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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父亲的翻版 2007年作者和父亲在长城 晨之风 农历十月初九日是父亲的生日，每到这一天我都会忙里偷闲，不管身在何方，我一定要回到故乡，陪父亲吃顿饭，说说话，回忆回忆过去的岁月。回首往事，我越来越感受到，在我的成长路上，我越来越像我父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就是我父亲。 父亲生于1942年，那个时候正是日本人蹂躏中国的时期。兵荒马乱里爷爷带着父亲在周家口东躲西藏，在居无定所里度过了好多惴惴不安的日子。童年的父亲命运多舛，尤其是十五六岁的时候，得了一种莫名的肚痛病，痛起来满地打滚。本来正是身体发育的大好时机，父亲却被疾病占去了大好时光。身体发育受到了影响，个头明显低于其他同龄人，使得父亲成了爷爷六个儿女当中个头最低的一个。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生在红旗下，学习很勤奋。据上一辈人讲，父亲脑瓜很聪明，成了同龄人当中学习成绩最好的一个。后来考上了洛阳电力学校，但是很不幸，那个学校因为国家遇到了困难，据说是国家三年困难。父亲说，国家为了偿还苏联外债，学校办不起来了，最终解散了，父亲只好无奈回到家乡务农。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农村知识分子还是大有用途的。父亲是个辍学的中专生，尽管没有正式的文凭，回到家乡还是很受高抬的。于是，父亲在大队里参与了几乎是知识分子要干的好多活计。大队里的5406菌肥制作以及各种试验田管理，父亲成了好多人眼热的技术员。 大队虽小，但是官场里的斗争似乎也是五脏俱全。父亲压根儿不是从政的料儿，看到不平的事情，他爱说真话，这些真话其实不能说。有些时候，说真话很讨嫌。尤其是一些领导大实话他们都不爱听的，父亲的行为让一些领导很难看。于是他们使出了一些阴险的招数，想方设法阻止父亲进步。父亲原本可以在大队里有一席之地，这是父亲很自信的地方，但是父亲最终处处受排挤。在官场里说真话后果其实是很严重的，这个潜规则其实好多人都懂，只不过一些人换上了奴颜，慢慢适应了现实，活了下去。不识时务的人最终被淘汰了，父亲就是属于不识时务的人。 父亲的自信和底气来源于自己掌握的技术。他精通几乎各种农业种植技术，又有着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成了公社里出外巡讲农作物种植技术的农技师。自古以来的领导看中的是奴性，喜欢的是奴才，再有才华不听领导的安排，一定要受到惩戒，这是千古不变的定律。父亲当然也知道这一点，但是天生的性格使然，他不愿做一个没有骨头的人，于是干脆辞去职务改做民师了。干了几年民师的父亲感觉到了生存的艰难，分田到户后，父亲分到了自己的土地，为了追求自己的独立生活，民师也不干了，专心致志种起地来。 父亲没有经历过正规的科班教育，也许不懂得什么叫做“独立人格，自由精神”，但是父亲的行为着实是向往光明自由的。我是个老七零后，童年没什么娱乐方式，而父亲的存在大大丰富了我的童年。父亲不知道何时看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还有其他后来才知道其实都是冯梦龙的作品，当然还有似乎是取之不尽的聊斋故事。现在想一下，父亲是语言的高手。一篇故事他能用通俗的语言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父亲辈分高，我们家里是个饭场儿，每到吃饭时，周边的邻居会端着饭碗汇聚到我们家里，夏天里都是席地而坐。父亲成了意见领袖，有理有据，侃侃而谈。饭场里的人听得津津有味，忘记了吃饭，成了父亲的铁杆粉丝。我不知道为啥父亲的脑子里装有那么多神奇的故事，于是饭场也成了我求知的课堂。 父亲靠着有点文化，在农村竟然成了远近一方的“文化名人”。附近村子里的在外打工的人，那个时候都是靠写家信沟通信息。写家信其实是最基本的文字表达，但是由于当时能够写家信的人太少了，于是父亲成了一方写家信的高手。小时候，我经常见邻村的一些人拿着纸和笔，有得还带着香烟，到我家来，求我父亲给他们写家信。不管家里多忙，父亲都会推却一切事务，母亲有时候很是不理解。父亲先和前来求写家信的人话家常，问他们到底想表达什么意图，问清楚之后，开始疾书，很快可以写满两三页稿纸。写完之后，父亲还要读一遍，看有疏漏的信息没有，直到对方完全满意，才算是完成了家信。幼小时的我蹲在旁边，看父亲给别人写家信，现在来看，那似乎也是家教。父亲不是什么文字工作者，但是在我心里播下了文字神圣的种子，这对我今天走上文字的道路不无联系。 父亲在村里不是什么干部，但是村里的一些重大事情父亲还是会被推举出来，帮助大队做一些文字工作。父亲似乎很善于揣摩红头文件和“两报一刊”的意图。接触后，他可以立即行动起来，把最高指示贯彻到基层群众中去。文化大革命时期，父亲写了好多宣传发动群众的大字报，那些都是给生产运动鼓劲的。大队下辖好几个村庄，父亲成了名副其实的笔杆子。我想这一点我似乎是继承了父亲的遗传基因。 父亲在日照留影 父亲骨子里爱伸张正义，这个成语是用的似乎有点大了。大概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们这里因为种植芦笋和周口罐头厂发生了纠纷，其实责任都在周口罐头厂。农民辛辛苦苦把芦笋卖给了罐头厂，但是罐头厂拖欠农民应得的芦笋欠款。那时候我们一个大队几百户人家就是靠芦笋养家糊口，农民去讨账，罐头厂想方设法拖延，眼看过年了，欠款还是遥遥无期。后来几个村庄的农民被激怒了，组成了浩浩荡荡的上访队伍，一下子包围了周口市政府，市政府看事情闹大了，赶快表态答应无论如何要发农民部分欠款，让农民过年。市里给还属于淮阳的我们村施加压力，意思是不要扩大事态，因为稳定压倒一切。县里的政法书记还有人大的一个副主任也来到我们村，目的是安抚老百姓不要闹事。村里的老百姓毕竟没见过大世面，县里来个领导，这可不是小事，他们都很害怕，这大概是过去个别干部作风不正确把他们吓怕了。经过商量，大家推举父亲作为民意代表，与县里来的官员交换意见。会谈还是很顺利的，因为拖欠农民辛苦钱与法理说不过去。父亲与他们据理力争，事理面前县领导只得听从大家意见，后来不到半年，欠款全部偿还完了。以后还有几件事情，我感觉父亲虽然身材瘦小，但是内心还是很强大的，他的自信源于自己占据了真理的制高点。 而今的父亲因为拆迁一连搬了两次家。我感觉这对他伤害很大，尽管政府做了大量疏导安抚工作，但是还是不能抚平他心灵的创伤。他太恋旧，一些伴随了自己多年的农具舍不得丢下。飞速城市化进程中，父亲和母亲成了无处栖息的留鸟。他们不习惯城里人的生活，但是又不得不融入城里人的生活。已经七十六岁的父亲，我们阻拦不住他，原本让他享清福，但是父亲一直坚持自己是劳动的命，一旦停下来会很快衰老，身体会出大毛病，还是运动着好些。我们没法，只有顺着他来。他和母亲揽了一个环卫工的岗位，替换班算一个人的岗位。父亲说这个活很好，文昌大道和武盛大道绿化的很好，他们在那里扫地，其实是享受生活，其实是锻炼身体。 在我心里，父亲的心态是最好的，我没有见过父亲因为困难掉过眼泪。回顾自己的成长道路，父亲不仅是我的第一个老师，更是我一生的老师。周口作家的翘楚也是文学界的前辈刘庆邦先生大概是2017年出版过一本纪实小说，叫做《我就是我母亲》，他曾经签名赠送给我一本。忙碌的日子里，我几乎是含着热泪读完了这本日记体小说。在书里，刘庆邦先生的一片至孝大爱之心深深地打动了我。读完刘庆邦先生的《我就是我母亲》，我一度感动得泪流满面。于是有一种冲动，想写父亲的一生。父亲尽管不是什么伟大人物，但是他从民国走到今天，历经各种艰难困苦，可谓多灾多难。尤其是父亲和母亲在困难的日子里，相互依靠着，苦苦支撑着，让我们这个家庭一路走过来，走出了今天我们家庭相对比较安定的天地。 人的一生感恩的人应该说很多，我们的人生其实就是一场感恩之旅。在感恩中我们慢慢懂得事理，我一直认为，没有感恩之心的人，与禽兽何异？乌鸦有反哺之义，羊羔有跪乳之恩，活着的人一定不能留下“子欲养而亲不在”的遗憾。生活的坎坎坷坷伴随着我们，生存不易。走过风风雨雨，我越来越感觉到，我的存在就是践行了父亲的人格，我其实就是我父亲的翻版。 ——2018年11月17日星期六上午 2010年，作者和父亲、小儿子在青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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