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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耕望（1916—1996），名德厚，字耕望，号归田，安徽桐城人，著名历史学家，以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和历史地理研究蜚声史坛。严耕望师从国学大师钱穆，是钱穆先生最欣赏的弟子。 194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曾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及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中国文化研究所、新亚研究所研究员、教授。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耶鲁大学客座教授。1970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唐代交通图考》、《唐仆尚丞郎表》及成名作《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等专书共7种，论文40多篇。以治学方法严谨闻名，被余英时称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严耕望一生淡泊名利严耕望终身以“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为座右铭，并认为“后六个字极不易做到”，而做不到即不能成为一个“坚强纯净的学术人”，也不要想在学术上有较大的成就。
1964年，严先生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聘，担任新亚研究所导师。据他的学生回忆，中大当时给高级讲师的举家旅费是坐飞机的标准，而严先生一家则改乘轮船抵港，节省下来的钱以贴补家用。事实上，来港前严耕望的生活已经相当窘迫。当时，在香港高校任教薪金要高出台湾好几倍，然而严耕望赴港更多是出于对老师钱穆的支持，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淘金”。在港期间，为了专心于《唐代交通图考》和《国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和著述，严耕望一如既往地坚持史语所时期的“三不原则”——不兼课、不参加任何活动（包括学术会议、演讲）、不写普及性文章赚稿费，理由是花费时间太多，所得不偿所失。 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有讲座教授一席空缺（香港的大学采用英国制度，每一系只一位“讲座教授”，且为终身制，其余全部为讲师），当时已经是“中研院”院士的严耕望众望所归，然而由于讲座教授需兼行政，而行政工作在他看来对学术研究颇具“杀伤力”，故而这一在寻常人看来能名利双收的位置最终还是被严耕望婉言谢绝了。直到65岁退休，严耕望在香港中文大学还只是一个高级讲师。余英时在《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一文中说，严先生在名利面前这种“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治学的勇猛精进、锲而不舍，恰好互为表里、刚柔相济。这或许就是钱穆先生认为聪明人最缺的“毅力与傻气”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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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左至右：严耕望、钱穆、余英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