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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是因为天才永远不会成为多数，真理永远不会屈从于平庸。在人品和书品的关系问题上，这个结论再次得以证明。在这个问题上，天才和庸才的区别尤其明显，几乎是水火不容。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常常缺乏逻辑推理过程，在连基本的概念还没有搞清时便开始大发宏论，甚至直接得出结论。比如人品的概念，书品的概念，人品与书品的关系问题等等。 张瑞图《行书山中问答诗》条幅 《词源》对人品的定义是：“人的品格。”而对品格的定义则是：“高下的等级。如评论艺术品，分为神品、妙品、能品等类。”依此可知，人品就是人的高下的等级。人的等级可以以官位大小而划分，也可以人品划分，更可以以才学高低、相貌美丑来划分。那么，一般意义的人品指的是什么的高下等级呢？显然是人的品质格调，也就是道德品质。这也就是说，人品是一个抽象概念，偏向于精神层面，所关注的是人的本质，所以，《现代汉语词典》称人品为“人的品质”。 书品没有官方词典的统一概念，但可以肯定不是谈书法技巧的概念，而是涉及书法本质的东西。因此，书品是指书法的品格或品质，同样偏向于书法家的精神层面。换言之，书法只论字的外形的美丑，书品则要涉及书法的内在品格的高低，也就是要涉及到人，涉及到人的内心深处，涉及到人的灵魂。 张瑞图《行书郁郁双松老诗》条幅 历史上先后出现过数量颇多的优秀书法家，这其中不乏像张瑞图这样人品受到诟病的书法大家。由于他们的存在，造成了长期以来关于人品和书品关系的巨大争议。争议的焦点便是人品和书品是否一致，争论者往往观点相反而莫衷一是，至今仍是不可调和的一个敏感话题。而问题的症结则是概念的混乱，进而导致推理失去了逻辑依据。这就是说，正反两方都把“书法”和“书品”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了。书法是书法，书品是书品。书法是汉字的书写方法，书写的好坏与人品的好坏自然不能划等号；书品是书法的品格或品质，与书法家的人格内涵与道德品质相关，人品与书品自然可以划等号。 傅山《凭高瞰迥天怡心七言诗帖》 从实际情况来看，书法的好坏与人品关系不大，这一点自古及今，有目共睹。从书法的本质而言，书品便是蕴含在书法作品当中的人品，人品的高低则与书品的高低完全一致。书品重在境界，故书品论高低不论好坏；书法重在技巧，故书法多论好坏而少论高低。而多数人看世界总是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根本不去考虑事物的本质或者缺乏思考事物本质的能力，所以，一般的书法欣赏者多停留在形式欣赏的层次。但当书法家达到一定水平，最基本的是技法娴熟的水平，可以将书法作为抒情达意的工具的时候，书法家的人格、学养等综合修养便不可避免地表现于他们的书作之中。这可以在任何一位书法家身上得到证明。 张瑞图《草书旧径隐双树诗》条幅 张瑞图无疑是名载史册的书法大师，但其书法所达到的艺术水平则无法与同时代的其他人品高尚的大家们相提并论。同时期的黄道周、倪元璐、傅山以及王铎被并称为“晚明五大家”，之所以并称，就是因为他们都追求个性，都对传统有较大的突破，书风都比较奇崛。但所为都奇崛也仅仅是形式上都奇崛，内涵则相去甚远。比如黄道周、倪元璐还有后来的傅山三位，书风除了奇崛，主格调则是正大堂皇、光明磊落，而张瑞图恰恰缺乏这一点。人的一生做了什么，说了什么都会留下痕迹、成为历史，谁也别想瞒，谁也瞒不了。尤其是书法家，你要写字，要下笔，那就毫不含糊地把你的一切暴露在笔墨之中了，不管你怎么遮掩，怎么遮掩你笔墨中的阴暗面都没用，这世界上有明眼人在，那是瞒不了的。 张瑞图的时代，有所谓党争，斗争异常激烈，其中主要是东林党与其他官僚集团的斗争，也有东林党与宦官的斗争，而以后者最为激烈。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持续了五十多年，从表面上看是东林党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东林党被称作“清流”，其中成员都是人品高尚的气节之士，可以说，站在东林党一边，也就意味着站在了正义的一边。无论是在明代还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东林党都是正义的代名词。至于后世对东林党误国的评价也只是一面之词，东林士人的精神气格无疑是读书人的光辉榜样。身处这样一个时代，张瑞图可以有多种选择，但他却选择了最不应有的选项，最终被列入宦党而削职为民。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张瑞图作为靠十年寒窗考中进士的士子，不但没有站在同为士子的东林党一边与作恶多端的魏忠贤及其党羽作斗争，反而依附阉党，为虎作伥，甚至为西湖魏忠贤生祠书碑，因此官至四品，成为“魏家阁老”成员之一。天日昭昭，在此情况下，如果你还说张瑞图人品没有问题，那是你自己的人品就绝对有问题！试问，这样的人品对张瑞图的书法能无影响吗？ 张瑞图《草书今春花开七言诗》条幅 作为张瑞图的代表书体，其行草书被认为是面貌一新、另辟蹊径、最具创造性的，实际情况则并非如此。对于张瑞图行草的来源，一般人以为结体出自钟繇，理由是结体扁平、注重横势；字法则有孙过庭《景福殿赋》《草书千文》的特征。清秦祖永《桐阴论画》云：“瑞图书法奇异，钟王之外，另辟蹊径。”今人也多以为张瑞图书法为其独创。屈指算来，大概只有清人吴德旋看出一些端倪，他在《初月楼论书随笔》中尝言：“张果亭（张瑞图）、王觉斯（王铎）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岂得以其人而废之？”“北宋大家之风”，可谓一语破的。如果你见过宋代名臣包拯的行草书，你便会豁然开朗，张瑞图全然取法的正是威名赫赫的包丞相。其反转方折的笔法，横撑刚健的字法，完全是包拯书法的翻版，而无一笔出新。别人搞不清，张瑞图自己也默不作声，于是，创新的成果便归他自己所有了。 倪元路五言诗轴 其次则是张瑞图书法的境界。张瑞图传世书法主要为两种面貌，一种为小楷，一种为行草。其小楷的确取法钟繇，点画厚重，结体宽扁，然尖峰外露则不类，故敦厚平和之气、古朴自然之美于其笔下便荡然无存。其行草书则有剑拔弩张、张牙舞爪之态，充斥于笔墨之间的是一种躁动不安的情绪与横冲直撞、歇斯底里的发泄，显然，这不是内心平静的人所能留下的笔墨。所以，梁的分析是到位的，他在其《评书帖》中尝言：“张瑞图得执笔法，用力劲健，然一意横撑，少含蓄静穆之意，其品不贵。”这种仅仅停留于个人心绪发泄的笔墨，胸中少天下兴亡之忧患情怀者，品格自然不高，因其缺乏宏大的格局，也缺乏中正平和的宏大气势，境界也自然不会太 黄道周《行草五言诗》条幅 在晚明五大家中，书法风格与张瑞图最接近的当数黄道周，然其境界格调则相去甚远。黄道周传世书法同样以小楷书与行草书为多，小楷书有钟繇的古雅，亦有王羲之的清劲，其中亦多方笔，与张瑞图貌似而神离，所异者清刚之气也。黄道周行草亦多方笔，然多为方圆并用，折转交替，与张瑞图一味硬折不同。这种用笔的差异，使得其行草书刚健而不失婉转，诚如卫夫人评价王羲之那样：“洞精笔势，遒媚逼人。”“遒媚”二字可谓道尽黄道周书法的精神气质，遒而不媚则是张瑞图书法的基本特征。 王铎致行翁手札 其他如傅山的洒脱不羁，倪元璐的内含骨力，境界均在张瑞图之上。王铎的笔力虽远迈诸家，而以其人格猥琐，终究难免拘谨含敛，境界未必高于张二水。明五家，除傅山以外，都是进士，学问积累都很深厚，但书法境界却有高下，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人品。 王铎《行书曲江对雨诗》扇面 张瑞图一生在苟且中偷生，为了荣华富贵甚至依附阉党，可谓利令智昏，失去了读书人的底线。当崇祯帝剪除阉党之时，张瑞图居然百般辩解，为自己开脱，可谓不明，近于无耻。而黄道周在昌平之时，坚决站在东林党一边，不畏权势，不畏强暴；天下板荡，清人入侵，黄道周又挥戈上阵，慷慨赴死。相比之下，一个是贪生怕死、恬不知耻的宵小，一个则是无畏的英雄。黄道周被清兵抓捕，临刑前给家人留下了遗言：“蹈仁不死，履险若夷。有陨自天，舍命不渝。”就义当日，仆人大哭，黄道周说：“吾为正义而死，是为考终，汝何哀？”这种英雄气概怕是张瑞图做梦也不能梦见的吧？ 傅山草书立轴 五人之中，境界最高者当推傅山。此人虽未成为杀身成仁的烈士，但自有一种不畏牺牲的英雄气概，成为江山易帜之后未受玷污的少数高洁之士。傅山的书法，正是其民族气节的完美迹化，其个人魅力的完美展示，其艺术天才的完美表现。在他的身上，再次证明了书品与人品高度统一的普遍真理，而这个真理在张瑞图、王铎身上也同样可以被证明，只不过证明的结果正好与傅山相反而已。 如果说张瑞图、王铎之流还有其艺术价值的话，那也仅仅是一种技术价值而已，而真正的艺术绝对不只是技术，还有文化，还有人格，也就是说，书法不只讲究书法，更重要的是讲究书品，而决定书品高低的则只有一个，这就是人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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