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寺遗址和石峁遗址出土的铜齿环比较 上二为陶寺出土，下二为石峁出土 陶寺与石峁， 土城恢宏，石城巍峨， 隔河遥望，南北呼应， 双城并峙数百年。 2020.9.18-12.20， 黄河文明的标识—— 陶寺・石峁的考古揭示 在山西博物院主馆一层临展厅举办。 文博山西相关文章 ▼ 从4300年前开始， 黄河中游晋陕大峡谷两岸， 河汾之东，陶寺人夯土建都； 陕北高原，石峁人砌石筑城。 两城人口密集，规划井然， 社会分工明确， 初现王权和礼制， 中国早期国家基本面貌显现。 此刻， 文明之光如满天星斗般， 向黄河中游聚合。 文化碰撞，社会变革， 在交流与碰撞中， 两者共同推进中华文明一体化格局形成， 成为黄河文明的显著标识。 陶寺和石峁， 从目前的考古成果看， 有着太多的关联和相似特征， 也透露出太多的互为影响和相恨相杀。 崇玉和用玉，朱绘和彩绘， “暴力现象”和人祭行为…… 种种背后， 是历史进程中一个个待破解的谜题…… 山西博物院大展已经启幕， 为利于大家对陶寺和石峁有更深的了解， 本期特推出，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邵晶撰写的文章： 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比较研究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与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分处南流黄河南北两端的临汾盆地和河套地区。2000～2001年陶寺遗址发现陶寺文化城址，并于2002年进行了系统发掘，认为陶寺文化早期城址面积56万平方米，中期城址面积280万平方米，遗址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 2015年6月18日，“山西·陶寺遗址发掘成果新闻发布会”在国务院新闻中心举行。会议指出，一系列的考古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内涵、规模、等级以及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契合，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尧的都城。   陶寺城址发现十年后的2011年，石峁城址被初步确认，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绝对年代约在距今4300～3800年前后；发现了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的石砌城垣，气势恢宏，构筑精良；城内密集分布着大量房址、墓葬及手工业作坊和“池苑”、大型高台建筑等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遗迹，城外还分布着具备预警功能的“哨所”类建筑。 随着各自考古新发现的不断披露，石峁与陶寺，这两处活跃在公元前三千纪末期、分别矗立于河套核心区域和中原腹心地带的都邑性大遗址，在城市规划、城垣结构、日用器皿、用玉传统、埋葬习俗、彩绘习惯、 “暴力现象”等方面表现出诸多相似之处，二者之关系已成为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实际上，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内蒙古中南部朱开沟、老虎山诸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开始，学界已经关注到中原腹地的陶寺文化和河套地区包括“石峁遗存”在内的“老虎山文化”的关系，集中于陶器的类型学比较及考古学文化背后的人群互动关系探讨。   本文从典型器物、重要遗迹、信仰习俗等方面的比较分析入手，试图阐明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所代表的两类考古学遗存及其背后的人群在发展繁衍过程中，是如何突破空间阻碍，演绎距今4000年前后国家层面交流互动的社会图景。 一 典型陶器的分期比较 陶器组合的差异往往决定着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性质和年代，而相似的典型陶器在不同考古学文化中的出现一般被解释为考古学文化交流互动的外在表现。这样的认识同样适用于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关系问题。 自1978年发掘，以陶寺遗址出土陶器组合为代表的考古学遗存被称作“陶寺类型”或“陶寺文化”。据《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以下简称《陶寺报告》），可将陶寺遗址1978～1985年在居址内出土典型陶器组合且有相对年代证据的遗迹单位及其层位关系检索如下（“→”代表打破关系）：H425→H416、H3421→J301、J401→J402，另外H303也有典型器物出土。其中H425、J401可见同类器物（高领鬲），J401出土的圈足罐、敞口盆、折肩罐等还见于H303，而H303出土的极具特色的直口方唇肥足鬲也见于H301。这些典型遗迹单位及其层位关系构成了陶寺遗址分期的基础材料。  ▲彩绘陶壶 新石器时代 高24厘米，腹径13厘米 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通过典型器物的简单 “桥连”，大致可以看出以H301、H303、H425、J401为代表构成一类典型陶器群， 暂称C组陶器群。同理可见，H416、H3421出土陶器雷同，构成B组陶器群；J301、J402出土陶器相似，构成A组陶器群。根据打破关系，上述三组陶器群的早晚顺序依次为：A、B、C，其组合特征和相对年代与《陶寺报告》划分的早、中、晚三期陶器组合基本相当，故此，笔者同意将陶寺遗址1978～1985年居址出土陶器（群）分为早、中、晚三期的意见。实际上，1986年以来关于陶寺遗址的分期基本沿袭了该意见。 检索发现，1986年以来发掘的典型遗迹单位（遗址编号前均冠以发掘年度）中属于早期的有02ⅠH3；属于中期的有98H1、99ⅡH10；属于晚期的有99ⅡH22、02ⅠH6、02ⅠG8、11ⅢH2、11ⅢH3。绝对年代方面，根据《陶寺报告》公布的碳十四测年数据，陶寺文化早期年代约在公元前2400～2300年，中期年代约在公元前2100～1900年（原始数据分别为公元前2124～1899年、公元前2133～1906年、公元前2115～1885年），晚期年代约在公元前1900～1700年（取最晚的原始数据公元前1886～1688年）。 必须承认的是，与陶寺遗址相比较，石峁遗址出土陶器存在着资料公布不系统的局限。但从2011年考古工作开展以来，发掘、试掘、调查资料支持石峁遗址出土典型陶器组合大致可以分为三组的意见，A组以韩家圪旦地点居址早期、后阳湾地点W3、圆圪堵地点房址和麻黄梁地点为代表；B组以后阳湾地点2012W1、呼家洼地点2012F3、外城东门址早期、韩家圪旦地点居址晚期为代表；C组以后阳湾地点2013晚期层位和外城东门址晚期为代表。上述三组陶器分别有其自身的典型遗迹单位及遗迹间的层位关系作支撑，可代表当下石峁遗址不同阶段的考古学遗存，暂可将A、B、C三组为代表的陶器组合视为A段、B段和C段前后相继的“石峁遗存”，根据系统测年数据，其绝对年代大致为公元前2300～1800年。  ▲蛇纹鬲 新石器时代 口径18.5厘米，高25.5厘米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石峁遗址出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目前测年显示，除陶寺早期年代稍早于石峁A段外，两遗址绝对年代大致吻合。而两者陶器面貌在陶寺晚期时的相似程度是非常高的。陶寺早期典型陶器的器形丰富，主要包括釜灶、窄沿折腹盆、大口折肩罐、双鋬手盆形甑、敞口斜腹盆、折腹斝、单耳小罐、扁壶等；陶寺中期典型陶器复原较少，器形主要是双鋬手宽裆鬲、双鋬手甗、单把（斝式）鬲、盆形斝等（图一）；陶寺晚期典型陶器出土较多，器形丰富，主要包括双鋬手直口方唇肥足鬲、双鋬手尖角裆高领鬲、单把尖角裆高领鬲、圈足罐、圈足盘、高领侈口折肩罐、带把小杯等。 石峁遗址方面，A段常见宽弧裆双鋬鬲、细柄豆、喇叭口圆肩罐、直口圜底瓮、敛口刻划纹瓮等；B段常见尖角裆双鋬鬲、中柄豆、喇叭口折肩罐、直口三足瓮等；C段常见尖角裆高领双鋬鬲、直口方唇肥足鬲、圈足盘、喇叭口折肩亚腰罐、敛口三足瓮等。  ▲图一 陶寺遗址中期典型空三足陶器 1、2、5. 双鋬手宽裆鬲 （99ⅡH10∶5、H416∶23、H3421∶6） 3. 盆形斝 （H3421∶3） 4. 单把（斝式）鬲（H3421∶5） 6. 双鋬手甗（99ⅡH10∶4） 根据以上分析，典型陶器方面，在陶寺早期，石峁与陶寺有联系的证据很少；到陶寺中期，可能是受到来自北方的以石峁为代表的双鋬鬲考古学遗存的影响，陶寺产生了带双鋬的空三足器，虽然典型器物不多，但大致可以看出陶寺中期的空三足器以双鋬宽裆鬲最为典型，一般上部作深腹罐或釜状，与三袋足界限明显，裆部分开较宽，此类陶器的裆部结构是石峁A组陶鬲的基本类型（见图一）；及至陶寺晚期，大量来自北方的文化因素明确表现在陶寺文化的陶器面貌上，肥足鬲、双鋬鬲 、圈足罐、圈足盘、单把方格纹小鬲等石峁C段典型陶器已成为陶寺晚期习见陶器。另外，陶寺文化最为典型的陶器——扁壶，在石峁C段时少量发现于陕北地区，但相较于石峁典型陶器南下的影响，力度要小得多。可见，典型陶器方面，自陶寺中期以来，北方石峁对南方陶寺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陶寺中晚期以来的陶器面貌，受石峁影响的外在体现显而易见（图二）。  ▲图二 陶寺晚期与石峁C段陶器比较 1. 肥足鬲（H301∶6） 2～4. 双鋬鬲（H301∶8、J401∶111、H425∶11） 5. 单把方格纹小鬲（J401∶112） 6. 圈足盘 （H301∶3）7. 折肩罐（J401∶133） 8. 圈足罐（J401∶130）9. 肥足鬲（新华96采∶1） 10～12. 双鋬鬲 （朱开沟 T402④∶2、新华99H116∶1、新华99H121∶1） 13. 单把方格纹小鬲（朱开沟M1041∶1） 14. 圈足盘（新华 94H41∶1） 15. 折肩罐（石峁夜蝙蝠榻W1∶1） 16. 圈足罐（新华99W2∶1） （1～8为陶寺遗址出土， 9～16属石峁C段） 二 特殊器物比较 除典型陶器外，石峁遗址及“石峁遗存”核心分布地区还发现一些与陶寺遗址相同的器物，比如仅在陶寺文化早期大型墓葬出土的陶鼓、石磬；流行于陶寺文化中的“厨刀”；在陶寺文化中少量存在的骨制口簧、陶铃、铜铃、铜齿环、细石器等。这些两者共有的“特殊器物”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连接石峁和陶寺的重要纽带，值得比对分析。 1、陶鼓 《陶寺报告》中称作 “土鼓”，常与鼉鼓、石磬同出， 陶寺遗址中目前仅见于早期大型墓葬，是陶寺文化早期大型墓葬的“标志性”器物。形似长颈葫芦，筒状高颈，圆鼓腹，腹底中央凸出一孔，周围又有三小孔，颈、腹之间置对称双桥耳。如78M3002∶53，泥质灰陶，胎体密实，筒口直径11.6、通高83.6厘米；筒口下有圆钮一周12个，筒身磨光，筒腹间有对称双桥耳；圆鼓腹外壁饰绳纹并贴附泥条，泥条似网兜状交叉贴附，泥条之间构成不甚规则的连续三角形或菱形图案（图三，左）。  ▲图三 陶鼓的比较 左：陶寺遗址78M3002∶53 右：绥德圆圪垯遗址采集 石峁遗址所在的陕北地区也发现有与陶寺文化早期形似的陶鼓。在2008年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过程中，榆林市文物研究所于榆林市绥德县中角乡圆圪垯遗址征集陶鼓一件，泥质灰陶，胎体密实，轻敲即铿锵有声，上为筒状长颈，下呈折腹圆鼓状，口径20、通高106厘米；除颈部以下小部分外露磨光外，整个器身饰横向篮纹并外贴网格状泥条，腹部折棱处又有一周泥条堆贴，筒口下有一周锥角状凸钮，可分为上下两行；腹底折棱下开四个凸出的音孔，一在下部正中，余三绕之（图三，右）。绥德圆圪垯遗址目前尚未开展考古工作，但从采集陶片来看，典型陶片的年代似不晚于石峁A段遗存。 2、石磬 同陶鼓的出土情况相似，陶寺石磬目前仅见于早期大墓中，常与陶鼓、鼉鼓共出。如陶寺78M3015∶17，青灰色石灰岩，打制，边缘打琢痕迹明显，略呈直角梯形，通长80厘米，近大端斜边顶部处对钻一孔（图四，左）。 ▲图四 石磬的比较 左：陶寺遗址78M3015∶17 右：榆林李家庙遗址采集 距离石峁遗址很近的榆林市榆阳区古塔乡李家庙遗址也曾采集石磬一件，石色青黑，质地坚细，边缘打琢，已残断，呈直角梯形，残长34、宽20～29.5、最厚7厘米；大端斜角顶部有对凿圆孔，内径1.5厘米（图四，右）。从当时采集的陶片标本来看，李家庙遗址的年代当不晚于石峁A段遗存。 3、石厨刀 此类石刀整体形似侧置的英文字母“V”，柄部与刀体呈锐角相交，刀体较宽，其下缘磨出弧刃。从目前发表的资料来看，这种石刀在陶寺遗址中普遍被使用，早晚期都有发现，但多见于陶寺文化早期遗存中，特别是早期墓葬中的出土位置和状态，是石厨刀用途和命名的主要依据。如M3015∶24，通长28.5厘米，用青灰色石灰岩磨制，形体似侧置的“V”形；上端为柄，稍加琢磨，以便把握，发现装置木柄的痕迹；刀身宽于柄部，下缘磨成弧状双面刃（图五，1）。 山西定襄青石遗址位于吕梁山东麓偏北的忻定盆地内，地处滹沱河上流，丰富的典型陶器标本显示，青石遗址的主体遗存为与石峁遗存相似的双鋬鬲考古学文化遗存，年代不晚于石峁B段。在H22中出土石厨刀一件，通体打制，刃部磨光，残长12.7、高 14.3、厚1厘米（图五，2）；虽然残断，但其整体形制与陶寺遗址出土的厨刀非常相似。 ▲图五 石厨刀的比较 1. 陶寺遗址M3015∶24（最外侧的一件） 2. 青石遗址H22∶30 3. 芦山峁遗址AT3226④∶1 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也出土过石厨刀。如AT3226④∶1，黑灰色，器表打磨较为光滑；平面呈三角钩形，后部呈燕尾状，一翼加工为器柄，一翼加工为刃部，刃部双面磨制，较为锋利；刃长12.6、高9.8、厚1厘米（图五，3）。根据介绍，该厨刀年代与陶寺文化早期基本同时。1981年也曾征集过一件厨刀，现藏延安市文物研究所，青石质地，雕琢打磨而成，长24.5、宽14.7、厚1厘米；刀体呈弯钩形，正背两面均平整光滑，磨制的弧形刃位于弯钩外缘，有明显的使用痕迹。 芦山峁遗址地处河套地区以南的黄土高原南缘，是石峁和陶寺两遗址的“中间地带”，随着芦山峁遗址考古工作的逐步开展，目前已能从陶器的相似程度上看到芦山峁早期遗存与陶寺文化早期的密切关系，鉴于其地理位置，不排除芦山峁遗址承担陶寺与石峁交流互动的“中介”作用。 4、陶铃 陶寺遗址出土的陶铃见于居址内，属陶寺文化早期遗物，顶部有系铃舌的小孔，横截面形式多样，有菱形、梭形、椭圆形、长方形等。比如陶寺J301∶4 横截面呈菱形，长3.3、宽2.3、高2.6厘米（图六，1）。H340∶51横截面呈梭形，顶长10.1、宽4.2、残高2.2厘米（图六，2）。T403④C∶48横截面呈椭圆形，顶长4.9、宽3.4、高3.5厘米（图六，3）。H3017∶01横截面呈长方形，长4.6、宽2.8、高3厘米（图六，4）。 ▲图六 陶铃的比较 1～4. 陶寺遗址出土 （J301∶4、H340∶51、T403④C∶48、H3017∶01） 5、8. 老虎山遗址出土（T210④∶2、T604③∶1） 6. 青石遗址H22∶33 7. 西白玉遗址H3∶1 山西定襄青石遗址H22内亦有陶铃出土，横截面呈椭圆形，顶部有两孔，长5、宽1.7、高2.7厘米（图六，6）。与石峁A段遗存性质相仿、年代相近的老虎山文化诸遗址中也发现较多陶铃，老虎山（T104②∶5、T105②∶15、T203②∶5、T210④∶2、T604③∶1）、园子沟（F3021、F3028）、西白玉（H3∶1、3）等遗址内均有发现。其中，老虎山T210④∶2横截面呈梭形，残宽5、高4.7厘米（图六，5）。老虎山T604③∶1横截面呈长方 形，顶长5.1、宽3.8、残高2.5厘米（图六，8）。西白玉H3∶1横截面呈椭圆形，顶长8.5、宽3.9、高6.5厘米 （图六，7）。可见，陶寺遗址出土的陶铃在石峁遗存中均可找到类似的样式。 5、骨制口簧 口簧是一种小型拨奏体鸣乐器，广泛见诸于古代文献， 距今已有4000余年的历史，至今仍以 “口弦琴”的形态流行于世界各民族中。陶寺遗址J401∶29即为一枚骨制口簧。根据报告，该器物由极薄的骨片制成，整体正视呈横向长方形，两端各有一个凸字形的端头，其一中部穿一圆孔，中央窄条上下可灵活扳动，定名为“发卡”。现据其主要特征，我们认为此物应为早期拉线式骨制口簧，窄条薄片状，制作时在簧鞘中央剔出簧舌，仅留舌根与簧鞘尾端相连，与舌根相连的簧鞘尾端有小圆孔，当为穿引线绳所用，簧鞘长8.3、厚0.1厘米，簧舌宽0.2～0.3厘米。又据图版照片，器身不平直，偏向簧鞘尾端有弯曲弧度（图七，上）。J401出土陶器群为典型的陶寺文化晚期陶器组合。 ▲图七 骨制口簧比较 上：陶寺遗址J401∶29 下：石峁遗址出土 相比于陶寺的发现，石峁遗址出土了20余件骨制口簧及一些与制作口簧相关的骨料。初步统计和观察显示，石峁口簧制作规整，均呈窄条薄片状，一般长8～9、宽约1、厚约0.1厘米（图七，下）。与这些口簧共存出土有一些形态规整的呈窄条状并有弧度的磨制骨片，尺寸略大于口簧，有些骨片上还能观察到位于骨片中央的剔刻痕迹，刻痕较细，边缘不甚规整，这些骨片应与口簧制作相关。就形态而言，石峁与陶寺出土的骨制口簧极为相似，但石峁口簧除数量较多外，其年代也可能早至石峁B段。 6、铜齿环 为外伸若干小齿凸的圆环形铜器。从目前资料来看，陶寺遗址发现一件，出土于陶寺晚期墓葬M11中。M11为中小型竖穴土坑墓，墓主仰身直肢，颈部有 800余颗蚌片组成的饰物，发现一件玉瑗和一件铜齿轮形器（铜齿环）（图八，1），两器平叠，套于墓主手臂，胸部还有一件玉璇玑（玉牙环）。铜齿环外径12.5、内径7.5 厘米，外缘均匀分布着凸出的29个小齿（图八，2），金相分析显示其为砷铜。另外，与该铜齿环相似的发现还有2005年出土的铜环（遗址第三层）和三牙玉璧（ⅡT7467∶7）。 ▲图八 铜齿环比较 1、2. 陶寺遗址M11出土 3、4. 石峁遗址出土 石峁遗址也曾发现过数件铜齿环、铜环、玉牙环。标本一，现藏神木市博物馆，出土时与一件三牙玉环叠放，铜贴于玉上的绿色锈斑清晰可辨。外径10.5、内径6.6、厚0.1厘米，外缘伸出很多齿凸，呈细密锯齿状；玉牙环外缘有三个回旋形尖齿凸，孔径6.8、宽 3.23、厚0.42厘米（图八，3）。标本二，亦藏于神木市博物馆，为铜齿环、铜环、玉环、玉牙环相叠放组合中的一件，外缘凸出23个扁平状小齿，直径9.15、孔径6.75、厚0.25厘米（图八，4）。据称，上述标本均出土于石峁城址内， 发现于墓葬区，石峁考古队曾对与标本二共存的人骨进行测年，经贝塔（Beta）实验室测定为公元前1915～1745 年，大致与石峁C段遗存年代相当，和陶寺文化晚期基本同时。北京科技大学还对上述铜器进行过成分检测，为砷铜制品。 7、细石器 使用燧石、玛瑙、脉石英等质地坚硬的石材制作的细石器，流行于自仰韶文化时期以来的河套地区诸考古学文化中，采用压剥技术加工而成，一般器形较小，有镞、刀刃、刮削器、切割器、雕刻器等。而陶寺遗址所在的中原腹地并无细石器制作和使用传统。陶寺遗址居址和墓葬内发现了少量小型细石器，器形主要为镞、刀刃、切割器和刮削器，例如M3031∶13、H322∶1、T432④B∶6等（图九，1～3）。这类器形都可在石峁遗存内找到相似之物（图九，4～6），特别是T432④B∶6，根据目前发现分析，当为骨柄或木柄刀所镶嵌的刀刃，在石峁遗址内很是常见。 ▲图九 细石器的比较 1～3. 陶寺遗址出土 （M3031∶13、H322∶1、T432④B∶ 6） 4. 老虎山遗址F64∶5 5. 朱开沟遗址T127①∶1 6. 石峁遗址出土 从现有资料来看，石峁遗存内除成品细石器外，还发现数量巨大的制作这些细石器产生的石核、石片、石叶等“制作链”遗物，而陶寺遗址很少能看到加工细石器的资料报道。另外，根据石峁考古队2015年调查资料，在石峁遗址周边发现了一处燧石与玛瑙伴生矿，储量巨大，其矿料质地、样色与石峁遗址内细石器几无差异。所以，从石料产地、制作技术和使用传统等多方面分析，陶寺遗址出土少量细石器来自北方石峁遗存分布区域的可能性非常大。 三 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比较 精神信仰层面上的认同，是区别不同人群的内在标志，而精神信仰的外在表现往往是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对于本文的讨论来说，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方面的对比，也是论证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关系的重要内容。 1、崇玉和用玉 从遗址本身和相同遗存分布范围内其他遗址的观察来看，石峁与陶寺在崇尚和使用玉器方面有较多相似。另外，根据上文分期，两遗址出土玉器的器形可在不同期别内稍加讨论。早在《陶寺报告》正式出版前，何驽先生论文中提到，“据发掘者高炜先生介绍说，在上个世纪陶寺遗址发掘中，80余座墓葬出土玉石钺近100件，绝大多数出自男性墓中；璧80余件，几乎全部出自‘晚期’的三类墓中，男性墓居多”。《陶寺报告》中又详加统计，“玉石钺99件，出于80座墓中，绝大多数出于男性墓中；随葬玉石璧的64座墓，四分之三出自男性墓中，18座墓葬可确认是晚期墓，大多期属不明，但没有明确证据的早期墓”。 可见，陶寺墓葬随葬玉石璧的风俗习惯极有可能出现于陶寺文化晚期，现在看来，与上文述及的铜齿环共出一墓的陶寺文化晚期玉牙璧同样支持上述意见。石峁方面，笔者对石峁遗址出土玉器做过简单统计和分期，发现至晚到石峁C段，石峁遗址明确出现了“牙璧璜”，而A、B段则以刀、铲、钺等片状玉器为主。从牙璧类玉器的出现管窥，石峁与陶寺在玉器的器形选择方面有同步的迹象。 2、朱绘和彩绘 朱绘和彩绘的使用，在两遗址内都可找到例证。从目前资料来看，陶寺遗址朱绘和彩绘主要应用于随葬陶器和木鼓上。据统计，陶寺墓葬内出土朱绘和彩绘陶器合计165件，占随葬陶器总数的53％，均为器物烧成后绘制于经过磨光的黑色或褐色器表，多见单一红色朱绘，彩绘还配以白色、黄色、绿色中的一种或者两种，多为矿物颜料。 ▲图一〇 壁画的比较 左. 陶寺遗址出土 右. 石峁遗址出土 石峁遗址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朱绘和彩绘陶器目前只见于居址遗迹内，数量较少。但相关调查资料显示，石峁墓葬内曾出土过大量朱绘随葬陶器，纹饰均绘于陶器外壁，常见条带纹、圆盘纹，据测定，颜料可分为朱砂和赤铁矿两类。彩绘陶器在皇城台出土了一些，多为红色和黄色结合的“彩条纹”或“圆点弧边纹”。另外，石峁先民还将彩绘拓展到墙体装饰上，在外城东门址内瓮城墙体上发现的彩绘几何纹壁画，颜色鲜艳， 图案精美，以白灰面为底，用红、黄、黑、橙、绿等颜色绘出几何形图案（图一○，右），多为矿物颜料。陶寺遗址也发现过有图案的白灰墙皮，与石峁遗址不同的是 图案为刻划而成，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图案的“折勾”形态与石峁壁画有相似之处（图一○，左）。 3、“暴力现象”和人祭行为 进入陶寺文化晚期，陶寺遗址表现出明显的“暴力色彩”。最常被提及的是ⅠHG8，该陶寺文化晚期遗迹内发现六层人骨遗存，骨殖散乱，以头骨为多，多数有砍切痕迹（图一一，左）。统计和鉴定显示，头骨总计30余个，散乱人骨个体达40～50人，多为青壮年男性。需要特别强调的是ⅠHG8最下层还出土一具完整人骨，为约35岁的女性，仰身，两臂分开，两腿岔开，一腿弓起，阴部被插入一根牛角，牛角长30、进入盆腔10厘米。虽然ⅠHG8性质尚不明了，但残害、肢解生人的行为从精神层面来解释似乎更易于理解。 石峁城址的修筑“使用”了大量人头。目前考古工作表明，在修建外城东门及周边的外城城墙时，埋入了近百颗人头。这些头骨均位于修建城门、城墙之前平整地坪的棕褐色沙土，即“大型基建”时的“基础土” 内，分布在城门外、城门入口处、城墙外及城墙下，头骨个数8～24个不等（部分经严重扰动），部分头骨上有明显的砍斫和砸击痕迹， 甚至整个头骨裂开，有的头骨枕骨和下颌部位有灼烧迹象（图一一，右）。经初步鉴定，这些头骨以年轻女性居多。 ▲图一一 人头骨遗迹的比较 左. 陶寺遗址出土 右. 石峁遗址出土 上述迹象表明，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及周边城墙修筑时，曾进行过残杀年轻女性，取其头骨埋入基础土内的“暴力行为”；但与陶寺遗址不同的是，基本可以确定这一行为与外城东门址及周边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或祭祀活动有关。明确的层位关系和系列测年显示，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的人祭行为年代不晚于石峁C段。近两年的考古发掘表明，石峁遗址“皇城台”地点也存在明确的“人头坑”，其年代较外城东门址“人头坑”可能要早。 4、殉女现象 石峁遗存分布区域内流行在竖穴土坑墓内殉人的风俗习惯，这些殉人一般都位于墓主一侧（墓主有棺者，殉人位于棺外一侧），侧身屈肢，面向墓主，上肢被绑缚的迹象非常多见，当是为墓主殉葬的生人。多个遗址的鉴定结果显示，这些殉人多为女性，故笔者暂称此类墓葬作“殉女墓”。例如新华遗址99M61，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1.9、宽0.8、深0.3米；墓内葬有二人，一男一女，男性仰身直肢，年龄在35～40岁之间；女性侧身屈肢，面向男性，双手合于胸前，年龄30～40岁（图一二，2）。临近新华遗址的神圪垯梁遗址也有类似发现，2013M7，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约4、宽约3、深约3.3米，墓主男性，年龄35～39岁，葬于墓底中部木棺内，仰身直肢；棺外西侧有一女性殉人，年龄20～25 岁，侧身屈肢，面向墓主，四肢呈捆绑状（图一二，3）。石峁遗址内城韩家圪旦墓地M2，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约4、宽约2、深约4米，墓主位于墓底的木棺内，被严重盗扰，葬式不明；棺外南侧有一女性殉人，年龄16～17岁，侧身面向棺，左肘前屈，双臂被缚（图一二，1）。从现有资料分析，这批殉女墓的年代当不晚于石峁C段。 ▲图一二 石峁遗存典型的殉女墓 1. 韩家圪旦遗址M2 2. 新华遗址99M61 3. 神圪垯梁遗址2013M7 据《陶寺报告》统计，陶寺遗址发现可能有“人牲”的墓葬两例，均为陶寺文化晚期单位。M3231随葬双鋬肥足鬲、高领折肩罐、扁壶等晚期陶器，墓主为56岁以上的男性；墓葬填土中发现35～40岁的女性骨殖， 头骨反折在胸部，肢骨缺失严重，显系非正常死亡。M1410随葬高领折肩罐、圈足罐、扁壶等晚期陶器，墓主为30～35岁的男性；填土中有一女性头骨，约25～30岁。上述现象说明陶寺文化晚期墓葬内可能也出现了殉葬女性的葬俗。 四 石峁与陶寺关系蠡测 由以上对比分析来看，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关系不可说不紧密，但终究是何种 “紧密”程度，在展开本文的总结性“蠡测”前，有必要先引述以往较为深入的观 点。 韩建业先生把以“石峁遗存”为代表的北方地区（内蒙古中南部、晋中北、陕北和冀西北大部分）双鋬鬲考古学遗存称为“老虎山文化”，认为由于老虎山文化后期（公元前2200～1900年）的游邀类型后期（即本文划分的石峁B、C段遗存）向南强烈扩张，造成临汾盆地出现文化巨变。并进一步解释说：“临汾盆地陶寺晚期类型（与《陶寺报告》中陶寺晚期的划分基本相同，笔者注）的形成正是老虎山文化向南扩张的结果”。还进一步将文献记载的“稷放丹朱”事件与上述文化现象相对应，认为石峁晚期遗存向陶寺文化分布区域的南下是北方周先民对陶唐氏征服的考古学体现。可见，韩建业先生较早在文化分期的框架内探讨了石峁与陶寺的关系，重点研究了石峁晚期遗存与陶寺文化晚期的关系。 ▲彩绘蟠龙盘 新石器时代 高7厘米，口径36.5厘米 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徐峰先生从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所在的两个区域性文化在用玉、彩绘、暴力等方面的相似性入手展开比较，认为两地很有可能在龙山时代晚期通过黄河晋陕峡谷进行过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族群等多个层面的密切互动。可见，徐峰先生认为石峁和陶寺是交流互动的关系。同时，还提到由于社会动荡，陶寺晚期文化至少部分向陕北发生转移的观点。 戴向明先生综合分析多种迹象，宏观地认为：石峁很有可能是在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初期崛起于陕北高原上的一个早期国家的都邑性聚落。其建城的年代或许略晚于陶寺中期，而与陶寺晚期和二里头早期并存（两者的年代当有部分重合）。陶寺国家兴起之后，其势力对北方，尤其是陕北（石峁集团）的影响比较明显，在神木新华遗址就有一些肥足鬲等富有陶寺特点的因素。石峁集团的兴起应会对陶寺集团构成极大的挑战与威胁，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定陶寺晚期的衰落是否与石峁的南下冲击有关，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可见，戴向明先生认为石峁和陶寺的关系是“此消彼长”式的，陶寺兴盛时影响石峁，而石峁兴盛时又冲击陶寺。 何驽先生从时代、城址规模、城址结构（区块模式）、功能区划、瓮城设置、城墙结构、玉器使用、壁画、人头骨集中埋葬、人面雕像等十个方面对陶寺和石峁展开比较分析，并认为：造成陶寺遗址晚期失去都城地位、社会政治动荡的策源地很可能是石峁城址。陶寺文化晚期，石峁城址通过晋中的游邀类型对陶寺遗址进行挫败和监管是很有可能的。何驽先生还从文化面貌的相似性上，将老虎山文化晋中游邀类型（包括杏花村、离石、柳林四期）与石峁城址所属的老虎山文化白草塔类型暂称为“石峁集团”，认为两者在政治上有可能是同一个政体，其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在石峁城址。 ▲双面人面石雕 新石器时代 长18厘米，宽16厘米，高60.3厘米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石峁遗址出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笔者认为在考古学文化或遗存分期的框架下展开讨论，才能更为具体、准确地厘清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的关系。结合上文的分析比较，石峁A段与陶寺文化早期在陶鼓、陶铃、石磬、石厨刀等器物上有联系外，可兹比较的相似点很少，特别是典型陶器面貌的迥异，很难将两者的关系用“联系紧密” 来形容。对此的推测是：在早期阶段，石峁与陶寺应为独立发展的两支考古学文化，个别器物的相似，用远程交流或者“贸易”来解释当可备一说。但不可否认的是，石峁和陶寺在早期阶段已有联系。 囿于资料所限，石峁B段和陶寺中期的关系尚不具备较明确的分辨度。但从典型陶器的整体面貌来看，笔者倾向于陶寺文化中期空三足陶器是在石峁B段遗存的强烈影响下出现的。在此，必须指出的是，学界目前关于陶寺文化早期和陶寺文化中期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同一考古学文化，还是两种不同考古学文化的讨论，最主要的分岐就在于陶寺文化早、中期陶器面貌的巨大差异。根据上段论述，笔者认为陶寺文化中期与陶寺文化早期在陶器面貌上的巨大差异，很有可能源自石峁遗存自北向南的强力影响，也就是说，石峁和陶寺在中期阶段已“联系紧密”。山西兴县碧村及其周边龙山石城或许正是在石峁与陶寺联系更为密切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从目前刊布材料来看，碧村石城当为石峁城址的次级聚落，兴盛于石峁B段，结合周边多个龙山石城的发现来看，晋西北地区龙山石城的出现和兴起或许正是 “石峁集团”向外扩张的外在表现，晋西北地区极有可能承担着自石峁B段以来“石峁文化因素”南下的传导作用。 及至陶寺文化晚期，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的陶器群整体面貌相似程度很高，骨制口簧、玉牙璧、铜齿环、细石器等器物同时出现，朱绘和彩绘、“暴力”行为、殉女现象等风俗习惯两地都有，这些迹象都可说明石峁和陶寺发展至晚期阶段时联系最为紧密；而上述迹象在两地文化因素中所占的比重，似乎说明石峁对陶寺影响的力度要大得多。正如韩建业先生的观点，笔者持相似意见：由于石峁B段以来所“累积”的影响力，石峁遗存中晚期（B、C段）对陶寺文化造成强烈冲击，直接催生了陶寺晚期文化。 ▲玉神面 新石器时代 长6.5厘米，宽3.3厘米 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其实，随着现代生物科技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不断深入，石峁遗存晚期与陶寺文化晚期的关系已取得了一些生物学证据。古DNA分析结果表明，陶寺中晚期墓葬中的人骨和灰坑中的人骨在单倍型的分类上没有差别，而头骨测量特征显示陶寺中晚期灰坑中的人骨与陶寺早期墓葬中出土的人骨形态差距较远，这样的分析结果暗示着陶寺中晚期人群和陶寺早期人群可能有不一样的来源。锶同位素比值分析显示，陶寺文化中晚期墓葬发现的墓主皆为本地人，扰坑和灰坑中外来人占多数，说明陶寺遗址中晚期的先民中，存在很高比例的外来移民。而动物骨骼的分析指出，绵羊和黄牛等畜牧资源的增加，将陶寺中晚期外来人口的原籍引向西北方向或西北地区。这些生物学证据可视为对上述石峁与陶寺比较分析在一定程度上的印证，同时也开启了石峁与陶寺考古研究“见物也要见人”的新篇章。 综上所述，虽然目前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关系初现端倪，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两者关系的“紧密程度”不尽相同，远非承前启后、此消彼长、势均力敌、并驾齐驱等简单认识能够概括。但毫无疑问，这两大“集团”之间交流互鉴、水乳交融乃至血脉相同的联系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角度来看均可找到例证。显然，上述认识结合“陶寺尧都”的认定必将成为探讨“石峁集团”或 “石峁族群”性质的重要参考。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现有认识是建立在当今考古工作基础上的初步分析，石峁与陶寺之间还存在很大的“考古中空地带”，随着新发现和新资料的不断披露，现有观点必将被补充修正甚至重新认识。但无论如何，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两地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考古中空地带的不断缩小，石峁与陶寺的关系必将越来越清晰。 ▲口簧 新石器时代 长4.63厘米，宽1.6厘米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石峁遗址出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山西博物院 文｜邵晶 原载于《考古》2020年第5期，注释略 原题｜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比较研究 标题为编者所加 图｜邵晶 山西博物院 北冥鱼 特致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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