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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成功，是一路的忍耐、一路的挨骂，步履蹒跚跌跌撞撞闯出来的。按他自己的话说，“ 坚忍实干是立志之诀。” 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这样写道: “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 身为读书人，曾国藩虽有才干，可在官场之上仍饱受排挤。成立湘军后，虽有王闿运等人三番四次劝其称帝，不过，深知 “ 秀才起兵，十年不成 ” 的曾国藩显然不为所动。究其原因，不外乎这样的举动毫无胜算可言。  湘军人员是勇，而非兵，清代制度上不允许其保留 清代光绪以前，经制兵包括八旗和绿营两种。 在康熙朝平定三藩时，八旗兵多已不能作战。这期间，绿营渐渐被寄予厚望，成了主要的军事力量。 绿营之兵，与明朝之军相同。明朝之军是国家经制，自有军籍，分驻卫所，永久定居，世代为军。而清代的绿营兵也继承了这种制度，即“ 世兵制 ”。  不过，到了嘉庆初年，绿营兵的战斗力也下滑严重，就连平息白莲教也显得力不从心无力应付。 唯一的办法，只好在民间招募，补充 “新鲜血液”，招募来的，被称作 “勇”。 “勇” 和 “兵” 的区别在于，勇为战时临时招募，来自民间，附于兵之下作战，战事完毕即遣撤回籍。为此，嘉庆皇帝曾作出批示，“ 将来搜捕事竣后，自应妥为解散；或优给赏需，令各回原籍自谋生理，此为正办…。” 曾国藩组建的湘军，是 “勇” 而非 “兵”。据《江忠烈公遗集》记载，咸丰三年十月创立湘军之时，就已虑及将来遣散的问题。按清代制度，军务告终，统帅必须遣散其军，缴回钦差大臣官防，这是军务之正规。 然而，即便曾国藩拒绝遣撤湘军起兵反清，也势所不能。  师出无名 湘军建立，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忠君保囯。天京一役，湘军死伤惨重，以“ 惨烈 ”形容并不为过。湘军将士早有被遣散的心理准备。攻陷天京后，人心思归，战斗力大打折扣，队伍并不好带。 若此时曾国藩决定起兵反清，士兵能否卖命尚未可知。更糟的，是曾国藩师出无名。此举不仅大逆不道，成败还是个未知之数。而从湘军分离出去的左宗棠楚军、李鸿章淮军也未必跟随。 反叛历来为皇家大忌，反叛者向来承担最重的刑罚。清代在刑罚上，不仅保存了历代留存下来的 “五刑制度”，更在此基础上，还增加了发遣、迁徙、枷号、凌迟、枭首、戮尸等一系列的酷刑。 至少，保留了足够的阻吓作用。这还不算，曾国藩的湘军最为致命的，是起兵后，将面临四面楚歌、孤军作战的窘境。  四面楚歌 若曾国藩起兵反清，在清廷的眼中其性质已发生质变，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 “ 反贼 ”。按当时的情形看，天京一役后，太平天国在各地的余部尚有三十万之众。 太平天国的这批部众与湘军可谓不共戴天，必然会与湘军死磕到底。由于形势发生逆转，清廷的态度亦会发生转变，或任由太平军与湘军自相残杀，再坐收渔翁之利。 而在中原，清政府早布有僧格林沁的一支精锐骑兵。而湘军中，却没有设置骑兵，若与僧格林沁部交战，以步兵见长的湘军，没有必胜的把握，甚至还可能落于下风。 不仅如此，北方还有东西捻军虎视眈眈，西北和西南的回部起义仍在继续。更让曾国藩不敢轻举妄动的，是清政府已得到了以英国为首的外部势力的支持。 纵然曾国藩的湘军有三头六臂，也架不住四周的强敌环伺。当此情形，恐怕师出无名的湘军一举义旗便成败局。 一向行事谨慎的曾国藩，对于是否反清？必然经过深思熟虑权衡利弊，在明知胜算全无下，就算他真有这个心，也没这胆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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