、衰败灭亡的王朝跌宕起伏历史。其中以少康中兴、武丁中兴、宣王中兴三个重要历史时期为标志，演绎出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兴衰史，以及“中国”文化文明起源地失联之谜。 少康中兴，是中国历史上首个出现以“中兴”二字命名的时代。大禹治水成功，建立以夏后氏族领导的万邦联盟形式的“中国”夏王朝。夏启子承父业统治京都“中国”，领导万邦氏族部落，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就此形成。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人民富裕的繁华京都“中国”四方湖古城，自然受到万邦氏族部落中部分首领的窥视。加之夏王太康游田百日不归的行径，引起民众的极大不满。有穷氏首领后羿利用民众产生的情绪，“因夏民以代夏政”篡夺了夏王朝政权。夏启之子夏后氏族夏王太康，因此失去了对京都“中国”四方湖古城的统治，四处流浪，历经仲康、相、少康四代夏王。占据京都“中国”的后羿，同样沉迷酒色、田猎而被家臣寒浞所杀。夏都京城“中国”也因此为寒浞所占据，为非作歹，祸害夏都“中国”七八十年。 少康凭借个人魅力，得到有仍氏、有虞氏的帮助，广施德政，而得到夏后氏遗民的拥护。经过周密的策划，少康通过用间、行刺等手段，以弱胜强，最终战胜寒浞父子，中兴夏朝。夏王少康恢复了对夏都四方湖古城京都“中国”的统治，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首个王朝“中兴”大业。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少康中兴”的具体历史文化含义为少康重新统治了夏都“中国”四方湖古城，是为“中国复兴”，重新振兴了夏王朝。四方湖古城也因此作为夏都“中国”，延续至夏桀灭国。 商汤灭夏，占领夏都“中国”四方湖古城，“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夏都“中国”四方湖古城做为夏文化的繁华中心城邑，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殷商王朝的都邑，在商汤无法定都于“中国”四方湖古城的情况下，也只能四处迁徙，居无定所。据载，在第十九王盘庚之前，国家凡“五盛五衰”，都城凡“六迁”，到了盘庚即位时，才把都城迁到黄河之北的殷（古称“北蒙”），殷商王朝才安定下来，并遗留下丰富的殷墟文化。 盘庚之后，由于两代商王小辛和小乙统治无方，商王朝的统治一度衰微。到武丁时期，经过商王武丁在位共五十余年的治理，开创了“天下咸欢，商道复兴”的大局面。故史书将武丁统治的59年间（公元前1250年—前1192年），称为“武丁中兴”。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中兴”时代。 从武丁时期的甲骨文中可以发现，武丁时期，曾经对于四方用兵。武丁时期征伐的部落有西北向的土方、鬼方、羌方，江淮流域的虎方等。商人后裔在追述武丁的事迹时，也说武丁曾经奋起武威，攻伐荆楚。可见，在武丁时期，商王朝的势力已经达到了长江以南的地区。殷商通过几十年的文治武功，结果使大商国家大治，经济发展，百姓生活安定，四方诸侯宾服，出现了繁盛的局面。《诗经·商颂·殷武》对此有具体描述： 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 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岁事来辟，勿予祸适，稼穑匪解。 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命于下国，封建厥福。 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断是迁，方斫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闲，寝成孔安。  武丁，姓子，名昭，号武丁，又称殷武。因此，我们可以很确定地说《诗经·商颂·殷武》是专门记录歌颂商王武丁的诗篇。从诗句中的“汤孙之绪”“命于下国，封建厥福”“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的语言气势来看，笔者可以得出一个历史结论：《诗经·商颂·殷武》为商王武丁本人所作诗篇。也只有雄才大略、文韬武略兼备的武丁本人，才能创作出《殷武》这样大气磅礴的诗篇，如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诗篇一样才华横溢。这样的话，又一个历史文化成果就产生了：《诗经》的产生年代，可以大大推进提前到殷商王朝的武丁时期。 《殷武》诗篇中武丁“居国南乡”“设都于禹之绩”“曰商是常”“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充分表明了武丁在“南乡”大禹建立功业的地方又设立一个“商”都，以实现对开疆拓土后的广大南方地区进行有效管理统治。在大禹建立功业的地方，或者说夏王朝的都城“中国”之地，建立“商邑翼翼，四方之极”的商都，也是最让武丁意气风发的功业。所以，才有了武丁《诗经·商颂·殷武》诗篇的问世，以记录下这一“武丁中兴”时代的盛况。在商王武丁的心中，任何功业都比不上“设都于禹之绩”的夏都“中国”四方湖古城，让新商都“中国”所展现出“商邑翼翼，四方之极”的伟大。  因此，我们说殷商时期“武丁中兴”的核心功业在于，商王武丁通过在京都“中国”四方湖古城设立新“商”都，不仅实现了殷商王朝的国势达到鼎盛，也让曾经的夏都“中国”四方湖古城再次繁荣，实现了中国历史中的第二次“中国”“中兴”，世谓之曰“武丁中兴”。从此，殷商王朝开始了南方商都“中国”与北方殷都的两都制统治模式，以实现对中国南北方地区的有效管理统治。也就是武丁时期甲骨文卜辞（H11:112 四十七 图9）中的“武丁必，贞王翌日乙酉其求称中。文武丁丰”，武丁在称“中”的地方建立“商”都“大邑商”。 武王伐纣灭商，在经过南征北战“南国是疆”后，青铜器【何尊】铭文记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周武王在攻克商都“大邑商”时，即向上天宣告“我们也要在这个商王武丁称中的地方建国，让新国家以此能够和谐好万邦民众”。于是，一个以殷商王朝商都“大邑商”为基础的西周东都成周城，成为西周王朝统治富裕的东南地区都邑，也就是历经夏商时期的京城“中国”四方湖古城。统治东南地区的“中国”四方湖古城，在经过周武王“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的经营下、周公“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的督导下、周成王、周康王的无为而治下，实现了西周初年以“中国”四方湖古城的天下和谐的“成康之治”。  因此，西周初年“成康盛世”的出现，是建立在对东都成周“中国”四方湖古城所在的东南地区万国氏族部落的和平统治管理基础之上。“成康盛世”所展现的国泰民安，体现在对西周京城“中国”成周四方湖古城所传承的夏文化崇尚，以夏文化的诗书礼乐来发展“中国”文化，真正实现了“华夏中兴”。 但是，盛极而衰，随着西周王公贵族对东南地区人民的不断盘剥，激起淮夷人民、东夷人民的反抗，西周王朝对淮夷东夷的控制力越来越弱，西周王朝对成周“中国”四方湖古城的重要作用也越来越低，西周王朝因此而由盛转衰。到西周末年的周宣王时期，周宣王在《诗经》采集者尹吉甫的辅助下，重新取得了对成周“中国”四方湖古城的绝对控制权，实现了西周王朝最后兴旺的“宣王中兴”。  青铜器【兮甲盘】铭文记载：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玁狁于（余吾），兮甲从王，折首执讯，休亡敃(愍)，王赐兮甲马四匹、軥车，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畮（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责（积）、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其隹我诸侯、百姓，厥贾，毋不即市，毋敢或（有）入蛮宄贾，则亦刑。兮伯吉父作盘，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尹吉甫在周宣王五年因立下军功，而受命担任东都成周的最高管理者，而来到了南淮夷地区。“淮夷旧我帛畮（贿）人”淮夷人曾经在成康时期就是西周王朝财富的提供者，为西周初年的“成康盛世”做出了杰出贡献。现在淮夷人要继续为西周王公贵族提供财富资源，敢不遵命者就要受到刑罚。由此可见，成康盛世的实现是建立在淮夷人民的贡献上，“宣王中兴”的短暂实现，同样是建立在对淮夷人民的盘剥上。而淮夷地区的四方湖古城，就是西周王朝的东都成周“中国”，尹吉甫管理东夷、南夷的西周都城。因此，一个历史性的研究成果就展现在我们面前：“宣王中兴”，实际上也是西周王朝重新统治了“中国”成周四方湖古城，才实现了西周王朝对淮夷东南地区人民财富的索取，为周宣王的军事征伐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资源。“宣王中兴”的核心意义，就是重新振兴了京城“中国”四方湖古城的历史文化地位，实现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振兴，让“中国”成周四方湖古城的的《诗经》文化发扬光大，成为“中国”相关文化的摇篮。  当西周周宣王经过短暂的“宣王中兴”后，最终还是完全失去对“中国”四方湖古城的控制，西周王朝也就只能走向衰亡。京城“中国”四方湖古城，也从此告别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舞台，给中华民族留下永远的辉煌历史与璀璨文化记忆。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起源问题，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二千百多年来苦苦寻觅的精神家园。  总结 从上古尧舜禹时期，“中国”所遭受的大洪水来看；大禹治水成功对“中国”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来看；关于夏王朝建立的历史文献来看；少康中兴的历史记载来看；殷商王朝的兴起来看；武丁中兴的文字记载来看；西周王朝的建立经历与成康盛世的历史来看；宣王中兴的历史记忆来看，不论是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建立，还是三代王朝其间的“中兴”历史过程，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兴衰都与京城“中国”四方湖古城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得四方湖古城“中国”者得天下，四方湖古城的历史文化也就是“中国”的古人古代历史文化。中华文明探源的最终目标，将是一个探寻“中国”四方湖古城历史与文化的过程。“华夏中兴”，将以“中国”四方湖古城辉煌历史文化再现于世为标志，开启华夏民族文化的繁荣与进步；“振兴中华”将以“一元核心中国”四方湖古城的建立，开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新纪元。（作者：赵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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