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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谔，男，1996年生于江苏苏北，社会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个人微信公众号“知行弋”（微信号：my--sociology），不定期发布社会学相关读书笔记。 作者前言 诸位读者朋友好，我是这篇小文章的作者。今天受朋友圈纪念南大一位不幸逝去的博士学姐的文章的触动，而后看到朋友圈不少人在转三联生活周刊刊发的那篇文章，花了一个多小时写了这篇文章，意在讨论高校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大学生涯中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写完投稿给了会社，但是在后期的修改中就发现这篇小文章由于篇幅及本人学术水平的囿限，存在很多分析与论证方面的问题。不过仍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引发读者朋友对我们这些高校学生陷入的“系统困境”与“目的理性缠绕困境”现状更广泛的反思，并激发大家更多建设性讨论：我们能否重回生活世界，在大学诸种系统对人的“切割”下将学术与生活融合，在主体间性的交往行为中获得更全面的成长，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动大学系统的改革与完善，在孤独的、个体化的学术之路上，通过构建奠基于生活世界的学术小共同体及其基础上的公共领域来抵抗系统对我们个体之间关系构建的侵袭？诸多不完善之处，还请诸位读者朋友多多批评指正！ 最近三联生活周刊的一篇文章《绩点为王：中国顶尖高校年轻人的囚徒困境》获得广泛的关注与讨论，我粗略地翻阅了一下。读完莫名让我想到了最近一直在阅读的德国大思想家哈贝马斯，哈贝马斯在其著作中，对前辈和同仁的理论展开了极其精准的批判，在对法兰克福学派前辈——尤其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批判中，哈贝马斯指出他们对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的批判很有见地，但却使人陷入了对理性的悲观的无限怀疑之中，仿佛现代人类最终只能被困在工具理性系统的牢笼之中，这与马克斯·韦伯关于现代官僚系统科层理性的悲观看法十分相似。 而在哈贝马斯对福柯的“权力理论”的批评中，哈贝马斯对福柯提供的独具一格的“反叛与解放”路径多有批判，认为福柯继承了尼采的“权力意志”时也彻底陷入了抛弃理性的境地之中。哈贝马斯提出了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他也承认这是一种绝对理想化的理论建构。但同时，他又坚称，他所阐发的交往行为理论是一种“乌托邦的现实主义”，提供了一种不同于阿多诺等人悲观性的看法和福柯等人洒脱的彻底批判的一种“解放”路径。 今天，无论是讨论“困在外卖系统”里的外卖员，还是讨论“困在绩点系统”里的高校年轻人，我们似乎都要么陷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抑或韦伯那种对经济系统或官僚系统工具理性、目的理性肆意扩展的悲观性看法当中，要么陷入福柯式的对主体的彻底否定、追求个人化的反叛与解放的冲动之中。而哈贝马斯“乌托邦的现实主义”提供的这种可能的“解放”的路径在我们看来似乎可笑而又荒谬。
《人物》杂志热门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图源：微信公众号] 在我看来，哈贝马斯所阐发的“交往理性”的理想化色彩与乌托邦底色毫无疑问十分浓厚，但是，它至少是一种具有极强启发性的、基于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一种可供借鉴的“解放”的路径。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我想基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这一“乌托邦的现实主义”来粗浅的探讨一下困在“系统”里的高校学生的可能的解放路径，我的观点可以是对目前所谓的“主流的观点”的一种“反叛”，甚至是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远离抑或背离了哈贝马斯的原意。但是，我想，即使它也是一种“乌托邦”，仍然具有其参考意义。 一 对我们大多数经历过高考的高校学生来说，高中阶段，我们老师都会对我们说：“现在努力一下，到了大学就轻松了、就自由了、就没人管你们了、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这样的话语并不仅仅是诞生于中国教育系统中的一种特殊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也紧密相关，“读书改变命运”的传统观念与前所未有的加速社会流动相遇，建国后的集体主义精神高扬遭到了改革开放后个人主义扩展的强烈冲击，但是带有集体主义色彩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却相对缓慢。高考“独木桥”的残酷竞争使得我们在中等教育阶段过着集体化的生活与学习方式，尤其是对于众多“小镇做题家”来说，大部分的学习生活是在集体化式的学校中度过的。迈进大学的那一刻被视为自由与解放、被视为个人主义高扬的人生新起点。 在大学，有许许多多基于趣缘或地缘的学生组织与团体，宿舍舍友、同班好友、社团成员之间有着聚不完的餐、搞不完的活动。但是，自发的、基于情感与理想的真诚性的、奠基于交往理性基础之上的交往共同体或以共同体为基础的公共领域却寥寥，无论是在同学、还是在老师抑或在学校官僚系统那里，这种自发的、基于情感与理想的小共同体和以共同体为基础的公共领域都带有一丝荒谬和乌托邦的色彩，往往都是不受欢迎的。 频繁的大学生饭桌社交，增进了同学间的联系，但也带来了种种经济上的压力与人情的烦恼。[图源：edu.sina.com.cn] 然而，对于许多高校学生特别是进入严格学术训练阶段的硕士生、博士生来说，依靠独自一人或依靠师生关系的学术道路的艰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从这方面而言，不难理解为何在高校学生中抑郁症或其他心理障碍与疾病为何会有如此高的发生率，甚至是许多悲剧性的自杀事件屡见不鲜。 从被迫集体化的高中到象征着“自由”与“独立”的大学，个体化往往变成了“单个化/个别化”乃至“原子化”，我们常常发现，我们在大学中没有几个可以倾诉我们的情绪与心理问题的好友，也没有可以依靠、可以寄托理想与生活意义/价值、可以在其间进行公开的、带有真诚性的讨论乃至辩论的小共同体或公共领域。我们在没有真正理解“个人主义”的内涵的时候被抛入了“原子化”的校园生活中；我们在没有真正理解“共同体”或“小共同体基础之上的公共领域”的内涵的时候将一切基于情怀、理想、真诚性基础的共同体视为一种负面的、对个体产生约束的可惧的“集体主义”。于是，在大学中，一种重要的“共同体”抑或“基于小共同体的公共领域”形式消失了，剩下的是原子化的个体，和嵌入高校行政系统的学生机构以及基于趣缘或地缘的学生团体。 不应该仅仅将之归因于个人认识上的误解，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系统”对高校学生的束缚——这其中，有三联周刊文章中提到的“绩点考核系统”、有与之相关的高校其他系统与制度、关系结构，如师门关系、同门/同学关系，还有经济系统带来的巨大的刺激与压力的侵入。我将简要论述。 二 高校种种绩点考核系统——绩点、分数、保研、奖学金、培训、证书等等——正在将同学/同门关系甚至是师生关系变成了一种异化的、基于利益的工具理性-目的理性关系。尤其是师门关系，中国特有的文化与高校教育制度的改革使得一些师生关系成为一种封建制 资本主义制度的奇怪的杂糅体：一方面，强调学生对导师的忠诚、服从的封建体系，另一方面，又采取原始资本主义方式，导师成为“老板”，学生成为“打工仔”——最重要的是，还没有现代劳动法的法律保障，压迫的强度常常要视导师的人品与资源。 保研、奖助学金制度则很容易使得很多同学陷入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即“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许多人都是“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暗自努力，生怕自己的想法或成果被同学、同门知晓，加剧大家之间的竞争。最终造成同学之间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同学或同门之间自发自主、真诚地谈论“学术、情怀、理想”常常成为非常别扭与不入主流的奇怪行为。于是便有了钱理群等学者大批特批现代高等教育培养了一批“精致利己主义者”，枪口往往指向每一个高校学生，但是却很少指向这套困住高校学生的系统。 而“就业为王”的市场经济时代，大学生就业率与就业质量成为衡量高校办学质量和学生水平的绝对主导因素，大量的招聘活动与求职活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毕业年级，早已开始向中年级甚至是低年级渗入。即使对于大多数就读于学硕专业的研究生和部分博士生来说，学术研究从一开始就非他们的求学生涯的重心。经济系统以外部侵入的方式更强有力的占据了我们的大学生活。 高校招聘会现场。[图源：xbrc.com.cn]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官僚系统与经济系统正在向生活世界殖民化，侵蚀我们的交往空间。这样的判断对于高校学生更为适用，作为具有更高智识、更理性化的高校学生来说在高等教育绩点、行政系统和官僚系统的捆缚下对于目的理性行为更为看重，在行政系统、“学业考核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游走穿梭，学习与求职之间并不存在强关联，相比学业，倒是在行政系统里的种种“成就”与“学业考核系统”关联更为紧密，个体被各种系统分割。似乎正如福柯所说的那样，权力关系左右了大学对学生的评价话语体系，继而产生了“大学理性”对个体的规训——即将学生塑造为所谓的“主体”又以毛细血管式的微观权力物理学规训学生，同时还以“新自由主义”的方式将学生置于事实上的原子化境地。生活实践中同学、师生之间的主体间性交往关系的构建却成为“失落的方舟”。 我们似乎被永恒的困在了追求目的理性的这一系统之中，左冲右突而不可得。另一方面，可能提供的另一种“解放”路径——基于交往理性而非目的理性构建的“共同体”或“小共同体基础之上的公共领域”——又被系统和个体本能的排斥在选择之外。最终导致的是我们目前所处的境地：一旦有反思我们所处困境的文章出现立即成为爆款，但反思之后我们却发现自己孑然一身，这样的系统困境我们永远无法突破——活在理性牢笼里的我们只能从智识上进行反思，并哀叹我们永恒地不可逃避地悲剧性命运。 三 这篇简短的小文章我并不打算长篇引述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然后以在大学这个所谓的“象牙塔”里成功构建了一个基于情怀和学术理想构建起来的学术共同体的实例来论证其理论与实践的可能性和必要条件。因为本质上来讲我是一个悲观的理想主义者，对于如此强大的结构与系统，我知道再多的理论性的合理论证与成功的实例举证，都会被这个系统和许多身处系统里的人否定与排斥。 在这里，我只想提供这么一个“乌托邦的现实主义”的“解放”路径，提请大家注意仍然存在这样一个可能性。并表明，在系统困境之下，仍然有许多人在实践、在尝试突破困境，并取得了成功。我也仍然抱着一丝乐观祝愿所有愿意在系统之中寻找另一种理想主义的可能性的人能够获得成功。当然，必须注意的是，个体与共同体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对系统的突破会不会把我们带入对共同体的迷狂当中，仍然是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注意的问题。 *本文为社会学会社原创文，如有转载需求请与会社编辑联系。 **封面图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图源：xinhuanet.com] 〇编辑：长木 〇排版：盆栽 〇审核：一叶 / 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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