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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帝国的起源，特别是“夏”的起源，乃是华夏文明起源中的最为重要的环节，因为其他有关于“文明”的东西，例如宗庙、祭坛、墓葬、都城、礼制、文字等，都不过是帝国的伴生物，会在帝国存续期间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 因为帝王行使统治权少不了这些东西。再比如文字，帝王们传达命令，记载大臣的功劳过失，以及各地诸侯与帝族是何种血缘关系等，都需要文字，它必然应运而生。 那么，古帝国形成过程中，最直接的促进因素是什么？笔者以为是税收，因为帝国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供养”的体制。 帝国归根结底是一种权力的架构，在人类社会中，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利益，任何一种权利都要落实到物质享受上去，最终就会变成一种税收制度，一种劳动所得的再分配形式。故“帝国起源于税收”的判断是成立的。 帝国范围内，税收制度的建立与执行，就是帝国诞生最可靠的标志。这种供养制度一旦不存在了，这个帝国也就消失了。 但是，在考古发掘中，你是永远发现不了它的，因为制度是无形的，税收制度只能通过逻辑推理再现出来。可惜这个“再现”的工作，还从来没有人去做过，原因在于，传统文明史观绝对否定帝国起源与税收有关。 儒家理论认定，帝国起源于“治水”，夏王朝是大禹通过浩大的水利工程建立起来的。直到今天，“大禹治水”的故事仍然是官方学术机构唯一认可的，写进了中小学教科书的文明起源理论。 按照儒家的说法，上古时代民风淳朴，无有奸诈私利，是人都有高尚的道德水平，非圣人不能成帝王，是帝王皆举贤任能，互相禅让，是故天下太平，万物和顺，上古时代最为重要的特征是“有祀无戎”，不知战争为何物。因此，回到远古圣王时代去，就是儒家理论的终极追求。 没有税收，任何帝国都无法运作，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越是远古时代，生产力就越低下，要让人们从仅有的口粮中分出一部分来交税，绝不是动动嘴皮子就能解决的。没有对统治者的万分恐惧，谁也不会去主动交税，没有暴力征服，对拒交者杀无赦，短缺者大刑伺候，根本就建立不起税收制度，乃是人性使然，千古不变的道理。 在人类的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具有天然的军事优势，因此在文明起源过程中，进入中原和南方农耕地区，建立大大小小奴隶制王国的统治者，都是来自内陆高原深处的游牧民族。军事优势注定了他们是天然的“收税者”，而帝王不过是其中最大的、也是最后一道税收人而已。
这个历史事实，也反映在了古代游牧民族的自称中，例如，建立西夏的党项羌，他们就是以“弥药”自称的，藏文写作
མི་ཉག་
藏语的
ཉག་
应知，以“课税者”自居并非是党项羌独有的文化习俗，希罗多德《历史》记载，中亚草原上好战的斯基泰人，他们也是以“收税人”自称的。可见这其实是古代游牧民族对自己的一个角色定位。 特别是在东方，游牧民族始终扮演着定居民族的“收税人”角色，中国历史反复重现着这样一种情景：曾经强盛的中原王朝，最终都会沦为游牧民族的税收代理人，例如匈奴成了汉朝的收税人，吐蕃成为唐朝的收税人，契丹成为宋朝的收税人等等。 让人吃惊的是，以“弥药”自居的党项羌说自己才是大禹的直接后裔，故他们建立的王朝也以“夏”为号。与此对应，大禹留下的唯一可靠的文字记载就是《禹贡》，一篇如何在“九州”范围内收税的说明书，或曰“税收清单”。
 大禹治水的雕塑
课本中的大禹治水插图
当然，传统文明史观是绝对否认《禹贡》是一份税收清单的。儒家认为它是大禹“治水”丰功伟绩的记载。他为了天下百姓的利益，舍小家为大家，“三过家门而不入”，忘我地投入到造福天下的“治水”工程中去，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赢得了万民敬仰，成就出“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方圆五千里，分为五层，层层隶属的大一统夏王朝。 那么，《禹贡》到底是一份“税收清单”，还是一份“水利工程项目清单”？笔者以为，这个问题最是考验历史研究者的智商，挑战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因此，每个文明史研究者都应该先去测试一下。 《禹贡》共有1193字，大禹把天下分作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古人认为，天下是正方形的，其东、西、南、北各有一条山脉包围着，山脉中都有河水流出，这些河流原本都不与大海相连，因此大地上经常会出现壅塞和水患，是大禹通过“治水”工程，把所有河川都联通起来，并使之与大海相连，天下便再无水患壅决之灾。 《禹贡》记载，大禹的“治水”工程从京都（畿）所在的冀州开始，曰： 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鸟夷皮服（像兽皮一样被大禹制服）。（从黄河壶口开始，把漳水、恒水、卫水都打通了，使之流入黄河） 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澭、沮会同……（把济水以下的九条河，以及澭水、沮水、潍水、淄水、汶水都打通了，其中有些河流不属同一个水系，但都被联通起来） 徐州……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厥贡惟土五 色，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泗滨浮罄，淮夷蠙珠、暨鱼、厥篚、玄纤、缟。（主要记载在此地所收实物税的种类、品名） 扬州……三江既入，震泽厎定……厥田唯下下，厥赋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簜、齿、革、羽、毛、惟、木，岛夷卉服。（除了实物税品名，还记载岛夷像野草一样被踏平压服） 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把长江、沱水、潜水、汉水都打通，并与洛水、黄河相接） 豫州，伊、洛、瀍、涧既入于河，荥波既猪，导菏泽，被孟猪……（把伊水、瀍水、涧水、洛水打通，使之流入黄河） 上述这些工程已大得让人匪夷所思，但相比之下，最大的“治水”工程还是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梁州”和东部的“雍州”，其曰： 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旅”即军队，用军队平服） 雍州……导弱水至于合黎，馀波入于流沙。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厎柱，又东至于孟津。（青藏高原上流下来的大河，包括怒江、雅砻江、金川、岷江、黄河等都被大禹打通并串联起来，使之既可流到南海，也可流到西部沙漠中，还与西辽河（黑水）连接，使之可流入渤海！） 笔者推算，光雍州一地的“治水”工程，用今天全机械化方式施工，没有一百年休想完成！ 如果你还要坚持认为，大禹确是在“治水”，那么笔者可以肯定地说，你还陷在儒家理论自欺欺人的河沼中拔不出来！ 这个“治水”就是军事征服的代名词，乃是游牧民族一种固有的思维方式。古代蒙古人就有“王子份地”的习俗，在军事征服中得来的土地都要在王子中平分，蒙古语叫作“曲比”，本义是“河水与雌牦牛”，这个“曲”是指奶汁，因为他们平时就以牛奶为食的，它必须能像河水一样源源不断流来。曲比之“比”作动词用的话，意为“分得的河水”。大禹的“治水”正是一种分封土地的行为。 而“治水”中出现的“堵”和“疏”，都指军事征服，敌对部族或被迁徙或被流放。如此《禹贡》的最后才会出现这样的话：“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意思是说，士大夫的采邑方圆一百里，男爵封土达二百里，诸侯王达三百里。所有这些都与水利工程没有任何关系。 基于《禹贡》与水利工程无关，它是一份“税收清单”的事实，我们有理由推测，夏禹原本就是以“弥药”自称的，只是没有被记载下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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