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料笔记中的苏州大市场

《苏州日报》2020年09月04日 A08版

　　□简雄

　　《红楼梦》开篇第一回，借那痴石头上的字迹，写了一段话：“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那末一句，让苏州古城西这座读来有些拗口的城门享誉九州。

　　清康熙年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和舅公李熙都曾任职苏州织造署，加之《红楼梦》女主角林黛玉是苏州人，小说叙述还大量引用了吴方言，都说明作者与苏州的渊源。

　　事实上，明清史料笔记中留下了许多繁华苏州以及阊门一带的记述，所谓“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

　　天下大码头

　　明清苏州自明中叶以降的繁华，学界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如果从对国家贡献的视角来看苏州的“赋税沉重”，或可表明，苏州经济实力的背后，一定有着强大的资本吸引能力和优质的营商环境。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说到明初苏州赋税在全国占比情况：

　　考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民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苏州备录上·财赋）

　　苏州上缴的税粮不仅和浙江全省相当，而且几乎占了全国的十分之一。这样的经济体量，仅靠一己之力显然无法承受。因此，明清苏州以包容天下的格局和海纳百川的胸怀成为“天下大码头”，势所必然。

　　清康熙年间，从京城大兴县“南漂”苏州生活的士子刘献廷（1648—1695），在《广阳杂记》中记述了当时四座全国“一线城市”的分布态势：

　　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卷四）

　　“以分其势”的意思十分清楚，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群竞争激烈，但以苏州为中心城市，其他城市则是挑战者的姿势。细分一下明清江南商业市场大体格局，芜湖是米粮集散地，扬州是盐业，江宁、杭州则挟老都城余势，如江宁上新河也是全国大码头，杭州则与苏州一样，是全国丝棉织品集散地。据张海英先生研究：“江南地区的丝棉织品的外运流向，基本上是商人们先汇聚产布区购买，再返抵苏州、杭州集中，在此发运全国。”不过，苏州是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府州，足见其城市的集聚能力。如据吴建华先生研究，清中叶杭州的人口要比苏州少二百多万。

　　生活在明代嘉隆万年间的徽州籍士子叶权（1522—1578），喜欢游走四方，他在《贤博编》中罗列了当时全国十个“大码头”，苏州占有两处：枫桥、南濠。

　　如果以阊门和其西北三十里国家级钞关浒墅为起始与终点，那么枫桥、南濠都是这条天下商路上的重要节点。《天下郡国利病书》分析道：

　　阊门外要冲莫若浒墅。……其南为枫桥，商贾骈集，乃入苏之正道也。又有虎丘山塘泾，货物亦阜，乃入苏之间道也。（苏州备录上·郊聚）

　　“正道”枫桥区域是大宗货物交易地，也是全国柴米以及日常杂品集散地之一。如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一卷中，讲述湖广商人蒋兴哥常年在广东经商，第一次来苏州贩货，小说写道：“那枫桥是柴米牙行聚处，少不得投个主家脱货”，又说：“原来兴哥在广东贩了些珍珠、玳瑁、苏木、沉香之类”“久闻得‘上说天堂，下说苏杭’，好个大马头所在，有心要去走一遍”。

　　“间道”山塘泾终点即为南濠阊门。至今仍留存着所谓“五龙交汇”（即五条水道汇聚）的景观。除了日常贸易，南濠阊门桃花坞区域也是各地商贾之家，会馆林立，类似于今天的“全国商业联盟”所在地。

　　作为织造业大市和丝棉织品加工业中心，苏州城东没有城西商业区的喧闹，是机户生产的“工业区”，按现在的说法，是资本和劳动力市场集聚的地方。清乾隆《苏州府志》载：

　　明万历苏民无积聚，多以丝织为生。东北半城皆居机户，郡城之东，皆习织业。织文曰缎，方空为纱。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有他故，则唤无主之匠代之，曰唤代。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丝曰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群，延颈而望，粥后散归。若机房工作减，则此辈衣食无所矣。每桥有行头分遣。（卷三）

　　这条史料叙述的雇佣关系，常常被用来证实明清苏州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从本文探讨的商贸市场视角看，如对应全国棉花棉布生产中心太仓、松江，苏州城东北这片区域的娄门还是重要的商路起点。而对应湖州丝绸商品大码头，苏州城南吴江沿线则形成了重要的江南市镇群，如平望，号称“小枫桥”，盛泽号称“东方第一绸都”。

　　总之，从苏州城的东南西北各方，来来往往的商船昼夜不息，张海英先生通过研究明清商书如《一统路程图记》《士商类要》《商贾便览》等，梳理出明清苏州沟通覆盖全国贸易的主要商路多达十三条。苏州成为天下商贾创业竞技的巨大舞台。

　　商帮大舞台

　　2015年春，日本明清史专家大木康先生来苏州做田野调查。三年后，他在《苏州花街散步：山塘街物语》一书中，叙述了明清阊门南濠山塘大码头商人会馆云集的情形。不少会馆建筑至今犹存，或以酒店、博物馆的形式延续着昔日的记忆；有些则在城市变迁中只留存在故纸堆里了；也有些则迁移到了别处，如全晋会馆。但它们都在讲述着同一个故事：天下商贾以明清苏州为大舞台，上演了一出出活剧。

　　尽管学界对“商帮”的说法尚有争论，但基本认同一个史实：明清江南，各地商贾以苏州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强大的商人利益集团，在明中叶以降商贸市场大繁荣的情势下，商人凭借经济话语权，与掌握文化话语权的士林一起，不仅动摇了传统的“四民”秩序，而且搅动了社会的急剧变迁，许多商人家族经商与科举并举，成为江南名门望族，最典型的如徽商落户苏州的“贵潘”。

　　各地商帮在苏州竞争搏杀，创办了许多知名商号，也带来了新的商业经营理念和质量管理制度，随述一二，聊以为证。如清人许元仲《三异笔谈》记述徽商汪氏在苏州阊门开益美布号，规定凡本号机头加银二分，这种让小利获大利的营销手段，使布号二百年誉满全国。清人钱泳《履园丛话》中，记述了明万历年间弃儒从商的宁波商人孙春阳，来苏州阊门皋桥开南货铺，采用类似现代超市选购的经营模式，历经二百多年不衰。

　　清道光年间，被潘世恩称为“汲古多闻之老宿”的苏州人顾震涛，在《吴门表隐》中广泛收罗了名号名店名商名匠，不少老字号至今犹存，如“雷允上”“陆稿荐”“悦来斋”……屈指算来，从顾公记述这些名号至今又过去了二百年……

　　商帮竞技苏州，使苏州“外来型”经济的特征明显。事实上，苏州本土一支商帮劲旅也很了得，那就是太湖东西山的“洞庭商帮”，有“遍地徽商，钻天洞庭”的美誉。清初行医为生的洞庭西山人王维德，专门收集家乡风土人情写成《林屋民风》，记录了“钻天洞庭”中一些精英人物，如著名的席氏家族：

　　席端樊，号左源，端攀，号右源，亦以行贾起家，富埒翁氏。翁衰而席始兴。兄弟学贾松江，善治生。年十七，父卒，协力运筹，策遣宾客子弟，北走齐燕，南走闽广，不二十年赀累巨万。凡吴会之梭布，荆襄之土靛，往来车毂，无非席商人左右源者。（卷九·人物）

　　笔记中提到的翁氏，是兴盛在明朝万历年间的东山大贾，江湖上人称“翁百万”。而席氏替代翁氏兴起后，一直延续到近代，并在中国金融业现代转型上留下重要一笔，这是后话。

　　为了给各地商帮有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明清苏州政府竭诚做好服务，勒石立碑，在整治贸易秩序、税收优惠、保护生态环境、保证商会正常运行等方面多有举措，兹举两例。

　　明代苏州政府为吸引商贾，在税收政策上给予极大优惠，只对坐贾收取“门摊”（类似于现在门面或摊棚定额税），而“客货不税”。当时的主要商书《一统路程图记》《士商类要》等专门告知商贾，苏、松、常、镇四府（也有加上嘉、湖两府的）只收门摊，而客货不收税，“于是商贾益聚于苏州，而杭州次之”。范金民先生对这段“商税公案”考订最详，并认为：“不征商品税，特别有利于商，促进了商品的流通。”

　　随着商贸市场的繁荣，明朝商税是为以丰补歉而额外增收的。但地方做法不同，有的宽松便商，有的乘机乱收税。生性耿直的万历十七年（1589）状元焦竑，在给官场朋友的书信中，赞扬了苏州一位姓杨的官员“让利于商民”的做法：

　　盖国初原无钞关，后之增设，不得已而济匮，非其正也。往杨止庵公在浒墅，半岁以后，正课既盈，恣商往来，不复榷税。一时颂声满于吴中……（《澹园集》卷十三）再说清代一起“商告官”的案件。

　　事情发生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六月初七日那天，一群杭州商人联合向苏州府告状，说乾隆三十九年（1774），有位官员借用商会会馆，一个月就搬出去了。后来又来一位要借用，还带了家眷，一借就是三十多间房，致使商会贮货都没有地方。更惊悚的是，借住了一年，最近官员女眷干脆在会馆里生孩子了。商人们说，“一官移去，一官复来”，会馆成了官署，严重影响商会正常运行。此事引起苏州吴县两级政府高度重视，留下一份“红头文件”《吴县永禁官占钱江会馆碑》，明确：嗣后如有当仕借作公馆者，许即屏绝。倘该地方与办差人役混行勒借，一经举禀，定拿究治。

　　正是这种对商贸经济的开放包容姿态，使苏州在丝绸、棉布、印染、纸张、书刊刻印、铜铁器等多种行业引领全国，甚至酒类、油类、酱园等副食品加工业也独树一帜。

　　当然，海内外影响最大的，还是在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支撑下的文化艺术创意设计及加工产业，“苏式生活”几乎独霸明清市场三百年！

　　文化大市场

　　2019年我曾撰文，利用明清史料笔记简略论证了“苏式生活”在琴棋书画、衣食住行各方面操控海内外雅俗时尚的史实。（《苏州：文化记忆最江南》，《苏州日报》2019年8月20日A11版）在万历年间做过吴县令的大才子袁宏道看来，这些苏州“薄器小技”，“然其器实精良，他工不及，其得名不虚也”。（《瓶花斋集》卷八·时尚）作为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心城市，明清苏州就是一座引领全国的文化大市场。这里仅就史料笔记中留下的艺术品交易、商业演出、书刊市场以及海外贸易等若干方面作一简述。

　　苏州最大的文化产业当属造园艺术，还出现了著名的“香山匠人”群体。但考虑到对苏州园林各个视角的研究汗牛充栋，这里不再赘述。

　　袁宏道在对苏州工匠“小技”表示“他工不及”的同时，还追溯了这些工艺品交易兴起的“套路”：

　　其事皆始于吴中，狷子转相售受，以欺富人公子，动得重赀，浸淫至士大夫间，遂成风气。（《瓶花斋集》卷八·时尚）

　　书画、古董交易的情况要复杂一些。太仓士大夫王世贞在《觚不觚录》里，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个市场的“套路”：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

　　始作俑者都是苏州人。文化人操控了书画走向，王世贞在表达上述结论时，正为书画市场上“忽重元人”，瓷器市场“忽重宣德”而纳闷。“吴门派”文人画的兴起，也冷落了职业画家。谢肇淛《五杂组》里就记了一位苏州画家的遭遇：

　　近日，姑苏有张文元者，最工美人，其绰约明媚，令人神魂飞越，俗笔中之神手也，而名不出里閈，悲夫！（卷之七·人部三）

　　值得注意的是，徽商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介入了文化收藏。而这自然引起文化世家士大夫的焦虑。沈春泽在给文震亨名著《长物志》作序时，冷不丁冒出这么几句：

　　近来富贵家儿与一二庸奴钝汉，沾沾好事自命，每经赏鉴，出口便俗，入手便粗，纵极其摩娑护持之情状，其污辱弥甚，遂使真韵、真才、真情之士，相戒不谈风雅。

　　话虽这么说，但在古董市场里摸打滚爬的商人还是有超过文化人的见识的。康熙年间长期在江南各地做官的辽阳籍士大夫刘廷玑，在《在园杂志》中的评论就比较客观：

　　骨董虽小事，却有分别。看字画，经纪不如士夫，看铜玉器，士夫不如经纪，此语诚然。（卷一·骨董）

　　接着，刘廷玑还用亲身经历论证了为什么，大意是，文化人靠知识积累有时能从字画题跋的内容来辨别真伪，而经纪则靠市场见多识广知道古物的用处，可谓各有千秋。

　　万历二十六年（1598）的探花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从鉴赏的视角将书画、古董的价值排列了一下：

　　赏鉴家以古法书、名画真迹为第一，石刻次之，三代之鼎彝尊罍又次之，汉玉杯玦之类又次之，宋之玉器又次之，窑之柴、汝、官、哥、定及明之宣窑、成化窑又次之，永乐窑、嘉靖窑又次之。（卷八·赏鉴）

　　英国著名的中国文明史专家柯律格，在对大量中国画图像实证的基础上发现：“中国明代中期在关于‘画’的绘画中所表现的并不是‘创作绘画’的场景，而是人们观赏绘画的场景。”他因此得出结论，士绅阶层“琴棋书画”的雅好应该是“抚琴、下棋、习字和‘赏’画”。

　　而这种鉴赏权操控在苏州人手里，无疑就操控了一个文化大市场。这就是当年浙江籍士大夫王士性的那句著名感慨：“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

　　士大夫阶层的鉴赏活动往往称为“雅集”，经常还会有演出。当年大户人家都有自己的戏班，如苏州著名剧作家李玉就是跟着父亲在万历朝苏州籍首辅申时行家戏班里长大的。邓之诚《骨董琐记》记录了申时行家戏班和万历朝太仓籍首辅王锡爵家戏班“互掐”的故事：

　　万历间，吴县申时行、太仓王锡爵两家私怨相构，王作《玉蜻蜓》以诋申，申作《红梨记》以报之，皆两家门客所为，相传至今。（卷六·玉蜻蜓）

　　曾被康熙尊称为“老名士”的苏州名流尤侗，在自撰《悔庵年谱》中记了一次雅集堂会演出：

　　康熙十年辛亥（1671），年五十四。金陵李笠翁渔至苏，

　　携女乐一部，声色双丽，招予寓斋，顾曲相乐也。予与余澹心怀赋诗赠之，以当缠头。

　　事实上，随着商业市场的繁荣，戏剧演出越来越商业化，李渔的戏班就是进行市场化演出的“民营剧团”。明清苏州的商业演出市场相当繁荣，随举一例。清人顾公燮在《消夏闲记摘抄》中记录了阊门一带商业演出市场解决了数万人的就业：

　　金阊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卷上）

　　士林、商贾、市民高浓度的介入，才使明清苏州形成了全国性的文化大市场。就书刊市场而言，苏州是明清市民文学的策源地。冯梦龙通俗小说“三言”畅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满足了商贾的旅途消遣。凌濛初直截了当地说，他写“二拍”就是学冯梦龙，由书商进行市场化运作的。另外，诸如画谱戏本、举业范文、经商宝典、蒙童教育等等的市场需求带动了刻书印刷业。随举一例。生活在明嘉隆万年间的浙江籍士子胡应麟（1551—1602），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

　　凡姑苏书肆多在阊门内外及吴县前，书多精整，然率其地梓也。（卷四）

　　苏州因为书做得“精整”带动了苏州刻书雕版业的兴盛。胡应麟接着点评说：

　　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卷四）

　　重其品质，这就是苏州人深埋在骨子里的讲究。常熟人毛晋的汲古阁以藏书刻书名闻海内外，他广罗珍本如唐、宋、金、元别集等，“靡不发雕，公诸海内，其有功于艺苑甚钜”。（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二·毛晋）

　　据王振忠先生的研究，清代苏州是政府特许赴日本采办铜觔的商务中心，在日本人心目中，苏州是“唐土第一上国”。“月落乌啼锁窗晓，悠扬吹梦到枫桥”，这是日本人的竹枝词。值得关注的是，苏州商人去日本做生意带去了大量的中国文化产品，如“三言二拍”在国内已佚失，就是因留存在日本而重见天日。

　　历史的教训与启示

　　毕生研究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傅衣凌先生，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出版名著《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他在对洞庭商帮研究后认为：“洞庭人借着工艺品和特产品的输出，很容易成为一个商业资本家；但结果却受着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的限制。这商业资本并不能转化为工业资本，或为扶植工业而起的早期金融资本，而终停留于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阶段而已。”

　　学界常常用“奢华”作为明清江南的关键词。但观察商贸市场的关节点并不在“炫耀人目”而在于资本的出路。归纳一下明清商业资本的出路就会发现，没有再生产的投资路径、动力和制度保障，仅靠消费“使之投之”，最终是拉不动历史的车轮的。这是历史留下的最大教训。

　　不用海外学者的“西方语境”，仅来看国内学者的分析。如唐力行先生认为，明清商业资本的流向大致有四个方面：一购置土地；二货币窖藏；三奢侈消费；四捐输和捐纳。而“仅有小部分流向生产领域”。王家范先生则认为，巨额利润的花费去向也是四个方面：一官场消费；二科举消费；三社会公益消费；四转向投资（主要为购置田产）。张长虹先生在研究徽商对艺术市场的介入后认为：“可以补入艺术品投资和收藏一项。”

　　如果用现代投资与消费理论来评价，其实和明清史料笔记中“奢”与“俭”的争论完全是两码事。侯官响先生在研究明代苏州府的赋税后认为：“明代经济结构中，农业在总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平均为88%，整个中国基本上是一个稳态的农业社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技术革新。”这就是历史的又一个教训，没有适应发展需要的合理的经济结构，再多的资本也只能白白消耗在浮世的晚风中……

　　当下，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加快推进，江南文化话题已然重启，无论城市群的格局如何变化，城市经济结构如何更新，明清苏州作为文化艺术之都的史实都是绕不过去的话题。重新擦亮苏州的文化品牌，并在传承与创新中彰显苏州的文化力量，就是当代苏州的责任。

　　首先，明清苏州文化产品的市场化程度很高，或者说都是通过市场化运营发展的，深入研究其供应链一定会有启示。其次，史料笔记中留下了各行业许多工匠的名字，说明苏州的文化引领能力，但到底是什么支撑着苏州的先人们要把一切都做到极致，应该上升到哲学层面来提炼。再次，艺术品被称为“候补商品”，它需要人群的习俗、素养和精神境界的加持，仅仅考虑一般交易的文化结构会相当脆弱。这也是文化的力量必须积累到一定阶段才会爆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