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与夏文化研究工程的主要目标，就是要破解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及内在机制，真实还原中华民族精神的产生过程及其强大的内在动力，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为中华民族走向新世纪提供本民族文化的历史自豪感与历史使命。 经过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发展，百年的中国考古学发展，二十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两年的“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工程开展，笔者五年的潜心专研，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终于得以展现，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内在机制终于得以揭示。 公元前303年，战国时期的赵国在推行“胡服骑射”时，遭到了赵武灵王的叔叔公子成的反对，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关于“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化民族”特征的完整历史概念：“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赵国公子成的这一历史总结，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与夏文化研究工程的研究者来说，是无法回避的主题，是探寻最早中国文化起源，寻找中华文明起源的基本标准，而不是根据所发现的古代遗址所残留的生活垃圾来定义中华文明的本质与起源地。  中华文明的起源地，应具有哪些标准呢？是聪明徇智之人所居住的地方！是万物财用所聚集的地方！是贤圣之人所教化的地方！是仁义之德所施行的地方！是《诗经》《尚书》礼乐所产生施用的地方！多种异敏技能所产生的地方！是远方之人争相远赴观览学习的地方！是南蛮东夷之人所义不容辞维护的地方！这样一个充满中华民族人文特征的地方，显然不是可以通过对现有考古遗址的研究，所能展现出的中国气派的“中国人”居住地。这样的“中国之地”，众望所归的文化、文明之地，在哪里？其存在的地理位置如何才能让“蛮夷之所义行也”？那就是只可能存在于东夷与南蛮之地交汇的“四方湖古城”，能够团结东夷与南蛮的“四方湖古城”，能够让东夷与南蛮得到充分教化的“四方湖古城”，能够得到东夷与南蛮拥护的“四方湖古城”。 虽然“四方湖古城”对于中国考古界、中国历史界、中国文化界来说，是一个一无所知的上古中华民族的重要遗址。但其自身传承下来的历史与文化概念，已经将其与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融入一体，成为自带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特性的正宗起源地。  中国国内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学者，大多信从和使用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古国”这一范畴。“古国”这一概念，是苏秉琦先生经过长期学术思考，从他的区系类型考古学文化理论升华到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中层理论”，由“古文化—古城—古国”构成其内核。苏秉琦先生自认为这是中国国家起源的道路。在此基础上，苏秉琦先生完善出他关于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与形成的理论模式“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学术研究中，“中国”与“四方”的概念，向来是被反复探讨的问题。是先有“中国”后有“四方”？还是先有“四方”后有“中国”？还是“中国”与“四方”共存共荣，荣辱与共，共产共兴，共生共存？这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也是一个民族问题。所有问题的答案，都集中体现在对“四方湖古城”历史文化之谜的破解上。 “臣闻中国者，《诗》《书》礼乐之所用也”，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在《民劳》诗篇中出现最早的“中国”概念时，“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即将“中国”与“四方”概念紧密地关联在一起、不可分割。通过对“四方”概念的研究，无疑是破解“中国”概念与地理位置的最重要途径与方法。可以说，有“四方”的地方就是“中国”存在的地方，古代“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的地方必然是一座繁华富足的“古城”。  在《诗经》诗篇中存在大量关于“四方”诗句，可见“四方”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节南山》“秉国之钧，四方是维”“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十月之交》“四方有羡，我独居忧”；《北山》“旅力方刚，经营四方”；《何草不黄》“何人不将，经营四方”；《大明》“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棫朴》“勉勉我王，纲纪四方”；《皇矣》“监观四方，求民之莫”“受禄无丧，奄有四方”“是类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下武》“受天之祜，四方来贺”；《文王有声》“四方攸同，王后维翰”“四方攸同，皇王维辟”；《假乐》“受福无疆，四方之纲”；《卷阿》“岂弟君子，四方为则”“岂弟君子，四方为纲”；《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抑》“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崧高》“四国于蕃，四方于宣”；《烝民》“赋政于外，四方爰发”；《江汉》“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常武》“四方既平，徐方来庭”；《烈文》“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我将》“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执竞》“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桓》“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玄鸟》“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殷武》“商邑翼翼，四方之极”。  《尚书》作为记录中国上古历史的最早文献典籍，是探寻上古历史脉络的原始史料，是体现中国王权统治最初形成的原始记忆。从《尚书》的各个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王权统治与“四方”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大禹谟》“俾予从欲以治，四方风动，惟乃之休”；《皋陶谟》“予欲宣力四方，汝为”；《太甲中》“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盘庚上》“绍复先王之大业，厎绥四方”；《说命上》“以台正于四方，惟恐德弗类，兹故弗言”；《微子》“殷其弗或乱正四方”；《泰誓上》“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泰誓下》“呜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临，光于四方，显于西土”；《牧誓》“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金滕》“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康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召诰》“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洛诰》“公称丕显德，以予小子扬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师”、“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四方迪乱未定，于宗礼亦未克敉，公功迪将，其后监我士师工，诞保文武受民，乱为四辅”、“我惟无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孺子来相宅，其大惇典殷献民，乱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多士》“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丧，罔非有辞于罚”、“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君奭》“惟兹惟德称，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立政》“严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顾命》“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乱四方以敬忌天威。”；《康王之诰》“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毕命》“既历三纪，世变风移，四方无虞，予一人以宁，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劝”；《君牙》“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遗绪，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乱四方”；《吕刑》“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嗟！四方司政典狱，非尔惟作天牧？”。  “中国者，《诗》《书》礼乐之所用也！”，纵观中国文献典籍，还有什么历史文化内涵，能与“四方”概念相提并论，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与“中国”相辅相成？可以说，夏商周的历史就是“中国”与“四方”相互成就的历史，“中国”文化与“四方”文化是互为宾主的关系。“四方湖古城”正是自带“中国”“四方”历史文化内容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历史文化遗址，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以“四方湖古城”的夏商周三代历史文化为载体，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完整全面反映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逐水而居在“四方湖古城”旁北淮水两岸的中华先民，依靠北淮水独特的地理条件，优越的气候条件，优厚的自然环境，丰富的水土环境，逐渐从以渔业捕捞和果实采集为主的生活方式，过度到渔业捕捞与农耕生产兼而有之的生活方式。其中，北淮水两岸优越的自然条件，生存着许多野生水果品种与野生农作物品种。在逐水而居的北淮水中华先民的一代代培育下，形成了原始农作物品种，产生了中国原始的农业。因为原始农业的发展与丰富的渔业资源，使得北淮水两岸的中华先民得以定居，人口繁衍。丰富的渔业蛋白质食品，促进了中华先民大脑的发育，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人文文化，形成了“聪明徇智之所居也”的地方——中国“四方湖古城”。北淮水丰富的自然资源与条件，经过一代代的发展与积累，最终诞生了“万物财用之所聚也”的“四方湖古城”，成为中华先民安居乐业的早期城市。因为“四方湖古城”物质财富的富足，中华文化得以产生，诞生了引领中华民族从愚昧走向文明的中华圣贤标志人物——尧、舜、禹，“四方湖古城”也因此成为“贤圣之所教也”的地方。因为尧舜禹圣贤文化在“四方湖古城”的推广与教化，“四方湖古城”也成为最早“仁义之所施也”的中国之地。“四方湖古城”在尧舜禹文明思想的传播下，成为“四方”民众向往的文明之地，成为“远方之所观赴也”的理想家园。  由此，一个以“四方湖古城”为城市标志的古国“中国”正式诞生，引领周围“四方”民众文化文明的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四方”人民的中心。“中国”与“四方”成为中华民族永恒的记忆，在历史的演进中，传承下“古城”与“四方”湖的历史地名。 做为中国上古时期的繁华之地，当然是“四方”人民展现“异敏技能之所试也”的地方，是人们施展才华的地方，是中国文化大发展的地方，最终诞生了中国文化的精髓《诗经》与《尚书》，是“《诗》《书》礼乐之所用也”的“最早的中国”文化。作为紧邻“四方湖古城”一衣带水的东夷人民与南蛮民众，学习“中国”文化，推行“中国”文明，当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成为“蛮夷之所义行也”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与荣耀。 “四方湖古城”在中华文明历史演变中的基本图景：生活于四方湖古城的“中国”先民，在尧舜禹时期形成了稳定的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取代了渔业捕捞为主的生活方式。但是，因为四方湖古城地区位于淮河中下游地区，地势低洼，平均海拔高度19.5—34米，水流不畅。在夏季洪水季节，经常遭受夏季洪水的季节侵害，导致农耕生产的不稳定，人民生活受到经常性的危害。遂有尧、舜、禹历经三代的水患治理，产生了大禹治水工程，以根治淮河中下游的河道排水不畅的经常性水患，及解决农耕地区的内涝与水利灌溉。在生活于四方湖古城地区的夏氏部落与涂山氏族的共同参与下，大禹凿山导淮，开凿荆涂二山之峡，根本解决了淮河中下游的夏季水患，成为淮河中下游万国氏族部落的英雄。夏氏氏族所生活的四方湖古城地区，因高度发达的文化与物质财富，也成为万国所瞻的地方，引领四方万国氏族的文化发展。夏氏族生活的四方湖古城，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朝的国都，成为夏文化发展的中心。由古文化、古城、古国，而形成最早的古“中国”。  “中国者，蛮夷之所义行也”，最早接受夏文化的东夷部落首领后羿，“因夏民而代夏政”，取得了对夏都四方湖古城的统治权，驱逐了夏后中康，成为夏王朝的实际夏后。这也是尧舜禹禅让制的一种反刍，夏王朝仍稳定发展，四方湖古城人民生活安定，政局平稳。但四方湖古城的物质繁华，也让后羿贪图享受，不思朝政，被寒浞而代之。后少康击败寒浞，夺取了夏都四方湖古城，重新统治了夏王朝。在夏朝末期，因夏桀对四方氏族统治的不当，或是因为全国大面积的旱灾，导致北方缺衣少食的商汤部落南下，攻下夏都四方湖古城这一繁华的“万物财用之所聚也”的富足之城。夏桀只得败退于南夷的“鸣条”据守，“鸣条之战”战败后，继续南逃至于“南巢”，在“南巢”被杀或被囚禁。以四方湖古城为夏朝都城的夏王朝，就此正式灭亡。 商汤氏族在攻下夏都四方湖古城后，本欲在繁华的四方湖古城建立商王朝都城，但条件“不可”而放弃。商王朝都城在辗转多地后，最终还是在商王朝中期迁都四方湖古城，定名为“奄”。后因四方湖古城“商奄”都城的繁华，导致商贵族的不思进取，盘庚继承商王后，下令迁都北方的殷地，建立新的殷商都城“殷”。但因为统治东南地区的需要，“商奄”四方湖古城仍做为南都，统治着东南地区。殷商王朝的称谓，由此产生。“商奄”四方湖古城做为商贵族的宗庙与“四方”部落朝拜商王朝贡赋纳税之地，仍是商王朝统治的象征。“商”与“奄”的四方湖古城，成为不同人群不同时期对同一古城的称谓。  周武王在北伐商纣王成功后，南下攻克“商奄”四方湖古城，并向上天立誓“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周武王当机立断地决定将“大邑商”四方湖古城经营为西周王朝的都城，成为西周王朝的东都成周，统治广大的东南地区，并安抚富裕的东南人民。四方湖古城在夏商王朝之后，再次成为西周王朝的都城，而成就了西周王朝的历史。在整个西周王朝时期，从可见的历史记载来看，西周王朝的统治就是与淮夷、东夷、南夷交集的历史。当西周王朝失去对淮夷东南地区的控制，西周王朝也只能走向灭亡。 因此，在经历西周王朝灭亡后的两千八百年沉寂后，四方湖古城以其夏、商、周三代都城的历史文化地位，展现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完整呈现出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国”的产生，离不开“四方”的历史；“四方”的文化与贡献，成就了“中国”的荣耀。四方湖古城不仅是中华民族写入血脉与文化、历史中的原始家园，而且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精神家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四方湖古城历史的重现，将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起点。（作者：赵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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