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秉|再谈郭店简《语丛四》8、9号简与《庄子·胠箧》之关系及相关问题

4月24日，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郭永秉教授将应邀主讲“未名学者讲座”第33讲，题为“先秦思想研究的‘二重证据法’偏好及其文本困境”。该讲主要围绕如何依照传世文献的“摹本”将一片片的出土文献“残片”拼复、归位，尽最大可能解读提取“摹本”与“残片”的信息，进而探讨“二重证据法”的选择与使用问题。与此相关的，今天我们转发郭教授的“再谈郭店简《语丛四》8、9号简与《庄子·胠箧》之关系及相关问题”一文（文章注释省略），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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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郭店简《语丛四》8、9号简与《庄子·胠箧》之关系及相关问题

郭永秉

郭店楚简《语丛四》8、9号简说：

（窃）钩者（诛），（窃）邦者为者₌侯₌（诸侯，诸侯）之门，义士之所廌（荐—存）。

裘锡圭先生在《郭店楚墓竹简》注释中指出：

此段内容与见于《庄子·胠箧》的下引文字基本相同：“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上引《庄子》之文，“诛”“侯”为韵（皆侯部字），“门”“存”为韵（皆文部字）。……

裘先生的注释中还说明了“廌”字古有“荐”音，故可依《庄子》读为“存”。所以，《语丛四》的简文也是“诛”“侯”为韵，“门”“存”为韵。关于《胠箧》的“仁义存焉”，清人王引之曾从叶韵角度提出应作“仁义焉存”：

 “存焉”当作“焉存”，“焉”，于是也，言仁义于是乎存也。……此四句以“诛”“侯”为韵，“门”“存”为韵，其韵皆在句末。《史记·游侠传》作“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是其明证也。《盗跖》篇“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存焉”，“存焉”亦当作“焉存”，此皆后人不晓“焉”字之义而妄改之耳。

王叔岷先生指出“焉为语已之词，可以不计”。可见王氏此说过于拘泥，《语丛四》的出土也无法为王氏的意见提供积极证据。王叔岷、裘锡圭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

值得注意的是，《盗跖》篇跟《胠箧》篇和《游侠列传》明显的区别在于，《盗跖》“诸侯之门，义士存焉”句中的“义士”，在后两篇文献中作“仁义”。对于这种差异，在郭店简出土之前，早有学者进行讨论。刘师培认为：

“义士”当作“仁义”，《胠箧》篇云：“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史记·游侠列传》云：“侯之门，仁义存。”此作“义士”，词迥不符。《淮南·齐俗训》云：“故仕鄙在时，不在行。”《论衡·命禄》篇引作“仁鄙”，《淮南》书误仁为仕，犹此文讹仁为士也。盖“仁义”讹为“仕义”，校者知弗克通，因更易其文，倒字舛词，冀通其句，幸有《胠箧》篇以正之。

王叔岷先生同意刘说，并引《史记·货殖传》“人富而仁义附焉”为旁证。郭店《语丛四》相关简文正作“义士”而不作“仁义”，让人们自然而然对刘说引起怀疑。据我所知，庞朴先生大概是最早注意到这一问题的学者。庞先生对《语丛四》8～9号简发表了如下一段意见：

这段话好像熟知，盖鉴于其中有一个词为大家所不熟，那就是“义士”。我们知道类似的一段话出在《庄子》，其末句为“而仁义存焉”。“仁义存焉”的矛头，是直接指向儒家去的，“义士”则不然，它指的是诸侯之门的那些鸡鸣狗盗之徒，而这在当时是普遍的事实。

两相比较，竹简的义士句像是原始状态，因为这四句话，“诛、侯”为韵，“门、存”为韵，其韵皆在句末，王引之早已指出。那么，《庄子》上的“仁义存焉”，显然是后来改的了；改动者未必是庄周，时间也不必在当时，但改动的事实表明，儒道的关系，不复开始那样和平了。

关于王引之提出的韵脚问题，我们前已引王叔岷、裘锡圭先生的意见加以否定，所以韵脚在句末，似乎不成为《语丛四》早出的证据。另外，仔细体会庞先生的意思，他似乎主张《胠箧》本来也应作“义士存焉”，今本作“仁义”乃经后人改动。这恐怕是不合《胠箧》文义的（详后文）。庞先生文中没有提及《盗跖》之文的“义士”（庞先生文中已引王引之的意见，所以自然不会没有注意《盗跖》之文），似为偶疏。但从他的论述可以看出，《语丛四》的“义士”自可讲通，不应视为讹误，是很明显的。《盗跖》篇满苟得说了“小盗者拘”几句之后，紧接着讲：

昔者桓公小白杀兄入嫂，而管仲为臣；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论则贱之，行则下之，则是言行之情悖战于胸中也，不亦拂乎！故《书》曰：“孰恶孰美？成者为首，不成者为尾。”

《盗跖》篇的作者认为管仲、孔子这些人内心虽然看不起齐桓公、田成子，实际行为却委身为臣，因此管仲、孔子无疑就是满苟得所说的依附于“诸侯之门”的“义士”。刘师培将《盗跖》的“义士”改为“仁义”，不但不能得到出土文献的证明，也和《盗跖》的上下文义不合，显不可从。

胠箧图

最近李学勤先生发表了《从郭店简〈语丛四〉看〈庄子·胠箧〉》一文，也认为《语丛四》“‘义士之所存’语意欠通，疑本作‘仁义’，‘仁’字讹为‘仕’，又误倒转写成‘士’（原注：楚文字‘仁’写法不同，误写当在其他地区。）。”与刘师培说基本一致，恐怕也无法成立。李先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

如果上面所说不错，《语丛四》该简（引者按，李先生此文误以8、9两简为9号简）同《胠箧》简直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知道，郭店简《语丛》乃是当时各家著作的摘录本，例如《语丛一》录引《坊记》，《语丛三》录引《论语·述而》。那么《语丛四》的这段话，也应该是录引《胠箧》。

细读《庄子》的《胠箧》全篇，逻辑结构十分紧密，“窃钩者诛”这一段乃是对前半篇的综括小结。……前后一气贯通，足证“窃钩者诛”一段是《胠箧》不可分割的部分，不是从他处引来。《语丛四》所录引的，正是《胠箧》。

……既然《语丛四》录引了《胠箧》，《胠箧》的成篇就一定要早于公元前300年。

即使我们忽略《语丛四》和《胠箧》存在的不同，仅据《胠箧》逻辑严密、“窃钩者诛”一段在文中不可分割等事实，也不能必然得出其他古书与此有关的内容一定就抄自《胠箧》的结论，也不能必然得出《胠箧》之文并非从他处引来的结论。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因为各书的相关内容完全有可能皆有同一来源，而不是简单的谁抄谁的关系（对于像“窃钩者诛”这种类似格言警句的话，尤应如此）。为了说理透辟，《胠箧》的作者自然要使得上下文逻辑紧密，《盗跖》何尝不是如此呢？按照李先生论证的逻辑，为什么不能说《语丛四》是抄《盗跖》呢？

其实李先生已经注意到把《胠箧》年代提早所要碰到的一个疑难问题：

《胠箧》列于《庄子》外篇，近代学者多以为晚出。最主要的原因，是篇中论及田成子的这样几句话。

……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

关于“十二世有齐国”，历来有多种解释。唐成玄英疏云：“田成子，齐大夫陈恒也，是敬仲七世孙。自敬仲至庄公，凡九世知齐政，自太公至威王，三世为齐侯，通计为十二世。庄子宣王时人，今不数宣王，故言十二世也。”此说本于陆德明《经典释文》。《先秦诸子系年》批评说：“敬仲奔齐，岂得遽谓有齐国？”是切中要害的。

《先秦诸子系年》采用司马贞《史记索隐》的说法，认为十二世应由田成子起算，依古本《纪年》，在《史记·田世家》世系中增加悼子、侯剡二世，于是十二世是成子到田齐的最后一君王建（参看附表）。这样说来，《胠箧》竟应该是战国末，甚至更晚的作品了。

李先生对此提出了解释：

现在知道《语丛四》简已经录引《胠箧》，《史记索隐》的解说肯定是不对的。原来，“十二世有齐国”这句话可以有不一样的理解：一种理解是田氏十二世（原注：此处“世”指继位者，不是辈次。《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齐懿氏卜妻陈完，其妻占辞“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世”也是指继位者数。），世世享有齐国；另一种理解是田氏自入齐以后，十二世始有齐国。由陈完起算，第十二世正是始立为诸侯的太公和。田和列于诸侯，是公元前386年，所以《胠箧》这句话与其写成年代并没有什么矛盾。

上述解释盖略本于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之说。朱氏在此书“（晋敬公）十二年田悼子立（《史记·田完世家》索隐）”条下云：

《索隐》曰：悼子卒乃立田和，是庄子后有悼子，盖立年无几，所以《系本》《史记》不得录也（案悼子立三十六年，不得云“立年无几”）。而庄周及《鬼谷子》并云：田成子杀齐君，十二代而有齐国。今据《系本》《系家》，自成子至王建祇十代，若如《纪年》，则悼子及侯剡卽有十二代。右曾案：庄周当齐威宣之时，鬼谷书苏秦所述，不应豫知愍、襄、王建。据本书齐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田之称侯自剡始，则有齐国者当亦指剡，自剡以前有十二世也。考敬仲完生穉孟夷，夷生愍孟庄，庄生文子须无，须无生桓子无宇，无宇生僖子乞，乞生成子恒，恒生襄子盘，盘生庄子白，白生悼子，悼子生田和，和生剡，适十二世也。

朱氏未数“桓子无宇”后的“武子开”一世，故比李说延后一世至侯剡。对于此说，钱穆先生已有批评：

信如其说，当曰：“田成子弑齐君，五世而有齐国”，乃为近是耳。不然，自敬仲至剡，则十二世始有齐，不得谓田成子弑君，十二世有齐也。

上文引及李先生文，谓《先秦诸子系年》批评《经典释文》之说时所讲“敬仲奔齐，岂得遽谓有齐国”为“切中要害”，却没有引钱先生紧接着说的“且《庄子》文明自成子起算，岂得远引敬仲”一句。其实钱氏批评《经典释文》之说的出发点和批评朱右曾说的出发点，正是一致的，恐怕也不是没有“切中要害”。上引李文有“最主要的原因，是篇中论及田成子的这样几句话”一句，说明李先生并非没有意识到这段话说的都是与田成子有关的事情。正如李学勤先生指出的那样，《胠箧》全文逻辑结构紧密，绝不需要像《经典释文》和《汲冢纪年存真》那样，作奇特而不合逻辑的理解。近世研究《庄子》的学者，对“十二世有齐国”的说法，亦多不同意见，如俞樾校改为“世世有齐国”，严灵峰校改为“专有齐国”，都缺乏足够根据；但他们对《胠箧》文意的理解有一个共同点，即“十二世有齐国”说的就是田成子的事情。文章所要谈的是田成子篡齐带来的种种危害，作其他理解都是不合适的。

田齐世系图

在战国古书中也有不少明确的证据可以说明，在战国人心目中，就是把田成子作为田氏专有齐国的第一人：

田成子所以遂有齐国者，颜涿聚之力也。（《韩非子·十过》）

以今时之所闻田成子取齐，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郑，单氏取周，易牙之取卫，韩、魏、赵三子分晋，此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韩非子·说疑》）

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齐国。（《吕氏春秋·长见》）

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国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吕氏春秋·似顺》）

《吕氏春秋》是战国晚期的作品，《似顺》谓田成子“有国至今”，不正是《胠箧》“十二世有齐国”的最好注脚吗？学者多据《胠箧》的这段话判断其成书时代较晚，应在战国晚期，是庄子后学的作品，无疑是合理的。

李学勤先生论《胠箧》著作时代应提早，似乎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目的：

把《胠箧》的时代定在公元前300年以前，可以得出非常重要的推论。

读过《胠箧》都知道，该篇的思想观点和许多词语是由《老子》引申而来。……

《胠箧》有“绝圣弃知，大盗乃止”，系袭自《老子》第十九章“绝圣弃智”以至“盗贼无有”一段，实际上，《胠箧》前面大半篇都是从《老子》这一章脱胎而来，对读两者，就不难看清楚，《胠箧》既然作于《语丛四》之前，当时《老子》该章本为“绝圣弃智”，是必然的。

然而，正如大家所熟悉的，与《语丛四》同出的《老子》甲本，一开头便是与传本第十九章对应的一章，其首句“绝圣弃智”却作“绝智弃（辩）”，由之引生种种讨论，以至影响到早期道家与儒家是否有思想分歧的问题。前些时候，我曾有小文，提到竹简这一章乃是当时窜改。现在由《胠箧》时代的判定，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我们理解，李先生是把《语丛四》作为定点，通过《胠箧》这个中间环节，推论今本《老子》早于《语丛四》；而李先生又以《语丛四》与郭店《老子》甲组同出，著作时代相同，所以今本《老子》应早于简本《老子》。

我们上文已经指出，《语丛四》抄《胠箧》这一点无法坐实，从对“十二世有齐国”的解释看，《胠箧》早于公元前三百年的结论也不能成立，所以李先生的论证是有问题的。退一步说，即使《语丛四》是抄自《胠箧》，《胠箧》的著作年代也确实早于公元前三百年，这也只能说明郭店《老子》下葬之前的道家某一派别已经提出了“绝圣弃智”的主张，也可能《胠箧》的作者确实看到了作“绝圣弃智”的《老子》本子，但这也不能充分证明《老子》的本来面貌就是如此；也就是说，不能由此判断郭店《老子》没有保存《老子》原本面貌。其中道理也很简单，不能因为郭店《老子》和《语丛四》同出，就认为郭店《老子》的著作年代即一定是公元前三百年而非更早。

裘锡圭先生很早就曾指出：

究竟是《胠箧》篇作者所见到的《老子》已是经过窜改的本子呢？还是《老子》的窜改就是受到《胠箧》篇的这种思想影响的人所进行的呢？这是今后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

这前一种可能性恐怕是李先生所没有考虑到的。

关于今本《老子》的“绝仁弃义”和“绝圣”究竟反映的是《老子》本貌，还是后人修改的结果，裘锡圭先生近年已有专文详细辩证，他的结论是：

根据《老子》的思想体系和其他线索来看，今本十八章和十九章开头三句是经后人修改的，简本则应该是反映原本面貌的。

裘文论据坚强，我认为上述结论是正确的。关于《胠箧》之文，裘先生也已指出：

罗根泽《庄子外杂篇探源》认为《骈拇》、《马蹄》、《胠箧》、《在宥》诸篇属于一派，“为战国末年左派道家所作”。这是很有道理的（但“战国末年”似以改成“战国晚期”为妥）。这一派既主张“绝圣”，也猛烈抨击圣人。在他们那里，“绝圣”的“圣”和“圣人”的“圣”是统一的。《胠箧》既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又说“故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知道，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跟今本《老子》十八、十九章相当的文字已和今本基本相同。裘锡圭先生认为，这种“修改大概发生在战国晚期”，并肯定了不少学者认为这种修改出自以《庄子·胠箧》等篇为代表的、激烈反对儒家的老庄后学之手的意见。看来裘先生对于上面提到的这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倾向。对于这一意见，我觉得似仍有考虑的余地。

我认为上引李学勤先生文指出的一点确是事实，即《胠箧》思想观点和词语多为引申《老子》。《胠箧》的“绝圣弃知”，也有可能是引自《老子》。我们似乎不能完全否认《胠箧》写作时，已经看到过经窜改的《老子》的可能性。上文已经说明，《胠箧》的著作年代应从旧说排在战国晚期（王建的即位年是公元前264年，可大略视作其著作时代的上限）。郭店《老子》下葬的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大致可定为公元前三百年左右。如果把《胠箧》的这种激烈反对儒家的老庄后学的思想，看成是在公元前三百年之后的几十年中迅速兴起的新思想，而这种新思想又在战国晚期迅速得到人们的认可，并导致以郭店《老子》为代表的《老子》原本被窜改成帛书本和今本的面貌，就未免有些突然。我们如果不被现在看到的郭店《老子》这种原始的本子局限住的话，不妨可以设想，在郭店《老子》下葬时代的同时甚至更早一些，所谓“左派道家”的思想其实已经出现，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当已出现了经过窜改的《老子》本子，而成书于战国晚期的《胠箧》等篇只是把这种思想发挥到极致的作品而已。也就是说，《骈拇》、《马蹄》、《胠箧》、《在宥》等四篇，只是战国中期已经兴起的“左派道家”学说在战国晚期的汇编、总结。简言之，我认为裘先生所提出的两种可能性，其实并非截然对立、不可调和。只是裘先生提出帛书本和今本《老子》是“受到《胠箧》篇的这种思想影响的人”窜改的说法，似是把《胠箧》的成书和与《胠箧》等篇有关的思想产生作用看作必须有因果关系、先后顺序的事情，造成了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不过我们上述所说也只是没有多大根据的猜测，是否合理有待进一步研究。

最后附带谈谈庞朴先生提出的“义士”和“仁义”之异所反映的问题。裘锡圭先生在好几篇文章中都曾指出，《老子》以仁义为低于道德的境界，但对仁义却并不持否定、鄙弃的态度。其说极是。《胠箧》则说“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对“仁义”的鄙弃与其整篇所反映的“左派道家”的思想是统一的。《盗跖》和《语丛四》作“义士存焉”和“义士之所存”，其中的差异，前引庞先生文认为反映出儒道两家思想由和平到对立的变化。这却似乎不能成立。《盗跖》篇同样激烈反对儒家，唾骂孔子，即可证明。所以，说“仁义存焉”也好，说“义士存焉”也好，义各有当——《胠箧》篇说的是“不仁不义者”“窃仁义之名，以行不仁不义之实”的事实，而《盗跖》篇说的是“义士”自觉依附行为丑恶的窃国者的事实，这似乎只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并非儒道对立后产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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