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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 （六）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中国古代在春秋战国时，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之说，秦汉以后也有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如东汉末袁绍一家《三国志?袁绍传》便称“自（远）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杨彪，“自（杨）震至彪，四世太尉，德孝相继，与袁氏俱东京名族云。”实际上这二个大族都败在曹操执政时期。袁绍与袁术是被曹操消灭的，而杨彪有个儿子叫杨修，树大招风也许是促使曹操杀杨修的一个重要原因。杀杨修以后，“操见彪问曰：‘公何瘦之甚？’对曰：‘愧无日磾先见之明，独怀老牛舐犊之爱。’操为之改容。”（《后汉书?杨震列传》）杨彪为什么讲没有金日磾先见之明，因为汉武帝宠其二子为弄儿，其后弄儿壮大，与宫女戏，为日磾见，恶其与宫女淫乱，遂杀其子。东汉时的世家大族已维持不了五世。东晋南朝也是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但往往难以为继，唐人刘禹锡有一首题为《乌衣巷》的名诗，其云：“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谢二大家族是东晋南朝的名门望族，朱雀桥在秦淮河上，乌衣巷是东晋世家居住的地区，顾荣与纪瞻是孙吴以来的大族，是王导设法让这些大族支持晋元帝在江东的统治。《世说新语?言语》写到：“元帝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荣跪对曰：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这是南下的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之间表示合作的一种默契，南方的士族允许北人寄居江左并与之合作，而这个纪瞻便是“立宅于乌衣巷，馆宇崇丽，园池竹木，有足赏玩焉。”（《晋书?纪瞻传》）而以王导为代表自北方南下的琅琊王氏也宅居于此，与王氏并立的谢家，谢安之后人也宅居于此。据《南史?谢弘微传》，弘微名密，是继谢混为后，其本传称：“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晦、曜、弘微以文义赏会，常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混诗所言：‘昔为乌衣游，戚戚皆亲姓’者也。”可见那时朱雀桥边的乌衣巷是当时达官贵人们荟萃之地，刘禹锡过金陵，看到的朱雀桥与乌衣巷已是一片败落景象了。实际上王谢二个大族在南朝后期，已被边缘化了，在世族政治的时代，任何一个家族，其显赫的社会地位都不可能维持太久。
颜子推是南北朝晚期的一个历史人物，他留下了一部名著《颜氏家训》，他这部名著的《勉学》篇留下了一段文字，生动地描述了那些世家子弟衰弱以后无聊又无奈的状况。他说：
“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雇人答策；三九公燕，则假手赋诗。当尔之时，亦快士也。及离乱之后，朝市迁革，铨衡选举，非复曩者之亲；当路秉权，不见昔时之党。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被褐而丧珠，失皮而露质，兀若枯木，泊若穷流，鹿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当尔之时，诚驽材也。”
著作和秘书都是官名，皆为这些世家子弟所垄断，我把这一段文字用现代话翻译如下，以便于大家理解。其云：
“在梁朝全盛的时候，那些贵族世家的浪荡子弟，肚子里都没有什么学问，当时民间的谚语讲：‘能爬上车子不跌跤的娃娃便是著作郎了，只会问候别人身体怎么样的人，便可以当起秘书官了。’这些贵族子弟，都拿香料熏衣，面孔上擦粉，口上涂朱红，乘高档的轿车，穿高跟的齿履，坐在绣有方格图案的丝绸坐蓐上，倚着着色的丝织靠枕，身边摆着各种古玩，从容进出于那些高宅大院和高档的消费场所，远远看去仿佛如神仙一般，参加明经考试时，便请枪手代替自己回答策问；参加由三公九卿出席的宴会，要吟诗作赋时，便请人为自己代笔。在那个时代，他们也可算是快意于一时的幸福士子了。一旦发生动乱，政治格局发生大的变化，掌管选举的不再是自己过去的亲朋故旧，在朝廷上执政的不再是过去的同伙，这个时候那些世家的浪荡子想依靠自己的能力不再可能谋得一官半职了，在社会上他们也无一技之长得以发挥自己的作用。到了这个时候，再也不能珠玉其外，只好穿上平民的粗布衣袍，撕去过去的表面现象，露出本来的面目。他只不过像一根呆头呆脑的枯枝烂木，像一条在山间已经干枯的溪流，他已变成被戎马追逐的麋鹿，转眼之间便被击毙于沟渠之中。在动乱的时代，贵族子弟确实都变成一批毫无用处的奴才了。”
这里生动地描述了那些仅依血缘关系来维持自己地位的贵族世家子弟，一旦遇到社会动荡不宁时，就完全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能力，成为任人屠戮宰杀的对象了。这几乎是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贵家子弟们走向堕落衰败的难以逃脱的必然结局。从某种意义上讲，父祖辈留下的优越的社会关系，对其子孙后代未必是件幸事，过于优越的生存条件，反而使他们丧失了独立谋生的能力，在农耕的时代，世家子弟这种败落的节奏可能还会慢一些，到了现代快节奏的时代，这种败落往往转瞬即至，变成现世即报的结局。颜子推这一番话，确确实实是为这些世家子弟着想，他写这本《颜子家训》的出发点，并没有丝毫嘲笑的意味，而是为了告诫他们也包括自己的儿女，应如何警惕和避免这种结局。从这个角度讲，当初的上山下乡、到艰苦的地方去，对那些世家子弟打破锦衣肉食的环境，出去经历一番磨难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一方面把农村的疾苦，百姓的实际生活能亲身体验到，另一方面通过磨练可造就他们日后的辉煌。如果垮了，那本来就不是一块料；是玉石，经过打磨总能显示出其耀眼的光彩。所以我不喜欢那种哭哭啼啼的伤痕文学。火花只能从磨练中诞生，好的文学作品也讲灾难，从灾难中也见人之豪情壮志，苏轼那许多光辉的作品正是在他经受苦难之中产生的。不要一味埋怨客观世界，反思一下自己的主观世界或许能达到更高的境界。
(七)不能忘记卢武铉的教训
促使我认真思考这个历史问题的动因是五月二十三日清晨，韩国庶民总统卢武铉在登山时跳崖自杀。卢是出身于农民家庭的政治家。卢依靠清廉的承诺来赢得民众支持，他就职时是以“容纳违规和腐败的时代已经结束”作为号召的。上任时还幽默地说过：“如果想到五年后我们的孩子能否平安无事，就不寒而栗。”令人想不到的这句话竟成了自己不详结局的预言了。在去年二月卸去总统职务返回老家居住后，卢的妻、儿、女及其他亲属在他的任职期内受贿的问题进一步被司法机关提起诉讼。首先是卢的兄长卢建平在零三年受贿三千万韩元，零六年又因第二次涉案在首尔投江自杀。从零五年起他的家人便已被指控在他任内涉嫌收受贿赂，行贿人是制鞋企业泰光实业公司老板朴渊次，朴被捕后，与卢武铉家属受贿的案件相继浮出水面，卢的妻子权良淑收受一百万美元，女儿卢静妍受贿在美购豪宅一百六十万美元，侄女婿哲浩收受五百万美元，儿子卢建昊涉及三百万美元受贿案，最终他自己也被检察机关找去接受询问涉及收受泰光实业公司六百万美元的事，从四月到五月间他的妻儿都陆续被韩国检察机关所传讯。卢武铉在被检察机关传讯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很抱歉让各位失望。”有数据显示卢在任职总统期间，其家庭财产从四点七二亿韩元增加到九点七二亿韩元，折合人民币不过二百五十万元，数字并不大。但这一切却成了当初他为民主与清廉鼓与呼的反讽，这使他内心世界承受了难以承受的折磨和羞耻，使他难以面对当初选他走上总统职位的韩国民众，所以在五月二十三日跳崖前他会在自己个人博客网站上留下：“你们忘了我吧”的遗言。卢武铉这一跳崖行动，还是一种勇敢的精神，为了自己过去曾经承诺的誓言，对因自己亲属的行为带来的羞耻，他能以死相殉，还是能博得人们广泛同情的。对于卢这种悲剧性结局，我们如果把它放到哲学层面去思考，这也是一个悖论：人们的思维是趋于理性的，是理想的追求支持着人们生活的勇气；而另一方面人的行为又往往是趋利的，行为与理想之间往往两相悖反，卢的悲剧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这两个层面之间互相冲突的表现，理想是建立在抽象思维基础上，生活则往往是从现实得失层面来考量；更进一步地看在这两个层面上就个人与群体而言更是不一样，个人有时能克制自己的欲望，在群体中的各个个体则很难大家一致，即便是父子、夫妇、兄弟姐妹之间也难求完全一致。从思维的方法论上讲，理学家们便是从经学转化而来，他们思路的出发点是天理，从性与天道来考量天理与人欲；而苏轼他们则是从现实出发，从历史中去寻找它的逻辑结构。苏轼求学是从读贾谊、陆贽等的政论起步的，由政论而作史论，故二者思路不同，处理问题的理路与方法也不同。卢武铉跳崖这个悲剧告诉人们：就抽象的理念出发从个人到社会，难以破解现实生活中的难题，治好一个家庭尚且困难，何况治国呢？卢武铉的执政，人们给他的评价是无能。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任何人都无法回避如何处理好人际的相互关系，在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妇之间亦都有义与利的矛盾冲突，都应该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为对方设身处地地想一下，为父者不能做对不起家人的事；为妻、为儿女、为兄弟者，也得设身处地为处于卢武铉那样父辈的人想一下，可不能让他们陷于万死不劫的火坑。父辈们的辉煌和与权势相连接的社会关系，并不是为妻儿者巧取豪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资本；从社会的角度讲，要从制度上给予种种限制，诸如公布自己及亲属的财产状况，并说明财产的来源，以接受公众和舆论的监督。有些事仅靠家族和亲属之间的自律也有难度，儿女们都已成人，并各自都成家立业了，作为父辈对儿女们在做些什么也不一定完全知情，而且作为如卢武铉这样的领袖人物，儿女身旁也自然会有一帮攀龙附凤的小人物活跃其周围，并藉以谋取不当的个人私利，更有招摇撞骗之徒利用这一层关系在做坏事。要卢完全了解自己子女和亲属在做什么也难。他毕竟政务在身啊！有时候发现问题后，即便要管不一定管得了，更有投鼠忌器的苦恼。当问题还处于掩盖状态似乎大家还能平安无事，但这些问题毕竟是地火，一旦出现裂缝，整个家族势必处于山崩地裂的状态，外加党派斗争因素，更会使事态具有无限放大的效应。尤其在现代信息传递高度发达舆论完全透明的情况下，地火怎能不冒烟呢？这类问题在过去比较封闭慢节奏的环境下，还可以设法遮遮盖盖，至少表面上保持平静的状态，让儿女远离是非之地，但这也难以持久，毕竟纸包不住火。中国历史上那些世家大族的经历告诉我们，父祖对子孙的荫庇毕竟非常有限，实际上往往是人一走，茶便凉。有些问题不被追究毕竟是出于社会利害的考量，所以为子女者应该懂得父祖辈为自己提供的条件不是都能随便引进门的，发展还是要依靠自身的勤奋和努力。任何投机取巧侥幸取得的一切，最终都会成为烫手的山芋。最近有个朋友给我讲起某一高位者父亲与其儿子之间的对话，父告诫儿说，你在外面做事可要负责，不要给我惹什么是非，要知足，不要贪得无厌。儿对父说：你可要小心，不要大意失荆州；你一失足，就会害我们与你一起被人家一锅端。他们父子俩都已有危机感了，有这样的相互告诫还是好的。这方面的惨痛教训，不仅中国历史上有，外国有，我们身边何尝少啊！广东省政协主席，政法委书记陈绍基的案子，就足够惊心动魄了，他案子的缺口还是从他部下露头的，然后是他的家属亲戚一起落水，最终追究到他本人。从已经浮出水面的案子看，都可以找到类似的状况，实际上我们知道的往往还只是冰山的一角。问题不是出在大意失荆州上，而是心地是否摆正，心不正，意不诚，又何以治家呢？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接触到一些啃老族的状况，父母一去世，兄弟姐妹之间便忙着为争夺遗产而纷争不已，这种现象固然使为父母者寒心，但还是小巫而已。权势者之家族的子女和亲属中，还有另一类的啃老族，他们啃的是父祖辈过去光辉的历史和社会关系，把这个作为自己的资本，并且美其名曰“无形资产”，到处炫耀其父祖辈的光辉历史，借助其父祖留下的社会关系搞投机活动，企图快速地暴富，那不仅坑了自己，而且毁了父祖辈的光辉革命形象，实际上反而露出自己的无能和卑劣。其实父祖辈的功名业绩并不是他们的私有财产，是社会的公共财富。我想把历史的教训揭示在大家面前，总还有一点警示作用吧。在思想上多一道防线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还是把正心诚意放在第一位，心底正了，邪气自然不能乘虚而入，这比单纯依靠制度制约要好，因为制度上的限制是专门用来对付小人钻空子的。当然我们的社会绝对不能没有制度的约束和舆论的监督，所以两条腿走路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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