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稿：社會大衆需要怎樣的歷史讀物

各位朋友：

大家好。很高興在這裏和大家見面。儘管這個見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單方面的，除了今天來到韜奮書店的一小部分朋友之外，更多線上朋友，我是見不到大家的，但畢竟大家還是能夠見到我。大家能夠看到我，能夠看到我的眼睛，就能看出我的真誠，看到我的真心，看到我是很誠懇地想在這裏和大家交流我對“社會大衆需要怎樣的歷史讀物”這一問題的想法。爲什麼？因爲我希望自己能夠給大家提供使更多人滿意、也讓更多人喜歡的歷史讀物；同時更希望能有更多的歷史學者來做這樣的工作。

如果不做任何限定，從字面上泛義地去理解，所謂歷史讀物，當然應該包括所有以歷史爲主體的文字。若論所述歷史知識的層次，專業的研究性著述自然位居頂峰。不過我們在這裏談論的是社會大衆需要怎樣的歷史讀物，這樣，以社會大衆的眼光來看，就不是所有專業性研究著述都適合社會大衆的口味了。

那麼，這種社會大衆的口味是什麼呢？有人一談到社會大衆的喜好，很容易地就想到“通俗”那兩個字。要是把“通俗”的“通”字解釋爲文字暢達而易爲讀者接受，討讀者喜歡，那麼，這樣的聯想當然是合理的，可“通”不一定和“俗”要有必然的聯繫，也就是說“通”不一定非“俗”不可。因爲“俗”的涵義很清楚，它意味着平庸，意味着卑微低下，甚至意味着下里巴人的情趣，乃至有些猥瑣的心態。

實際上我們絕大多數歷史愛好者並不需要這種低俗的歷史讀物，因爲它背離了我們清楚、準確地認識歷史、瞭解歷史的願望。社會大衆的文化需求雖然很複雜，但那種低俗的歷史讀物，我理解，大致可以以各種各樣的“戲說”來代表其基本特徵，即一不嚴謹，二不準確，甚至還都不同程度地展現着荒唐：荒唐的史事，再加上荒唐的解說。這樣的需求有沒有？當然會有，甚至會有很多，但讀這種讀物的讀者，大多也都知道這並不是真實的歷史，他們衹是把它當作“故事會”來讀，這衹是一種娛樂性的消遣。

真正想瞭解歷史真相的讀者，通常都希望能夠看到專業研究者寫出的嚴謹的歷史書，而且也衹有專業的研究者纔能寫出適合社會大衆的歷史讀物。再說，從理論上講，專業的研究者，本來就都是幹這種事兒的人，他們就是靠給社會提供嚴謹的學術研究成果而存在的。問題是他們寫的這些東西，絕大多數，社會大衆根本看不懂。

真心關心歷史的社會大衆，他們所需要的歷史讀物，衹能由專業的歷史研究者來寫，也必須要由專業的歷史研究者來寫，而他們寫出來的東西社會大衆往往看不懂。好了，問題就這樣擺在了大家的面前，今天我想在這裏和大家談的“社會大衆需要怎樣的歷史讀物”這一問題，就從這裏說起。

實際上我是想把這個問題倒過來看，即主要不是來探尋社會大衆爲啥看不懂，而是和大家說一說專業的研究者爲啥不努力去寫一些社會大衆看得懂的東西。

首先，專家們著書立說的主要目的和實質性內容應該是深入探討學術問題。對於社會大衆來說，專家們所探討的這些問題，難免生僻；他們的表述形式也要力求學術的精準性和規範性。不過這衹是一種理想的狀態，或者說是社會大衆對專家學者的期望與想象，實際情況卻與此有很大出入，甚至可以說存在着巨大的反差。

真正深入、嚴謹的學術探討永遠是歷史研究的核心和骨幹，很大一部分研究者衹是用行業內通行的規範形式來表述自己的研究成果，這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無可非議，而且還要予以高度的肯定與讚揚。我把這樣的研究和表述形式，稱之爲經典的學院式的範式。因爲對於大多數專家學者來說，做這樣的工作，就是他們存在的意義。社會大衆對他們的研究，應該是衹求其深，不厭其深。事實上也就是這樣。

問題是這些專家學者們的研究真的那麼富有學術意義麼？實際情況，同社會公衆頭腦中看似理所當然的印象有着很大的差距。

在我比較熟悉的中國古代史研究領域，我估計，至少不低於百分之五十的所謂研究論著，實際上是沒有任何學術價值的。這些論著，或毫無新見，甚至讀者（這指的是行業內部的專業讀者）完全弄不懂作者到底是想說些什麼；或粗疏不堪，根本不值一讀；或所做論證缺乏最基本的史料基礎，任意信口開河，等等。這類以“學術論著”面目出現的東西，實質上等同於垃圾，按照我的老師黃永年先生的說法，是“大便紙（指擦屁股的手紙），多幾個字”。這樣的東西，不僅對學術研究無益，而且還很有害；特別是對那些缺乏基本判別能力的社會公衆，爲害尤其嚴重。

那麼，剩下的那一半呢？這剩下的一半左右“學術論著”，其中還要有一半左右，也就是大約佔總數四分之一的“研究成果”，在學術圈內，是很高大上的，甚至可以說是時下學術圈裏那些頂端名流所極力表彰的前沿性成果，是他們所極力引領的學術新潮流、新方向，可是恕我無能，雲裏霧裏的，玄乎得很，根本看不懂，因而也就完全無法領略其意義與價值。

當然這是我自己的責任：首先我就不是歷史學科班出身，因而始終弄不懂歷史學研究的章法是什麼；其次是自己先天素質低，思維方式太“濫污”（Low），總也想不明白人家怎麼就從這兒跳到那兒去了，總也看不明白人家得出那些高大上觀點的依據是什麼，所以也就怎麼看也看不明白。不過我畢竟也在這個圈子邊上混跡大半輩子了，好歹也混了個教授、博導的頭銜了，要是我都看不懂，那麼，對於所謂“社會大衆”，當然也就更沒有意義了，除非你特別崇拜某某著名教授。因爲崇拜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當然也不需要看得懂你崇拜的名流講得有沒有道理，膜拜就是了，但那衹是個別人針對特定對象的特例。所以，這類著述，我們在談論社會大衆的歷史讀物時，也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大家別聽我這麼一講就以爲研究歷史的專家學者都是光吃乾飯不幹活兒的混子了，那不還剩下有四分之一的人麼。你要是想想中國一年畢業多少歷史學博士就會明白，這剩下的四分之一歷史學者，也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字。

話說到這裏，下面我們就來看看這一夸脫歷史學者同大衆閱讀的關係。關於這個問題，可以分別從三個方面來談。

第一個方面，是這些歷史研究者願不願意撰著大衆讀物。在這一方面，大致來說，可以分成三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的學者，是他就根本不想撰寫任何形式的著述。這類學者雖然人數不多，但都是真心喜歡歷史、琢磨歷史的人。他們的書衹是給自己讀的，是爲了豐富自己的人生，提高自己的素養。你衹能有幸成爲他們的朋友，和他們談得來，他們纔會同你聊對歷史的見解，向你侃對歷史的認知。總的來說，就我們談論的這個論題而言，這個類型的學者，基本上等同於不存在，我們衹是向他們致敬就好了。

第二種類型的學者，在這一夸脫學者中佔據了絕大多數，他們衹想遵循學院式的路徑，一板一眼地幹好自己的活兒，把問題研究得真真切切。這都是些真學者，寫出來的也都是很有價值的成果。至於社會大衆看懂看不懂、愛看不愛看，那都是你自己的事兒，都衹能看你自己的造化和興致。但不管你看懂還是看不懂、愛看或是不愛看，你都要知道，若是沒有這些研究，也就不會撰寫出任何有價值的歷史讀物，不管是誰都寫不出來。這些專門的學術研究，是各種大衆歷史讀物的淵源和土壤。

第三種類型的學者，他們既潛心去做深入的學術研究，同時又願意並且也能夠撰著面向社會大衆的歷史讀物。這類學者，當然數量不是很大。這裏面既有個人的喜好和能力問題，更有管理體制和文化環境的制約。後者，衹能說一言難盡，欲說還休。但若是稍微仔細想想，就可以說，道理，你懂的。就學者個人而言，恐怕衹有極個別人會不做其他專題研究而壹心壹意地去爲社會大衆撰寫歷史讀物；而且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想這樣做也不會做得很好。原因，是上面剛剛提到的，所謂學院式的研究，是撰著大衆讀物的基礎。

眼前的情景，就是這樣：在龐大的研究羣體當中，實際上衹有很少很少一小部分學者，願意並且能夠分出部分精力來爲社會大衆撰寫歷史讀物。那麼，接下來的問題，便是這一小撮學者選擇什麼問題做研究——他們研究些什麼，社會大衆就能看到什麼樣的歷史讀物；或者換一個說法，他們若是多考慮一下我們今天談論的這個主體、即社會大衆需要怎樣的歷史讀物，社會大衆就能讀到更多適合自己的歷史讀物。

歷史就是過去了的現實。現實生活千頭萬緒，歷史同樣萬象千般。但我們研究歷史，有一個看似淺顯卻又非常重要的核心內容，需要高度注意——這就是所謂歷史首先是人的歷史。大家不要以爲這話很簡單，太大白話了，實際上比很多人想象得要複雜，更有很深邃的歷史內涵。

社會大衆對歷史的關注，往往會聚焦於那些在歷史上發揮重要作用的或是對歷史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代表性人物，樂於去閱讀這些人物的傳記或是其他那些性質、形式與其相通相近的著述。在我看來，人物傳記或是以人物關係爲核心的歷史故事，就是最被社會大衆需要、也廣受社會大衆歡迎的歷史讀物。

可是，在歷史學者的專業領域內，大多數專家卻對撰著歷史人物傳記或是講述歷史故事抱持一種輕蔑的態度。大多數專家學者們更關注那些抽象的問題，更在意解釋歷史表象背後的內在機理，至少也是考述那些制度性問題。

不過這衹是當今史學界的狀況，中國古代學人治史的傳統卻不是這樣，中國古代位居魁首的史學家司馬遷就特別重視人物傳記。司馬遷撰著的《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史書，本紀和列傳，是這種紀傳體史書的核心構件，本紀承自《春秋》之類的編年體史書，而列傳這種體裁則是司馬遷的偉大創建。所謂列傳，基本上就是人物的傳記。司馬遷選取各個時期各個方面的代表性人物，爲他們撰寫傳記。以後歷朝歷代所謂正史，也都是沿用這種紀傳體裁。這也就意味着自從司馬遷撰著《史記》之後，中國歷史記述的核心，就一直是這一個個活生生的人。

若是再進一步區分一下，司馬遷著《史記》，這是在記述歷史，也就是書寫歷史，而現在像我這樣的大多數歷史學者衹是在研究歷史，再現歷史。寫歷史既然都以人物的命運爲核心了，研究歷史就更應該重視歷史發展過程中各個方面的那些代表性人物；特別是我們若是能夠注意到上面講的這一重大史實，就會很具體、很實在地理解，作爲專業的歷史研究者，關注歷史人物、研究歷史人物，並不是迎合非專業讀者、也就是所謂社會大衆的“低俗”趣味，歷史人物本來就應該成爲我們吃這碗飯的人最重要、最核心的研究對象。

這樣，我們就在內在實質上找到了專業治史者同社會大衆讀史需求的重大契合點；若是從歷史讀物出發來看待這樣的認識的話，這等於大大拉近了作者同讀者的距離，讓他們彼此之間貼得很近很近。若是有更多的學者像我一樣看待這個問題，那麼，剩下來的就衹是學者們有沒有能力做好這樣的研究以及他們是不是能夠很好地表述自己研究的問題了。

以具體的人物爲核心來研究歷史，並不妨礙其他各個方面歷史問題的研究，反而還會帶動相關研究的深化和拓展。這是因爲所有人類社會的問題，都是由具體的人造就的，都是通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構成的。此人同彼人的差異性，人際關係的複雜性，還有伴隨着時代進展所不斷發生的蛻變和演化，使得每一個人以及他們所做的每一件事兒，都有其獨特的個性和特質，這些又都不是抽象的模式所能概括的，也不是呆板的制度設置所能規範的。

一個人一個樣，一件事兒一個理兒。對於我來說，研究歷史的目的正是基於一般的社會背景來闡釋這一個個人，一件件事兒，而不是相反，不是要把每一位具體人物所參與的具體史事概括或是抽象成爲一個乾巴巴而又玄乎乎的“定理”。

每一個學者的情況都不一樣，每一個歷史人物所具有的內涵也都各不相同，具體怎樣研究、怎樣表述各個歷史人物，當然也不會千篇一律。最好雅俗共賞，一舉兩得，但若是一時做不到，也不妨先撰寫給專業同行看的學院式論著，在這樣的基礎上再專門來爲社會大衆寫歷史讀物。

今天我來到這裏和大家交流，談論我對社會大衆所需求歷史讀物的看法，很大程度上緣於幾年前三聯書店張龍先生約請我撰寫並幫助我出版的《海昏侯劉賀》這本書。這是我第一次嘗試寫這樣一本面向更多讀者的歷史讀物。雖然這本書做得並不很好，但廣大社會公衆對我這一嘗試給予了熱情的支持，這鼓勵我進一步思考這方面的問題，並在繼續從事深入學術探討的同時，儘可能地用更多讀者易於接受的方式來表述我的認識。

談到社會大衆所需求的歷史讀物，在我看來，僅次於歷史人物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專業歷史學者應該及時回應社會大衆對重大考古發現以及其他重要文物的關切。

連續多少年來，在這塊土地上，土木工程建設，到處熱氣騰騰，再加上盜墓賊趁火打劫，地下寶物層出不窮。這不僅引得考古學家和一些歷史學者大喜若狂，也激起社會公衆的強烈興趣。另一方面，博物館裏，收藏家手中，還有無數以往發掘出土的或是世代傳承下來的重要文物，社會大衆同樣十分關切。我想稍微看過一些考古新發現和其他古代文物展出的朋友，大多數人都會很不滿足。因爲主事者對這些考古發現和文物展出普遍缺乏深入的解說。不管是歷史背景，還是某一文物的來龍去脈，大多都太簡單，太含混，甚至充滿了各色各樣的繆誤。

這種局面，給專業的歷史學者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人們熱切地期望學者們能夠及時對相關考古發現和那些重要文物做出深入的闡釋，寫出滿足社會大衆需求的歷史讀物。但在今天中國的學術界，這對很多很多學者、甚至對絕大多數學者來說恐怕都是一個嚴峻的挑戰。當然很多所謂學者不會像我這麼坦誠，他們會努力裝出很不屑的樣子；特別是我前面提到的那四分之一左右從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很高大上學者，更是如此。但這不過是聲張聲勢以掩飾其空虛無能而已。因爲這樣的事兒做起來實在很不容易，既需要很廣博的知識儲備，同時還需要很敏銳的學術眼光。要有條件看出問題，還要有能力解析問題。這用一句更形象的話來講，就是需要逢山開路，遇水架橋。衹會說大話，是翻不過去這座山，也越不過那條水的。

就中國歷史學界的研究現狀而言，要想一時間做好這樣的研究，確實是很困難的事情，但衹要做好充分的準備，沒有什麼困難是不可克服的。這實際上帶出了一個非常重大的學術問題——專家學者們研究歷史的目的是什麼？難道社會大衆的熱切關注點，不正應該是我們需要努力從事探索的問題麼？至少我願意努力來做一些相關的工作，而不是抽身迴避。事實上剛纔我提到的拙著《海昏侯劉賀》以及後續的《海昏侯新論》，就是由於考古工作者發現劉賀墓室後，社會公衆高度關注這一重大考古發現，人們也迫切希望歷史學者能夠提供相應的背景知識，我纔努力寫出這些著述的。

如果再舉述一個社會大衆所關注的歷史知識領域的話，我想就應該數到衣食住行之類的社會生活史知識了。這方面內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同上面談到的考古、文物研究具有比較密切的聯繫。學術界對這方面的研究，雖然已經做過很多工作，但實際的成果，仍然相當薄弱。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緣於其中很大一部分研究內容資料的分散性，是緣於很多知識的專門性。總的來說，學術界已有的積累，還不足以給社會大衆提供出較多合格的歷史讀物。

聽我這麼一講，我們很多非專業的朋友可能覺得有些意外，但這就是我看到的實際情況。儘管作爲一名職業的歷史學者這有些窘，但我衹能實話實說。

在這一方面，雖然我目前還沒有能力做出很多研究，但我寫過的一些版刻史、印刷史的論著，比如《中國印刷史研究》等，大致也可以算作這一範疇之內。衹是其表述形式還過於專門，過於學院式。希望以後能抽出時間，寫出稍微大衆化一些的書籍。其他如去年我結合在北京大學的本科生教學，對中國古代麪食品做了一些初步的研究。近些年來對中國古代的金石銘文和天文曆法知識，更寫出一批文稿。這些文稿，都不同程度地在主觀上做了更適合普通讀者的表述。最近三聯書店幫助我出版的《辛德勇讀書隨筆集》裏，就收錄了一些這類文稿。像《天文與曆法》這一分冊裏對二十四節氣的考述，就與通行的歷史讀物，有很大不同，希望能夠給大家提供更爲準確的古代天文曆法知識。事實上這一整套《辛德勇讀書隨筆集》，其文章撰述形式，都貫穿着使更多社會大衆易於接受的思考。

當然在社會生活史這一廣闊領域之中也有一些分支已經具備了比較雄厚的學術基礎，可還有另外一重因素，限制着大衆讀物的出版——這就是文字表述的問題。

在我看來，我們在這裏談論的寫給社會大衆的歷史讀物，普遍存在這樣的問題。一般來說，文字能力是天生的，而後天努力能夠提昇的效果是很有限的。能有更有才華、更適合的學者當然更好，但至少在目前情況下，在是“有”還是“沒有”這個問題更爲迫切的情況下，我們需要看到，社會大衆是很寬容的，並不一定會對歷史學者的表述形式和文字技巧提出更多不切實際的要求。

從另一角度看，社會大衆需求的歷史讀物，也是可以劃分出不同層次。這不同層次的讀者，對歷史讀物表述形式和文字技巧的要求也會有所不同。今天我們需要注意的一個重要事實是，大學本科以上的非歷史專業人士，在我們談論的這個“社會大衆”羣中是佔據了很大很大一個比重的，衹要主題喜歡，這些讀者可能更在意歷史讀物的實質性內容，而不一定首先關注其表述形式。在我看來，很多理工農醫專業的歷史愛好者，理解和接受的能力是很強的，衹要歷史學者在文字形式上稍稍用心做出一些努力，這些讀者都是能夠很好地接受和理解的，關鍵還是要有實質性內容。

至於內容和形式都很完美的歷史讀物，它的大量涌現，那是一個社會問題——出版業衹要充分市場化，那一天很快就會到來。

好了，我的話就說到這裏。今天談論的內容，更多地是從一個歷史學者的角度來談專業歷史工作者應該給讀者提供怎樣的歷史讀物，同我們設定的論題稍微有些出入，可我的位置就站在這裏，恐怕衹能這樣談。這一點請大家理解。

謝謝大家。

2020年9月18日晚講說於三聯韜奮書店

本講稿今刊《澎湃新聞》之《私家歷史》（可點擊文末“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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