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辰 |“高峰之路”当代中国画探索研究展艺术家推荐

zpin 2020-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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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辰，1939年10月出生，江苏沛县人。号渔人、北军、荷衣渔童，别署渔人草庐、紫苑主人。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院学术委员会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上海复旦大学哲学院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国家画院院委，中国美术学院荣誉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艺术委员会委员，潘天寿艺术基金会理事，李可染基金会艺术委员，李可染画院名誉理事。全国美展中国画评审委员，杭州中国画双年展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百家金陵画展、全国青年美展评审委员，造型艺术创作研究成就奖学术委员、评审委员。

张立辰：孤峰突起，无可比肩

尚辉

《美术》杂志社社长兼主编、博导

作为大写意花鸟画家，张立辰可以说是继潘天寿、李苦禅之后的又一位大家，当代画坛中能够与其比肩者几乎没有，宛如孤峰突起一般。相反，当代大写意花鸟画的各种变革与创新，在某种意义上割舍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个性和意趣韵味，已经距离中国画的传统非常遥远。而张立辰的艺术生涯经历了新旧交替的特殊时期，尽管也接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学院式教育，但依然延续了纯粹的中国画文脉。因此，张立辰大写意花鸟画的继承性便显得更为可贵。

从艺术特色上讲，张立辰没有去扩大花鸟画的题材范围，而是长期关注于文人绘画的传统题材，最多表现的仍是梅、兰、竹、菊以及农作物、水族、树果之类，并且将创作精力集中于追求和探索笔墨的意趣。从绘画技法上看，张立辰是以一种简括的笔墨来呈现广大而浑厚的写意境界。而相比中国古代绘画，张立辰在创作中明显融入了有关当代水墨的认知与理解，也就是说，他从未将笔法与墨法拆开运用，不像其他画家完全消减了用笔的技法。所以，张立辰的大写意花鸟画依然保持着用笔的灵动性和速度感，同时把书法艺术的用笔方式融入写意性的笔墨抒写之中，运用“水破墨”或“墨破水”的方式，以丰润的用笔体现出尤为鲜活、灵动的水墨质感。而从笔法和墨法的关系上看，张立辰是以笔法为内在灵魂，以墨法为外在躯体，一方面彰显了运笔的力道与厚度，另一方面也结合了墨法的灵透与苍茫，从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面貌。

张立辰在中国画教研与实践的经验中总结出“笔墨结构”的重要概念，也是他对中国传统用笔方法的真知灼见。也就是说，由笔法和墨法本身构成的某种结构中，包含着浓、淡、干、湿、秀、润、苍、枯等相互关联的体系，而不能理解为画面中进行平面分割的线面结构。所以说，笔墨结构才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真正体现格调与气韵的最核心因素。

从意境塑造的角度上看，张立辰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创作方法，例如他笔下的“留白”不仅可以用来展现冬雪的纯洁，而且可以抒写春雨的迷蒙与秋风的凛冽，在运笔用墨之间呈现着一种阔达而唯美的意境，达到了当代诸多画家都无法企及的高度，完美地承继了当代中国画变革中已经丢失的中国画传统。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张立辰的艺术创作代表着中国画的传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大写意花鸟画印证了中国传统绘画在进行现代性转型过程中，仍然可以遵循“以古为新、推陈出新”的发展路径，而不一定要通过融合和借鉴西方绘画来实现变革与创新。

继遗响于绝微

——张立辰与他的大写意花鸟画

王平

中国国家画院山水画所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报》社长、总编辑

中国传统大写意花鸟画在当下画坛处于“濒临危亡”的困境。青年画家群体中有志于传承和发展大写意花鸟画的人少之又少，而在历届全国美展中，中国画入选作品更是以工笔和小写意绘画为主，画风是越来越满、越来越细。这样的情况着实让人堪忧。中国画该如何发展？中国大写意花鸟画是否还有未来？作为中国当代画坛的领军人物之一，张立辰对中国画、对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发展是充满自信的。长期以来，他坚持提倡和发扬传统大写意绘画，并在思考与实践中构建出传承大写意花鸟画的完整体系，淋漓尽致地彰显了他“继遗响于绝微”的艺术精神。

一位真正的艺术大家，除了要有经典力作问世之外，还应具有深刻的理论思想。作为当代大写意花鸟画家群体中为数不多的佼佼者，张立辰既在创作实践上形成了鲜明的个性面貌，也在画理画论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另外，他还在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放眼当下花鸟画坛，虽然也有艺术造诣甚高的艺术家，但他们大多在理论研究的系统性思考方面仍有不足，有些甚至仅限于个人绘画实践的观念总结。而张立辰始终倡导乃师潘天寿“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的学术主张，贯彻着为中国绘画增“高、阔”的创作理念，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以及为中国绘画打造新天地的艺术使命。

20世纪初期，中国画家面对西方艺术体系的传入，都曾在某种程度上感到迷茫、彷徨，甚至惊慌失措。之后，中国画又经历了“文革”“85新潮”等政治运动或文艺思潮的强烈冲击，长期处于备受排挤与压制的状态，其中大写意花鸟画就更被边缘化。然而，张立辰一直坚守着大写意绘画的传统脉络，他一方面执着于大写意花鸟画的创作实践，一方面思考着中国传统绘画的理论建构，另一方面，他还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招收中国画专业硕、博研究生。事实上，这三个方面贯穿着他的一生，尤其值得后学仰慕和敬佩。

如何欣赏甚至品鉴出大写意花鸟画的艺术魅力？根据张立辰先生对笔墨的精神、章法、结构、形态等的系统性阐释和完备的理论架构，我们能从一幅画的画面中读出笔意、笔力、笔韵和笔趣等。可以说，他的理论思考，兼容了艺术家的感性和史论家的理性，融合了多种层面的探索与思考。而就具体欣赏张立辰的大写意花鸟画而言，便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从意境营造上来讲，张立辰的艺术作品与古代绘画明显不同，他的个性化审美境界不同于文人画大家倪瓒所倡导的“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例如在《雪蕉》（1980年）、《老荷苍苍》等作品中，张立辰追求着中国传统绘画中极难表现的冷逸之气，其中既凝结着徐渭的恣肆与豪放，也对应着八大山人的冷逸与轻傲，作品不仅讲究笔墨语言的丰富，而且注意物象结构的塑造。

其次，张立辰对现实生活的提炼与观察非常仔细。例如他描绘的鲶鱼、荷花、野蒲、牡丹、葡萄等各种物象，在写实性的造型中注重写意性的提炼，画面中展现出生活的独特之美，故其作品相比古代绘画更加生动和丰富。谢稚柳曾言“绚烂归平淡，真放本精微”，即在强调“绚烂”与“真放”的表达最终是要落实在“平淡”与“精微”的层面。而张立辰的大写意花鸟画恰恰体现着恬淡如诗的审美意境，并让观者体会到一种“致广大而尽精微”的艺术精神。由此可见，张立辰的大写意花鸟画具有明晰而多样的尝试与开拓，经历着从具象化到意象化，再到抽象化的过程。

再次，张立辰的绘画之美还源于写意性的笔墨语言，正如靳尚谊所讲：“张立辰注重画理、物理和心理的统一，强调古人、造化与自我三位一体的互证互生。”苏轼在《文与可画筲谷偃竹记》中写道：“故画中，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确实，艺术创作呈现着客观结构、心理结构和笔墨结构三种语言的转化，所以“胸有成竹”实际又应分为“眼中之竹”“心中之竹”和“笔中之竹”三重境界。也就是说，所有的自然物像都有着各自原本的客观结构，但经过画家的眼睛映射到心里之后，生成的物象结构就不再等同于自然物像的客观结构，而是转变成为画家的心理结构。同时，心理结构的建立又与画家自身的文化修养和人生阅历密切相关。所以，即使众多画家看到同一杆竹子，也会由于不同的文化修养和人生阅历，而感知到不同的“心中之竹”，这与人们看到皎洁的月光或是倍感清静、或是心生哀愁是同样的道理，正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张立辰在大写意花鸟画中展现的艺术语言，同时包含着自然物像的客观结构、个人体悟的心理结构以及由绘画能力所支撑的笔墨结构，所以观者感知到他的大写意花鸟画的审美意境正是集外在自然之美、表象笔墨之美与内在心灵之美的总和。

还有，技进乎道，张立辰大写意花鸟画的独特魅力也与其创作技法分不开。中国传统笔墨很强调用水和用笔、用墨的高超技术，张立辰的绘画作品能呈现出一种水墨淋漓、笔墨酣畅的审美意韵，正体现着他对浓淡、干湿、虚实等绘画技法的娴熟运用。张立辰的笔法受到了蒲华的深刻影响，显现着与潘天寿的不同之处。潘天寿的方笔是从碑学中转化而来，形成了一味霸悍、力能杠鼎的阳刚之美，而张立辰的笔法则是以行草书入画，笔锋饱满圆润，既在气势扭转之间流露着一种韵律之美，又在行笔运墨之中追求着节奏韵律和平和之气。他在构图形式上承传了潘天寿的教诲，强调现代审美的构成因素和视觉体验。例如潘天寿常讲纸张要么长一点要么方一点。而在张立辰的绘画中也体现着他对于位置布局的思考与锤炼，尤其是对残荷、风竹等擅长表现的物象结构进一步强化了形式美感。

总而言之，张立辰的大写意花鸟画既不循规蹈矩，也未脱离时代，始终坚持着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书写传统和笔墨规范，一方面汲取了徐渭、八大山人、蒲华、吴昌硕、黄宾虹、潘天寿等众多画家的艺术营养，在中国传统绘画创作中融入了多样性的语言因素；另一方面注重对现实生活和自然造化的学院式观察，在丰富的语言转换中对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传承脉络进行着深入学术研究，为大写意花鸟画提供了一个示范性的样本，彰显了中国传统绘画的鲜活生命和时代新意。之所以说张立辰的艺术创作能够承担起“继遗响于绝微”的时代使命，就是因为他真正在传承与创新的纬度上向前推进和发展，使得当代大写意花鸟画能够与古代名家相互比肩和媲美，更重要的是，他的大写意花鸟画较之古人而言有发展，而对将来而言又有启示，或许，这便是张立辰与其大写意花鸟画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张立辰：笔墨韬略与写意精神

于洋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画学研究部主任、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副主任

20世纪写意花鸟画的发展是一个大家林立、脉络多元的演变进程，我们经常提到的近现代“传统派四大家”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和潘天寿，其中三家皆主要致力于写意花鸟画的创作与研究，且以山水画创作著称的黄宾虹，在写意花鸟画创作领域亦有很高成就。因此，在中国画学领域将20世纪称之为“写意花鸟画的黄金时代”并非言过其实。作为当代大写意花鸟画的开拓者与代表性画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张立辰先生就是在这条传统文脉中承上启下，并对于中国画的笔墨问题、写意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研究的一代大家。

张立辰早年求学于浙江美术学院，曾得到潘天寿等“浙美”名师亲炙，正因这段特殊经历的塑造，让他有机会最近距离地汲取了潘天寿强调以写意为路向的花鸟画笔墨理法与格调精神。上世纪70年代初期，在“五七”干校期间，由于经常与许麟卢、刘继卣等老一辈画家探讨艺术话题，并得到他们的精神鼓励，坚定了其走艺术道路的理想。此间他陆续将此前浙江美术学院求学期间的讲课笔记重新翻出研习，深入研究中国画论、书论、诗论、画谱等，为此后的中国画教学思路的形成打下了重要的学理基础。正因如此，如今在张立辰及其夫人胡萍老师策划、主持的一系列中国画高研班中，无论是理论性的教学研究，还是实践类的临摹创作，都始终不渝地提倡和高举潘天寿写意性笔墨的鲜明旗帜，展现了张立辰在承继传统笔墨精神层面的问题意识与文化自觉。

时至今日，当代中国画家应如何理解笔墨，又应如何研究和发展笔墨？如何在全球化的当代文化情境中认识写意的时代意义和普世价值？这些都是当下摆在中国画家面前亟待解决的核心课题。因为笔墨既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的一个重要元素，也是一种极为独特的文化结构。对此，张立辰经过长年的深入探索与总结，提出了“笔墨结构”“两度神化”“写意精神”“黑白韬略”等中国画创作与教学理念，在当代中国画教学、创作与理论研究中，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与文化策略意识的重要作用，在中国画教育、思维导向、文化策略等诸多方面，引领了当代中国画在学院体系中深入发展的方向。

在艺术创作中，他以饱满的精神和充沛的情感，实现了由传统笔墨意境向现代笔墨构成的转化，在有效强化写意性笔墨视觉表现力的同时，赋予了大写意花鸟画以高亢昂扬且富于生趣的内在精神。在多年以来的教学历程中，张立辰坚持“传统出新”的思路，延续了20世纪中国画宗师潘天寿先生“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的思想理路，发掘了以笔墨为核心的中国画文化精髓，融通了南北学院教育的思路与优长，将现代中国画创作与教学推向宽广、深入的境界。我们今天在张立辰笔下的“荷塘”系列作品中，不仅能够品读到潘天寿等一代大家的笔墨精神与图式结构，更能感受到源于其个人心性的学识与胆魄，尤其是在色墨结合、光影表现和语言结构上，均形成了鲜明的语言特征。再如他描绘的石榴、鲶鱼、荷塘、瓜果等一系列物象，既散发着扑面而来的故园温度与真挚乡情，也彰显着源自笔墨本身的趣味格调。因此，当我们近距离赏读张立辰的画作时，会发现真正具有现代审美价值的大写意绘画，在放大局部画面聚焦于笔墨细节时，最能发散出蕴涵其间的现代意味与感人力量。

在张立辰的创作路径与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一位花鸟画大家随着时代的演进，对于传统绘画精髓的理解、对于学院教学与创作实践的尝试以及对于以传统为根基不断融入新知的探索。从元气淋漓、雄浑健壮的笔墨韵致，到色墨结合的丹青意象，都呈现了张立辰对大写意花鸟画创作乃至中国画画种本体的宏观认知。其中包蕴着千年以来中国传统花鸟画的笔质语言和章法结构，又融入了以吴昌硕、潘天寿为代表的近现代花鸟画笔墨传统与金石意味，这些因素都有机地化合在张立辰艺术创作的气质与格趣之中。

从现代审美视域来看，作为一位杰出的大写意花鸟画家，张立辰在作品局部图式的表现中通过夸张的物态、笔意的呼应以及起承转合的章法策略，不断将其坚持的创作课题进一步深化和升华。我在多次造访张立辰工作室时，常看到一些摆放在案上或悬挂在墙上的正在创作的作品，从而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他是如何深入聚焦，探求解决创作难题的。与此同时，作为一位卓越的美术教育家，张立辰的艺术理念影响着诸多后辈画家，特别是在长期以来的高研班教学中，不仅聘请了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南北名师汇聚一堂，而且没有局限于花鸟画创作的教学与研究，而是将其写意精神辐射到山水画、人物画等不同的画科和工笔、线描等技法，这也体现了张立辰在美术教育领域的开阔视野、宏大格局与包容态度。

生活之中的张立辰爱好摄影，经常在外出采风的时候拍摄和积累素材，并成为其艺术创作新的视角和资源。虽然张立辰的大写意花鸟画根植于传统文化，但他的触点早已伸向了更高、更远、更阔的境界。无论在张立辰的创作还是教学与研究中，都显示着一位画坛大家的问题意识和艺术智慧，这也预示着其写意花鸟画创作在未来再次延展和创新的动力与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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