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文诏是明末著名的将领，一直以来他都以“敢战”而闻名，甚至被称为“明末第一良将”，引起了很多青少年的吹捧与崇拜。然而在他光鲜的外表之下，是一个凶残的刽子手，只要认真翻阅一下史书，人们就会立刻看穿他的真实面目。 曹文诏镇压农民起义的罪恶生涯开始于崇祯三年（1630年），当年七月，陕西的农民起义活动风起云涌，这引起了明廷的恐慌与仇恨。鉴于曹文诏之前追随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人四处征战的光辉履历，明廷提拔他做了延绥东路副总兵，希望借着他所谓“善战”的关宁军将起义军镇压下去，挽救明王朝的统治危机。 一、初出茅庐，凶相毕露 在一开始，由于起义军的战斗力、组织度各方面均存在严重不足，曹文诏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先后击败了王嘉胤、点灯子、李老柴、独行狼等义军首领，这使得曹文诏的气焰越发嚣张起来。曹文诏镇压农民起义的手段十分凶残，史载，“诸将在阵，于胁从者纵令逃去，文诏必尽杀，无一存者。（其侄）变蛟亦然。”（引自《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他嗜杀成性，只要是加入农民军的人绝不放过，不给人留一点活路，可见所谓“平定动乱，维持社会秩序”不过是托词，这个凶残的豺狼只是疯狂地仇视人民，对于任何有一点反抗行为的人都必欲杀之而后快，一心一意维护明廷的统治，而根本不把广大群众当人看。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对神一魁余部的残酷镇压。崇祯四年(1631)九月十八日，神一魁被叛徒杀害，献头于官军，但他的余部在红军友、李都司、杜三、杨老柴四人的领导下坚持斗争，他们在之前的斗争中完全明白了明廷的狡诈阴险、背信弃义，对明廷的腐朽黑暗有了更为直观深刻的认识，斗争态度十分坚决。他们屯兵于镇原，准备攻打平凉，但进展不顺，只好暂时退守到庆阳。就在这时，曹文诏前来同甘肃总兵杨嘉谟、副将王性善会合，向农民军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崇祯五年（1632年）三月，曹文诏与农民军大战于西濠，仅此一战就斩首千级，生擒了杜三、杨老柴。面对这个巨大的失败，神一魁余部没有被吓倒，他们联合另外的农民军进行战略转移，继续展开斗争。 曹文诏、张嘉谟等人则穷追不舍，双方在张麻村展开大战，义军不幸再次战败。这时王性善与甘肃副将李鸿嗣、参将莫与京等到来，一时反革命力量云集，双方再次展开战斗，官军此战斩获了五百二十多个首级，此后明军乘胜追击，连战连捷。这支义军此时已经只剩几千名残余战士了，但连续的斗争失败没有动摇义军的战斗信念，特别是有一支从清水分出的义军力量较强，还击败过官军。曹文诏这个凶残的刽子手又展现了他阴险狡猾的一面，他使用反间计，使其他首领上当，让他们杀死了红军友，趁着农民军内乱的时候，他伙同自己的侄子曹变蛟连续对义军发动进攻，最终全歼了这支农民军。 不可否认，曹文诏此人的确凶悍异常、能征惯战，不愧为农民军的死敌。满天飞、郝临庵、刘道江、独行狼、李都司这几位义军首领之后联合设下埋伏，隐藏了自己的精锐部队，只让一千多骑兵出来迎战，引诱明军抵达南原时，伏兵大起，同时大呼“曹将军已经死了”企图扰乱明军军心。没想到曹文诏居然拿着长矛来回冲击，单枪匹马在万余名农民军中间耀武扬威，真是十足的亡命徒作风。明军见状士气复振，使得农民军的计谋没能实现，此战农民军伏尸遍野，元气大伤。残余的农民军之后再没能组织起有效的反击，被诸多如狼似虎的官军连续击败。之后著名反革命头子洪承畴在平凉杀害了满天飞，诱降其将领白广恩，其余的农民军分路撤退。曹文诏赶到陇州、平凉、凤翔之间追杀他们，1632年十月，三次战斗三败农民军。接着就逼向耀州锥子山的农民军，此部农民军此时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杀死独行狼、郝临庵后投降了。但洪承畴这个心狠手辣的刽子手并没有放过他们，在接受投降后又卑鄙地屠杀了其中四百多人。关中的农民起义就这样被淹没在血泊之中。 巡抚御史范复粹在递给朝廷的奏章中声称历次战斗中共获首级三万六千六百多，曹文诏的功劳第一，张嘉谟第二，王承恩、杨麒又在其次。曹文诏在陕西时，甘为朝廷鹰犬，奋力镇压农民起义，大小几十次战斗，立功最多，洪承畴却没有给他记功。可笑这个刽子手如此卖力，却得不到明廷的论功行赏。 二、征战山西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军看到陕西反革命力量强大，为了避敌锋芒就大都流入山西，据说由紫金梁、混世王、姬关锁、八大王、曹操、闯塌天、兴加哈利分别统帅七大营部，每部人数多的有一万人，少的也有五千人。这时候，明廷又想起他们忠实的猎犬曹文诏来了，御史张宸极上书明廷大肆赞扬曹文诏镇压义军的武功，还肉麻地吹捧说士绅百姓都编歌谣称赞他，也就是所谓的“军中有一曹，西贼闻之心胆摇”。 但事实上，百姓们又怎么会给这个好勇斗狠、嗜杀成性的豺狼唱什么赞歌？崇祯七年正月兵部题本中说：“曹变蛟一旅大为民害。数日前臣部差官收得沿途谣帖数纸云：‘宁被流贼抢，不教曹兵挡。流贼抢有限，曹兵害无穷。流贼抢民财，曹兵杀民命’等语。”（引自《枢政录》卷八），可见这才是人民群众对于曹文诏的真实评价，曹文诏及其所部军队军纪极差，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引起了广大人民的仇恨。这样一支军队，不过是以满足士兵兽欲为诱饵，好驱使他们镇压起义的豺狼部队罢了，而他们的头领曹文诏，这个凶恶的反革命刽子手自然也不会是什么护佑一方平安的保护神，而是人人谈之色变的瘟神，他来到哪里，灾难就来到哪里，所谓“爱民如子”的明王朝，就是靠着这种军队来保护自己治下的人民“免受流贼的侵害”，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即使是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对于曹文诏的凶残行径也不得不俯首认罪，并认为他诛戮过甚、害民有术，从长远上看，不利于明廷的统治。但以崇祯、洪承畴等为首的一干暴君酷吏却偏偏欣赏他的狠戾无情，把他当成宝贝；那些没有心肝、一心只考虑自己荣华富贵的地主豪绅们也把他看作自己的一张护身符，这才编造出了“军中有一曹，流贼闻之心胆摇”这种口号给他和自己打气，实际不过是拾宋人牙慧。 基于以上理由，明廷命令山西、陕西的各位将领一同受曹文诏指挥，希望他能再立新功。崇祯六年（1633年）正月，曹文诏由于被自己的主子嘉奖，立功心切，对农民军展开了残酷的镇压，给义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明政府此时从上到下已经腐朽到了极点，崇祯又往他的军中派遣了监军太监，使得他处处掣肘，为农民军赢得了喘息的时间。同时，曹文诏此人飞扬跋扈，与刘令誉起了冲突，遭到了对方的陷害。兵部认为曹文诏仗着打了几回胜仗就骄傲起来了，于是把他调往大同。由此可见，当时的明廷已经腐朽黑暗到了何种程度，但曹文诏还是执迷不悟，一心要维护这个政府摇摇欲坠的统治。不过，就算他此时想反正，人民也不会放过他，他身上背负着累累血仇，自知已经自绝于人民，因此即使在朝廷内屡受排挤，也只能忍气吞声，夹紧尾巴做人，这正是古往今来一切与人民为敌的走狗必然的下场。他的遭遇在后世还引发了不少文人的叹息遗憾，觉得当时要不是奸臣当道，曹文诏定能镇压起义，再造社稷，但实际上，如果一个封建政权正常运转的话，它是绝不会允许曹文诏这种屠夫残害人民的，曹文诏的诞生本身就说明这个政权已经病入膏肓，只能抱着对人民的无比恐惧和仇恨，把曹文诏这种人推上前台来，曹文诏的凶狠和明廷的腐败是两位一体的，所谓奸臣当道，完全是欺骗世人的借口。历史雄辩地证明了，整个明朝政府，以及支持它的万千地主儒生，是注定要灭亡的，谁要是不思悔改，那就是助纣为虐，必将被农民军们无边的怒火燃烧殆尽。 三、抗清失利 崇祯七年（1634年）七月，清军入关西征插汉，回师时顺便进入了大同境内，攻占了得胜堡，之后围攻怀仁县以及井坪堡、应州等地。曹文诏同总督张宗衡驻扎在怀仁防守。在同清军的战斗中，曹文诏完全没有了之前与农民军战斗中的威风，他曾向清军挑战，却失败而回。后来，灵丘以及其他屯兵的城堡大多失陷，清军得胜回师。十一月明廷评定各将的罪过，曹文诏、张宗衡以及巡抚胡沾恩一同被定罪充军到边地的卫所。但曹文诏毕竟是明廷所仰仗的一张王牌，所以立刻就有人上疏，让他继续参加镇压义军的罪恶活动，立功赎罪。 这个时候，河南的形势一片大好，史载：“七年冬，贼骑千余西来，立马西郭麦田中。已而大旗飘飏，遥望崖口而南，旌旗蔽空，甲光耀日，南尽南山，北尽河曲，波压云涌而至。惟闻马嘶之声，自朝至夜，连营数十里。……贼过人畜践踏，路阔五六里，不知其众之几何也。”农民军的浩大阵势把河南地方官员吓破了胆，向明廷告急求援，明廷便传令让曹文诏率兵紧急前往河南镇压义军，不过在进入河南之前，曹文诏还是卖了那个保举他的巡抚一个人情，在山西帮助他剿灭义军。 四、兵捣皇陵 谈到义军进入河南，那就不能不谈农民军所干下的前无古人的壮举：发掘凤阳皇陵。起义军在崇祯七年底大批进入河南以后，便积极向皖北一带发展。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上旬，起义军进入安徽。这时凤阳的贫苦百姓听说义军到了安徽，为了摆脱明廷敲骨吸髓的剥削，主动派人邀请起义军进军凤阳，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情报，为义军之后震动天下的壮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在起义军围攻颍州的时候，“凤之穷民，远几百里相邀，具以册授贼：某家富厚，某处无兵。于是，贼遂拥众焚劫，震动祖陵。”（见于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六，《本计》条引崇祯八年御史邓启隆《民害未除疏》；又见孙承泽：《山书》卷九）。 崇祯八年正月十五日清晨，扫地王、太平王等部义军进攻凤阳。为了保护中都凤阳所谓的风水，凤阳没有城墙，义军战士因此如神兵天降，长驱直入。面对义军将士的进攻，凤阳留守朱国相不自量力螳臂当车，被义军战士打的丢盔弃甲，当场伏诛。幸存的明军纷纷跪在地上“口呼千岁”，乞求饶命。凤阳知府颜容暄见势不妙，居然穿上囚服躲进监狱妄图逃过一劫，真可谓斯文扫地，所谓的朝廷命官，就是这样为人不齿的怯懦鼠辈。但他忘了义军是要解放那些无辜被关在监狱中的平民百姓的，于是在义军释放犯人时他的伪装立刻就被识破了。面对这条落水狗，义军首领当然不会放过他，史载众首领“黄盖鼓吹坐堂上，杖杀容暄”（引自《平寇志》卷二 ）。 痛打落水狗固然为广大受压迫的人民出了一口恶气，但仅是这样显然远远不够，义军们已经明白坐在龙椅之上的朱姓诸贼才是元凶首恶，他们早已告别了“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个幼稚的阶段了。他们以大无畏的气概，放火烧毁了皇陵享殿和龙兴寺，亲手挖了朱由检的祖坟，表达了人民对于罪恶的明廷的无边的仇恨（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上说: “宝顶被穿一穴，不知深浅，地方官多讳言之”。《国榷》卷九四也说，“闻幽宫之骨不能保，诸臣忌讳，无一以闻。以后以獾穴为解，又因而窖之。”）。这一漂亮的手笔证明朱家王朝已经丧尽人心了，人民群众对于所谓的天皇贵胄已经没有半分的畏惧，他们一眼就看出，朱氏一族不过是独夫民贼，根本不值得敬畏，也不会有什么天谴报应。 五、伏诛甘肃 听闻凤阳失陷、祖坟被挖的消息，朱由检气得发疯，但他自知责任过于重大，只能自己来承担，于是只好假惺惺地发了一道罪己诏，同时处罚了一些直接负责的小官来泄愤。当然，他自然也大发谕令，调兵遣将，妄图将农民军彻底消灭以报仇雪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他调洪承畴的陕西兵出关，同中原各省官军协同作战，在七拼八凑之下集结了大约七万人的反革命武装。又不惜出内帑，花大本钱凑了一百多万两军饷，并且叫嚣要在六个月内荡平农民军。在这种形势下，起义军“遂由潼关、内（乡）、淅（川）诸路尽数归秦。”（卢象升：《与蒋泽垒先生》，见《卢忠肃公集》卷十一）。崇祯八年（1635年）三月，曹文诏带着满身的血腥从山西进入河南，在河南的信阳，曹文诏见到了洪承畴，这两个反革命刽子手臭味相投，沆瀣一气，洪承畴赞赏曹文诏的心狠手辣，把他派到湖北随州去镇压农民军了。崇祯八年（1635年）四月，洪承畴得到了起义军大举进入陕西的消息，他在赶回陕西的同时，把曹文诏从湖北调去陕西，希望他能继续发挥镇压义军的才能，辅佐他完成朱由检布置下来的任务，但他不知道，这就将成为曹文诏的谢幕演出了。 有了曹文诏这一员悍将，洪承畴的胆气更壮，似乎“六月灭贼”的任务真能完成一样，实际上，这只是反革命头子的痴心妄想。他安排曹文诏从阌乡取山路前往商州和雒南，直捣农民军大本营，然后再从山阳、镇安、洵阳等地赶到汉中来，阻止他们逃跑。为了笼络曹文诏，洪承畴“曰：“此行也，道路回远，将军甚劳苦，吾集关中兵以待将军。”拊其背而遣之。”三边总督如此礼待，曹文诏真是受宠若惊，他立刻投身到镇压义军的军事活动中去了，五月五日，曹文诏抵达商州，在此他伙同侄子参将曹变蛟，义军叛徒都司白广恩等击败了农民军，之后在金岭川又一次打败了农民军。他和曹变蛟这一对叔侄都是暴虎冯河的悍匪，张岱记载曹文诏有一次领兵路过甘肃平凉，正碰上农民军和家属数万人驻扎在附近的山谷中，文诏“呼麾下士直冲而上，但闻妇女儿稚号泣，声震山谷。”（引自《石匮书后集》卷十八）可见他们在战斗中对义军从来都是赶尽杀绝，连老弱妇孺都不放过，真是十足的杀人狂。因此导致一部分义军在听到他们的名号后，居然会觉得害怕。但农民起义军是斩不尽杀不尽的，他们起兵抗明，上应天心，下顺民意，想要靠屠刀使人们屈服，不过是痴心妄想。在战争的锤炼下，农民军中涌现出来一批能征善战的人马，曹文诏再也不能像开始那样一逞兽欲，对农民军展开单方面屠杀了。 不久之后，农民军中的优秀首领闯王、八大王等人带领各路义军进攻凤翔，曹文诏慌忙从关中赶来。农民军看到这个宿敌来了，纷纷涌向静宁、泰安、清水、秦州之间，共聚集了大约20万人马，这正是革命星火生生不息的明证，而那些反动透顶、满脑子只有三纲五常、行动上只会镇压屠杀的反革命头子是永远不会明白的。当其时，洪承畴手头上只有大约6000人的部队，他大感棘手，只好上书明廷，但明廷哪还有多余的力量给他？他的求救信号如泥牛入海，不了了之。六月，明军与农民军在乱马川展开大战，这一战打出了威风，打出了气概，活捉了前锋中军刘弘烈，击毙了副将艾万年、柳国镇，明军溃不成军，在刘成功、王锡命的带领下仓皇逃走。 艾万年、柳国镇兵败身死的战报传来之后，曹文诏这个农民军的死敌勃然大怒瞋目大骂，向洪承畴请求让他出马同起义军决一死战。而狡猾的反革命头子洪承畴也被他之前的赫赫战功所迷惑，加之对农民军的轻视心理，便照准了。史载：“承畴喜曰：非将军不足办此。顾吾兵已分，无可策应者。将军行，吾将由泾阳趋淳化，以为将军后劲。”曹文诏于是就大摇大摆地带着区区三千士兵向甘肃进发，在真宁的湫头镇与起义军相遇。起义军看准了这个亡命徒轻敌寡谋的特点，根本不畏惧他所谓“敢战”的名号，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伏数万骑合围，矢猬集。”曹文诏陷入重围，自知无法脱身，拔刀自刎而死，这个疯狂地仇视人民的刽子手就此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六、死后哀荣 地主文人为了美化他的自杀，还编造出来各种故事，最著名的一个声称：“贼不知为文诏也，有小卒缚急，大呼曰：“将军救我！”贼中叛卒识之，惎贼曰：“此曹总兵也。”贼喜，围益急。文诏左右跳荡，手击杀数十人，转斗数里。力不支，拔刀自刎死。”这个故事更加深刻地说明了地主阶级的颟顸虚弱，只敢把失败归因于这样的偶然事件，然后自怨自艾地说一些“一失足成千古恨”之类的话来自我安慰，似乎自己的失败只是由于运气不好，不敢正视自己注定失败的命运。实际上，当时曹文诏孤军陷入农民军的铁壁合围之中，可谓是插翅难飞，他自知无法逃脱，又害怕落入农民军的手里受到折磨，更不甘心自己这个“一代名将”成为俘虏，在绝望之中选择了自杀，这不过是一个顽固到底的反革命凶徒的必然下场罢了，岂是一个小卒可以改变的？他们大力宣扬这种所谓的悲情英雄，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基于儒家思想的审美需求，可以说，曹文诏死前是他们镇压起义、维护自身反动统治的工具，死后又成了他们蛊惑人心、麻醉人民、满足自身趣味的玩具。但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实际上，若他在死后真的知道了那些地主文人对他的吹捧，他说不定还会洋洋得意、引以为傲呢。 洪承畴听说曹文诏自杀的消息后捶胸痛哭，他知道自己从此丧失了一张对付农民军的王牌了，朱由检也大感痛心，追赠他为太子太保、左都督，赐予祭葬的恤典，让他的子孙世袭指挥佥事的官职，并命令有关部门为他立了庙，每年春秋两季加以祭奠。他想靠这些表面工作挽回世道人心，让文臣武将学习曹文诏，抵死为他卖命，这种雕虫小技岂会得逞？明廷由里到外已经腐化殆尽，大小官吏各有打算，人人只图一己私利，置人民天下于不顾，他的这些伎俩，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史载曹文诏死后，“贼中为相庆。”、“关外豫楚诸官军闻之，皆为夺气。”可见这一仗大长了农民军的志气，大灭了统治阶级的威风。农民军应该高兴，义军将士巧施妙计杀死曹文诏，报了一直以来的血海深仇，这难道不值得庆祝吗？无论地主文人怎样抹黑农民军，怎样吹捧曹文诏，历史终将判决曹文诏这个刽子手罪有应得，而除掉了他的农民军将士，则会得到人民的肯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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