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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谈到国产青春片时我们不必再微微苦笑、无奈摇头，或暗叹：电影院里没有青春，而自己的青春又被狗吃了。 胡波的遗作《大象席地而坐》，展现了河北落魄小城中迷茫青年的无望期待和无所适从。2019年3月15日《过春天》上映，来自中国导演协会（CFDG）青年导演扶持计划的新人导演白雪，用她的处女作为中国的优秀青春片的队列再添一片新瓦。 与前三部聚焦内陆少年成长的作品不同，白雪的这部《过春天》更具国际视野地将故事背景置于了深圳、香港两座城市之间。白雪的这一特殊的取材角度，可能是受到了她十分喜爱的作品《边境杀手》的影响，因为片中展现的美墨交界的蛮荒地带肃杀、残酷的氛围给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当然《过春天》中的“双城记”的上演，也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必然。因为在谈到创作初衷时，白雪说自己是深圳人也会说粤语，从小就是看着香港的影视剧和杂志长大的，也曾频繁来往于两个城市之间，对两边都有很深的感情。所以在有能力和机会制作自己的作品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故事。 新的切入角度总能揭示新的问题，《过春天》以往返于深港两地的学童为线索连接起两座城市，间接反映双方在制度和文化上的冲突和矛盾，进而为影片进行更深层次的现实反思提供了可能。 故事的主角，16岁少女刘子佩在她的香港同学口中被称为“单非仔”，这并非是一个特殊的诨名或外号，它事实上代表了一大批每日往返于深港两地求学的“跨境学童”。每天早上，他们与内陆的孩子一样从家离开乘班或地铁前往学校，只不过中间要经过一次海关，它像一条清晰的分隔线，将家庭与学校，过去与未来，无聊与刺激分划两边。 说起“跨境学童”，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个名词“赴港产子”，因为前者恰恰是后者的产物。事实上，受香港优厚福利政策和更高发展平台的吸引，内陆孕妇赴港产子的现象一直以来从未断绝。父母仅一方是香港公民的孩子，被称为“单非子女”，而父母双方都不是香港公民的孩子，则被称为“双非子女”。但在2013年，香港政府迫于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条件的限制，针对父母双方均非香港公民的子女出台了“零配给”制度，因此“双非子女”也成为了一种历史现象。 片中的主角刘子佩出生在“单非家庭”，她父亲是香港人，母亲是深圳人。从片中细节我们可以发现，她父亲（勇哥）在香港其实早有家庭，甚至已经当上了爷爷。刘子佩的出生可能只是他与阿兰一时激情的结果，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的生活重心自然不可能放在身在大陆的刘子佩娘儿俩身上。 每日往返于深港两地的佩佩总愿抽空陪父亲坐坐，她想与父亲亲近，但这个男人能够给予她的也只有一壶清茶，几张作为抚养费的港币和一顿没有真情交流的午餐。在香港没有她的家。返回深圳后的刘子佩，又不愿面对和狐朋狗友通宵埋头牌桌，迷信庸俗的母亲。这个在诞生前就已解体的家庭，又怎能是一个16岁女孩能够弥合的。 刘子佩和闺蜜Jo一直以来心心念念的愿望就是去日本过圣诞节。Jo在学校天台顶上为二人描绘的画面：坐在有纸拉门和榻榻米的房间看窗外的雪，一回身就可以泡到温泉，光想想就让人浑身惬意舒适。 有调查表明，香港人出国游最爱去的地方就是日本。一来距离近机票便宜；二来香港居民去日本永久免签；这第三，就是可以见到在亚热搭季风气候的香港难得一见的雪，这也是刘子佩一直以来的愿望。 成长于单非家庭的刘子佩早早养成了坚毅、独立的性格，在实现愿望的过程中，她不愿接受来自任何人的帮助，即便是父母。所以她在16岁生日当天干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去打工，而不是与好友庆生，另外她也早早就经营起一摊自己的小生意——手机贴膜。虽说她粤语讲的也不差，但“单非仔”的身份总让她在同学们面前表现得内向、腼腆，唯有对闺蜜Jo除外。所以，她小小生意的每次“开张”，都是闺蜜Jo在教室里大声地招揽顾客、讨价还价，而她只是默默地结果手机和贴膜，低下头认真仔细地一张又一张地贴着…… 很显然，在这对朋友关系中Jo是领导者，她划定目标、制定计划、畅想未来。优渥的家境，以及去爱尔兰留学的机会，都让她在刘子佩面前她有着十足的优越感。 Jo带佩佩去朋友的豪华游艇上去参加Party，把她介绍给大家，带她玩游戏，也是Jo带她来姑妈家的豪宅，让她穿表姐的名牌羽绒服，带她看鱼缸里的鲨鱼和后院的泳池。刘子佩虽然拿着香港居民身份证的，却对香港的一切都感到那样的陌生和惊异，这座生活了16年的城市对她毫无归属感可言，不论去哪儿都还要Jo陪伴才感到安心。 所以，这个十六岁的少女在香港街头的身影总是那么步履匆匆，因为这里没有她落脚扎根的地方，唯有坐上返回深圳的末班车才觉得安心。她深知自己每晚都要匆匆返回的那张床，把自己拴住了，让她在另一边学习生活了十六年的城市面前，永远像个“游客”和“打工仔”。 “香港下雪”这个生日愿望虽说是个浪漫幻想，其背后却暗藏着现实的苦涩，即在冰冷的现实面前，寄希望于不可能之事的发生。就像“刘子佩可以不再漂泊，拥有完满的家庭”一样，虽然不能变为现实，但在十六岁的少女看来这个烛光中的愿望，却拥有无限的吸引力，能够激励她在追求幸福的路上勇敢前行。 在一次偶然的生日Party上，刘子佩结识了闺蜜Jo的男友阿豪，这个性格倔强、傲气的男生。聚会结束后，他一面与Party的主人称兄道弟，暗中却转手把晚上准备走私的手机交给小弟；虽然用开跑车带女友回家，却又对喝醉的女友千叮咛万嘱咐别吐在车上，因为车不是自己的。这个初次遇见的男孩留给了刘子佩怪异却又深刻的印象。 后来，在Jo姑妈豪宅的鱼缸面前，阿豪指着缸中的鲨鱼说“要是养鲨鱼能转运，我一定在家里养十条。”香港地处亚热带海域，海湾里确实能够见到鲨鱼，并且香港也是全国最大的“鱼翅”中转枢纽。与内陆不同，鲨鱼应该是香港比较寻常的鱼类。 鲨鱼是一种孤独、敏感、凶残的动物。阿豪为了转运赚钱，不惜“与鲨共舞”。显然，他所秉持的信念是——富贵险中求。这也就解释了，他为什么会积极参与花姐的水客走私活动，因为伴随着高风险的一定是高回报。阿豪绝不甘心在塑料大棚下的大排档里干一辈子，他带者佩佩来到飞蛾山上，第一次把自己的抱负分享给第二个人，不过与《泰坦尼克号》中的杰克相比他的野心是稍稍小了一点，“成为香港之王”就可以了。 从某种程度上看，佩佩和阿豪是一路人。一个是内陆来的浮萍，一个是在夹缝中求生的野草，二者都只有拼命地汲取阳光和雨露才能勉强生存。因此，在Jo、佩佩和阿豪的三角关系中，家境最为殷实、性格开朗、耽于幻想的Jo，反而是在心灵上离他们俩最远的。阿豪和Jo在一起时虽然表面上嘻嘻哈哈，但内心却一直隐忍、压抑，生怕她瞧不起自己。唯有和佩佩在一起时，他能放下一切坦诚相见，不怕自己因为在大排档工作和参与“水客走私”的事而遭到鄙视。
佩佩对阿豪又何尝不是，她在落水被阿豪救起后就已对他暗生情愫。后来，阿豪大方的带她入门“水客”生意，介绍她认识老板花姐，在工作中有对她百般照顾，佩佩只是碍于闺蜜Jo的压力才一直没有表露自己对阿豪的好感。 映后有观众反映，片中的十六岁少女佩佩在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时似乎显得太过成熟。事实上并非如此，佩佩的倘若真的成熟，那她就根本不会因为一点点的经济利益就铤而走险地参与花姐阿豪的走私生意。她在影片中表现出的，仅仅镇定自若的过硬心理素质。这与她的成长环境是分不开的，跨境求学的经历让她从小就奔波于两座城市之间，再加上母亲阿兰在生活上的放荡不羁，又让她很早就学会了料理自己的生活。
于是，当阿豪将佩佩介绍给花姐和一帮参与走私的伙伴后，她很快就与他们打成一片。佩佩凭借自己过硬的心理素质和常年通过海关的丰富经验，第一次带货就完成了“过春天”。随着成功的次数越来越多，佩佩的经验也愈发丰富，她甚至出主意让同伙穿上校服“带货”。遥遥领先的带货量，让昔日的同伴也不得不尊称她一声“佩佩姐”。佩佩眼看着钱箱中日渐增多的钞票，想着马上就能实现的梦想，心中充满甜蜜。 而花姐则在一旁冷眼观察，眼看着这个小姑娘的胆子和胃口都越来越大，她做出了自己的下一步行动：认佩佩当干女儿。在麻将桌旁为干妈摸牌的佩佩，正迷失于虚假的喜悦之中。下一秒，冰凉、黢黑的枪口让她顿时清醒了过来，昔日与自己有说有笑的花姐，竟逼自己走私军火。
惊慌失措的佩佩离开了花姐，面对阿豪的求助她决定再帮他一次。为了一次赚够今后再也不必走私的钱，两人将成捆儿的手机用胶带相互绑在对方身上。郁热的房间中，两人气息相较，彼此都没有多说什么，却都下定了为对方拼死一搏的决心。可惜事情败露，花姐在交货点截住了他们，再度胁迫他们走私军火。正当二人绝望时，警察又及时赶到，让佩佩彻底从“过春天”的美梦中清醒了过来。原来“春天”可以凭借自己的学生身份过的轻轻松松，“成长”的坎儿却要给每个试图蒙混过关的人，狠狠上上一课。
佩佩带着水货机一次次地“过春天”，就像处在青春期追求刺激的少年们一次次地玩火、越界，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都是不正确的。但青春又是允许犯错的，不犯错就能明白事理的人是不存在的。电影的英文名“The Crossing”十分形象，其既是着佩佩一次次越过海关从深圳的家奔向香港的求学之路，也是她单薄的身影追寻梦想的旅途，还指她在青春期成长过程中走过的一段弯路。 片尾的佩佩回归了家庭，还带着妈妈来到了飞蛾山上看香港全景。她虽然没能获得十全十美的家庭，但妈妈至少不再那么无所顾忌，曾经让她厌烦的家开始有了温度，梦想也算实现了一点儿，就像此刻天上忽然飘落的那片雪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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